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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佳羽(新公民计划总干事)

​主持人:何能

​全文43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编者按:2023年10月13日,我们上线了透镜LENSWAVE的第五期播客节目:《户籍冰山在融化,教育状况有改观么?》。在这一期节目中,以西安中考“回流生”事件为引,我们与“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讨论了高考公平、教育资源分配、流动人口教育等问题。本文整理自这一期节目的部分内容。


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

 


从高校招生“分省配额”看高考公平
 

​魏佳羽从高校、省教育部层面,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些规则,然后再去分配。比如说,越是重点高校,就越是要尽量去兼顾到每一个分省的招生。相对来讲,省属高校在招生的过程当中,对省内比例肯定会相应地去增加,但是范围到底到多少?因为它不是一个在规则系统下的结果,就只有在招生名额发布之后才能了解到。
 

高校的招生它不是一个总的池子,它会分解到每一所高校实际的招生。至于说每一所高校在每一个省份,它实际的招生名额,其实有非常多的考量。一方面有很多历史的考量,有一些省份的录取比例相对会更高一点,但这种高一点有些时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历史原因造成了之后,它变成了某种事实上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当你再试图去调整的时候,所有的调整都意味着很复杂的一个利益讨论和博弈。
 

然后也有一些距离的考量,比如说南方的大学在北方招生的学生数就会少,北方的大学在南方的招生也少。包括有些时候它也会考虑说,我在你这个省,比如说我今年招20,但我今年报得不好,也许明年它就会调节。最后回来讲,每一所大学最后合在一起,其实才会合成整个省的招生的名额,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各种利益、各种关系的一个总和。


透镜LENSWAVE:很多家长都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但是这个竞争从开始的分配名额上,它就已经有很多考量的东西在里面了。


魏佳羽:高考是形式上看起来最公平的一个竞争,大家好像都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但实际上来讲,从招生的分配到城乡不同地区教学的方式,其实它本身包含着非常多的不公平因素,只不过我们都选择性地视而不见。


事实上,高考是一个偏理论型的考试。这种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把很多不擅长做纸笔内容学习,更擅长技能或用其他方式学习的人,也从这个系统里边排斥掉了。


透镜LENSWAVE: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报志愿就有一种说法叫“大小年”,今年某高校在这里招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明年可能就少了,那么第二年的学生相对来说可能就占点便宜。然后因为这个好考了,第三年肯定就又多了,所以每年的情况其实就看你的运气了。


另外我还从一个大学生那听说,他有一位本科同学来自广西,这位同学的高考分数本来可以报考学校最好的专业,但是那一年专业不在广西招生。所以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说公平,当然也可以说是运气,但实际上我觉得就不能说是公平的。


魏佳羽:我是东北的,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中山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但是其实我那一年,中山大学在吉林大概只招10个学生,就非常少。包括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在吉林省好像也只招很少的学生,而且它的专业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冷门的专业。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高考,在你能报什么的这件事情上,很多都已经前置决定了。

 


▌“普职分流”下的家长焦虑
 

​透镜LENSWAVE你之前跟我说过,一个广州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去读职校,所以就宁可回到家乡去。现在家长对于“普职分流”的担心,好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焦虑,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的调研,有哪些信息和成果?


魏佳羽其实“普职分流”这个事情讲了好多年,最近我自己也会关注这种普高的录取比例。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在55%~60%之间,比50%实际上要略高一点。


上上周,我在广深做过一些家长的访谈,我会有一些感触。因为从统计数字上看的状况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事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一直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但是在跟家长聊的时候,我会更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焦虑。


我这次访谈的家长,大部分的学历水平可能是高中或大专。有些家长在很努力地入广州的户口,或者是入深圳的户口。他们会不断地下意识提起“五五分流”,至少从他们心态上来讲,孩子如果只能去读职校,他们会非常难过,就觉得好像没有机会了一样。

从我这一轮的感受来讲,家长情绪上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反推回来,比如更一般的城市居民,或者更偏白领的人群,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在心理上,就会更难以接受未来我的孩子只能去读职校这样的一个选择。


透镜LENSWAVE我十几年前在乡村接触学生的时候,我发现那边的初二学生,如果觉得考不上高中,或者即使考上高中,其实读大学也不太可能。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第一个选择是不浪费这三年了,去打工;第二个选择则是上职校,因为三年以后就可以出来挣钱了。


这使我想到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当时考上中专和职校,在乡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个时候我记得中专和中师的录取分数甚至是比普通高中要高的。


特别那时候还有一个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问题,考上中专或者上了职校,就可以直接拿到城市户口了。当时很多农村的人考大学,就是为了摆脱农村户口,当然这些年农村和城市的对比没有那么大了。


经过二十年的变迁,到现在,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要上高中,哪怕将来很可能也考不上大学,我也要上高中。


魏佳羽你说的二十年前,差不多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在一个小城市,其实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可以去职校。因为那个时候职校就业,也还是有蛮多的就业的空间的。但我们现在除了极少部分,大部分的职校已经没有很稳定和明确的就业市场了。甚至很多偏技术类的工作,其实也被一些工科的本科生取代了。
 

一方面,现在职校培养不出来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职校的毕业生进厂,在过去还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但现在大家对于职校的就业预期是非常低的。越来越多的人从工厂出来后,开始进入外卖一类的行业,所以工厂招工也是非常难的。

 

二十年前的家长,他们面临的是,从农民变成城市打工者,收入其实是大幅增加的,所以也接受自己的孩子去打工。

 

但是现在的家长,尤其是那些是流动人口的家长,即使现在他们在城市工作,但他们会感觉到,因为可能自己受教育水平不好,所以现在只能去做送外卖这类比较辛苦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又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们其实很担心,未来他们的孩子也只能像他们一样去做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当然,这些家长其实也并没看到,现在的白领人群其实也极度的不稳定。

 

现在,我们的城市落户政策,虽然已经越来越放开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家庭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能落户。因为他们没有本科的学历,所以要去考完全用不上的一些资格证书,甚至可能要再去读一个所谓的“成人大专”学历,才能满足落户的条件。
 

透镜LENSWAVE实际上,家长的预期有一个下降过程:二三十年前,农民是非常苦的,他一进城就是一个飞跃,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些年来,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他会发现,他的生活状态也在下降。
 

魏佳羽至少他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舒适程度应该是下降的。这次访谈的好几个家长,都还是蛮焦虑的,这种焦虑是在家庭生计方面的焦虑。一方面,他们要很努力,才能维持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在生活开销中又基本上全部支出掉了。

 

以前大家可能不用付出特别多,就能维持在某一个位置。现在是非常努力地跑,跑完了之后其实还在原地。

 


户籍开放后的“分省配额”
 

透镜LENSWAVE我们看户籍也好,教育也好,现在都开始慢慢开放。对于将来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可能性,你是如何展望的?
 

魏佳羽如果我们把西安这个事情和当下浙江放开落户这个事情放在一起看,现在整体的社会趋势非常明确,户籍只会越来越放开,因为很多的规划都已经提到了居住地登记人口。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其实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无非是快和慢。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再回看我们的教育系统,高校招生“分省配额”势必会受到来自户籍开放的冲击。“分省配额”实际上是继承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基础,那个时候很显然只能一个省一个省来,因为技术能力就决定了很难有远程的能力,包括那个时候人的迁徙距离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教育资源到城市,到区,然后到农村这一级,其实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但现在人的迁徙节奏是很快的,去趟镇、县城、周边的小城市,和在省域范围内去到省会城市,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的区别。人们在迁移流动的过程中,需要将整个家庭的需求都纳入考虑,包括家长工作的需求和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是一个全链条的选择。
 

为什么我从西安一下子就跳到了县?因为从人口迁移流动的背景来讲,我倾向于把它们都连着看。因为做迁移选择的人,同时能够看到那个县、省会城市或东南沿海城市等流入型城市。这时,我们需要基于人们全链条的需求,来考量这种潜在的、可能的教育供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户籍的放开,人们在选择迁移路径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第三地的选择。比如在随迁这个事情上,以前比较多的其实是北京和上海,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打工,但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北京、上海参加中高考。所以,那个时候,一些在北京的流动人口会到旁边的河北参加中高考,上海的流动人口就会到旁边的苏州或浙江参加中高考。但目前没有听说过,河北抗议北京的流动人口来河北高考,是吧?江苏和浙江也少有类似的抗议。因为河北、江苏、浙江高考本身没什么便宜可占,这些地方的高考难度都很大。
 

透镜LENSWAVE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到第三地参加中高考,更多时候可能就是离父母打工的居住地比较近而已,但是并没有去占到考试的便宜。
 

魏佳羽而西安在这个时候,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子——一方面陕西在高考方面,相对是一个洼地,也就是高考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地方,但是西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口迁入的城市。因为(西安中考“回流生”事件中的)几个迁入省市,我们看到最明确的信息只有三门峡。其实这个事儿还是就近,是因为如果从三门峡来讲,到西安的距离其实比到郑州的距离要更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是以省来去看这个事儿。在这个意义上,西安就恰好提供了这种很精确的选择:既有潜在的高考便利,同时也是个不错的定居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实际上这是一个家长的理性选择。

 

然后这个时候再说回到县中的问题。为什么要把这几件事情都连在一起来去看?我觉得县中问题,你不能局部地去看县中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恰恰可能是需要更均衡地去考虑,在人口大规模的迁移背景下,我们说“县中”,或者说“县中的衰落”,或者说“县中的好”,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媒体最愿意举的例子其实就是,县中好多年都没有出清北的学生了。但如果我们看林小英老师的书,会发现一个清北的学生可以把这个县中所有的问题都遮蔽掉。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基于人的发展需求,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追问一下,我们的教育资源应该怎么样去配置?为什么河南人非要跑回去?我们是不是要倒问一下,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是不是出了问题?后期的教育导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对教育的预期是不是要管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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