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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2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


中国中产的问题,在于除了生活方式的骄傲,没有其他更有力、更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他们并没有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也没办法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成都一家星巴克里,有进来喝咖啡的大妈,让一位外卖小哥“出去”,认为他不配在这里。外卖小哥说,自己送了很多杯咖啡了,怎么不配?大妈怒吼,称小哥污染了星巴克的空气。此时店员介入,把大妈请出了咖啡馆。

网友普遍认为结尾“很舒适”。网上一片对大妈的攻击和嘲笑,此事也就消失云散了。事实上,这是值得记录的一幕,毫无疑问,它反映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某种困境。

▌星巴克和更好的生活

星巴克再次获得普遍赞扬,这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爽。因为这个“外企”维持了某种社会的正义。星巴克,更早些时候还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共同创造了“城市生活”的某种标准。比如,对每一个顾客都很尊重;提供高水平的卫生间。

我甚至感觉,成都的星巴克(大妈哄闹也是发生在成都)比纽约更好。纽约星巴克很多没有卫生间,有卫生间的也都锁了起来,你要消费或者向店员询问一个密码才能进入。

这说明星巴克在纽约没啥“引领作用”,而在中国的城市,星巴克仍然有价值观方面的追求。它不仅是卖饮料,也提倡某种生活品味。

我还记得2008年我第一次进入星巴克的情景。那是在成都的盐市口,对菜单上的东西我一无所知,随便点了一杯卡布奇诺。那是办公室雀巢速溶外,我喝的第一杯咖啡。我感觉自己和星巴克格格不入,非常紧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带着电脑。

几年后网上流传一篇文章,表达了我这种“小镇做题家”的自卑和愤怒。那篇文章的标题我已忘记,但是主题清晰,“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以一个上海大学毕业生的口吻讲述自己在城市的奋斗史。那是“爽文”,主人公非常成功,他在大城市有自己的宏伟目标,对那些经常去咖啡馆的同学有一种敌意。

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不讨厌咖啡了。尤其在我刚开始给媒体写专栏的时候,非常喜欢去星巴克,因为那里有适合我身高的、很舒适的桌椅,也比较容易连接电源。

2023年冬天,成都这位大妈的表现,其实是从另外一侧表达了“大学生”的困惑:那个分界线确实存在,喝咖啡确实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只不过她的表现比较病态罢了。

▌为“生活方式”着迷的新中产

还有一个事实大家忽略了,小哥只是说自己送了很多杯咖啡,并没有说自己喝了。一杯星巴克咖啡30元左右,每个人都喝得起,但是外卖小哥要辛苦挣钱,未必会舍得消费。

像那位大妈这样思考问题的大有人在:每个“阶层”的人,应该做符合自己阶层水准的事——在中国,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领域。

过去20年,中国大城市营造出一种被称为“士绅化”的新生活:强调审美和趣味,包括进影院看电影、国外旅行以及咖啡馆为代表的有审美意味的新空间。这种生活方式,不但和中国传统乡村不同,也和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不同。

这就是“中产生活”。“中产”现在是一个暧昧的、有时候让人发笑的词。它已经不太正面,完全不像2005年前后刚在大众媒体上流行时那么正面。很多人对“中产”的定义,都让人吃惊。比如“有千万资产、千万存款、无负债”,这样的标准,即便是在纽约曼哈顿,这都属于精英了。

我始终主张按照字面理解,“中产”就是一个中间阶层。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化毫无疑问催生了一个“新中产阶层”,如果不考虑一线、二线城市的区别,也不考虑房价、收入和存款的区别,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区隔:中产人群,正在用消费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喝星巴克,或者瑞幸,都是咖啡,甚至都是连锁店,但是不同的人群;喝雪花、青岛这样的工业啤酒,或者坚持只喝“精酿啤酒”的,也是不同人群;使用苹果手机或者华为手机,则是更有区分意义,这其中消费甚至有了价值观意味。

▌“中产”只意味着消费和生活方式吗?

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中寻求某种身份认同,这不是什么问题,或许也是大部分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有的。

但是,中国中产的问题,在于除了生活方式的骄傲,没有其他更有力、更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他们并没有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也没办法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相反,中产的思想底色,是一种“逃避”。身边有即使按照发达国家标准,也属于“中产偏上”阶层的朋友,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属于“中产”。原因其实非常清晰:人们知道现实中财产保护往往是脆弱的;在中国有钱现在可能意味着某种危险,不如“闷声发大财”;既然现实中的物质享受很容易被剥夺,那就抓紧时间享受。

这更进一步导致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肤浅化和表面化。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成为很多都市人的追求,人们也满足于那个“有品位的自己”的人设。但是,这种“捍卫”通常并不是向上寻求,或者抵抗权力的干涉,而更多针对更弱者,防止底层的“入侵”。

中产对外界和未来可能到来的危险往往恐惧而无能为力,就更加沉迷于“独特生活方式”,希望能和一些志趣相同的人交流,比如,哪一种咖啡更好?哪一个年份的威士忌和红酒更有价值?这甚至可以导致某种消费品的神圣化。在这个意义上,对茅台的崇拜是一种典型,但是并非唯一。

疫情开始后,这种自我认同方式盛极而衰。经常被禁锢的身体和黯淡的经济前景(房屋价格衰退),对中产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他们不再是狂热的“消费主义者”,因为发现过去的购买正在“失去意义”。躺平和一种变味的“极简主义”生活开始站了上风,中产疯狂迷恋储蓄和离岸账户,并且普遍变得沉默寡言。

那位大妈就是“发作”在一个阶层日渐失语之时。她的表现,是一种怨怼和失态,也是对一个群体“失态”的表达。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人站在她这一边,这更说明过去那种建立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认同,是多么虚幻。

题图来自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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