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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一宁(撰稿人)

全文43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


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通过各个专业领域的机会打造“明星女性”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让女性整体面临的困境被社会看见。

 

▌一

 

听到《野蛮人入侵》这个片名,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联想——这应该是一部关于异形入侵的科幻电影,或是土著人闯入文明人类聚落的离奇故事。

 

然而,这其实是一部由马来西亚女导演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小成本文艺电影。入侵的“野蛮人”并不是异形,也不是土著人,而是身兼编剧、导演和主演三个角色的陈翠梅,以及一个可爱的孩子。

 

两年前,《野蛮人入侵》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夺得评委会大奖,但直到今年8月2日,这部电影才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在首映礼后的访谈中,陈翠梅坦言,这部小成本艺术电影在众多暑期档大片之中进入院线,本身就像是一个野蛮人冲进来。

 

野蛮人的另一重含义,代指的是野蛮“闯入”母亲生活的孩子。

 

在撰写剧本、勘景拍摄的最初环节,陈翠梅带着不到三岁的孩子住在泰国,一边工作一边育儿。由于没有家人、保姆或幼儿园帮她分担育儿工作,她变得狼狈不堪。这让她想起之前读过的一句话:“每个小孩的诞生,就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怀孕、生子和育儿的痛苦,变成了某种灵感,让她的电影更具有深度和广度。最初构思中女主角拍摄“东南亚版《谍影重重》”,从零开始学习武术的剧情被保留了下来,主线却不是主角被带资进组的女演员顶替,靠参加格斗比赛实现自我,而是作为单身母亲一边带娃一边训练、拍戏,在重重困难中找回自我的一段旅程。

 

电影女主角李圆满是一位“过气”演员,她曾经广受欢迎,但由于生育和离婚,事业停滞多年。为了复出,她接受一位好友的邀约参演电影,不得不带娃进组,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进行武术训练和拍摄。

 

在艰苦的训练过程中,“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孩子状况百出,不断制造麻烦。李圆满一度夹在母职和工作之间焦头烂额,所幸最后李圆满通过武术和拍摄重新找回了自我,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并变得更加自信。

 

驱动陈翠梅把“母职”作为电影重要主题之一的,是她怀孕时的真实感受,在电影中,她借李圆满之口说出了那种感觉:当怀孕的时候,别人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她凸起的肚子上,只关心她的胎儿,这让她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生产孩子的3D打印机。

 

生下孩子之后,另一种痛苦才刚刚开始。抚养孩子、教孩子学会语言和适应人类社会规则的过程,就是“驯化”一个野蛮人的过程。一般来说,在这个长达几年甚至十多年的过程中,母亲需要担负起重任,付出更多的努力。

 

巨大的疲倦感让陈翠梅身心受挫,她感觉自己变笨了,“没有办法思考”,于是不得不努力自救,试图理顺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也重新定义自我。

 

观众最能够共情的,是前半段李圆满带娃时的手忙脚乱。对于带过孩子的家长来说,每个人都遭遇过自己工作时孩子突然捣乱的尴尬,或是孩子突然离开自己视线的焦急。即便是对未婚未育的年轻人来说,婚后如何与伴侣协商分配育儿任务,不让女性独自承担育儿任务,从而导致事业受阻的“母职惩罚”,也是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

 

而电影后半段,李圆满不断寻找自我的过程,则是以惊心动魄的“戏中戏”形式和大量的留白处理。她如何重新接纳自己的身体,如何处理与前夫共同出演一部电影的尴尬关系,交给了观众自行想象——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婚姻,还是育儿与事业的平衡,归根结底还是一件很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探索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

 

 

▌二

 

这部剧组只有30人的小成本文艺电影没有什么宏大场面,它既不是在中国拍摄,也没有使用中国的演员,因此陈翠梅一直对中国的公映不抱希望。不过,点映反馈超过了她的预期,她认为,接下来的一切都是“赚到”。

 

然而,陈翠梅在中国收获的并不只是赞誉,也有差评。

 

这些差评并不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因为陈翠梅在映后访谈时说的一段话。她认为女性导演机会很多,任何电影节都要为女导演留出名额,选片、论坛、评审都要考虑女性的参与:“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时候,女性享受到了非常多的红利,有时候作为男性,反而真的是因为性别被歧视,会少了机会……我不同意说女性机会比较少。”

 

陈翠梅的这番言论,也让她成为了一个闯入中文互联网的“野蛮人”。这段访谈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中文互联网的许多女性网友认为,对女性的特殊照顾,本来就是因为男性在大部分领域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是一种补偿性正义,而不是对男性的歧视。

 

特别是陈翠梅作为一个女导演,经历了怀孕育儿对事业的影响,也提到自己经历过“摄影组不太听女导演的”和“到村子里一定要男的说话管用”等实质上的性别歧视,仍然认为女性“享受到了红利”,就十分不可理解。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感受到了某方面的痛苦,却有人跳出来说“我自己没有感受过,所以这个痛苦不存在”,一定会招致愤怒和批评。不过,如果从更宽容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虑言说者处在特定的圈层内,可能的确只看到了身边的样本。

 

对创作自由的需求,导致文艺圈相对包容、开放、多元。近年来对性骚扰的反思,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文艺圈。另外,文艺圈对于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等弱势群体的有意识倾斜,也比其他领域相对多一些。

 

当一个女性处在相对包容开放的领域,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工作圈子里也有很多成功女性,她就更容易忽视这种结构上的不平等,以及普通女性遭遇到的困难。

 

陈翠梅的“失言”,折射出的正是这一现象:她是幸运的女性文艺工作者,事业一路顺畅,在片场因为女性身份遇到的困难很容易解决,怀孕和育儿时也已经算是功成名就。痛苦的孕产和育儿仅仅是一个小波折,没有毁灭她的事业,反而成了她获得灵感、创作新电影的契机。

 

可是,大多数女导演并不如她这样幸运。导演的男女比例接近8:2甚至9:1,她的大多数女性同行缺乏机会,早早地退出了职业生涯,甚至没有机会和男性导演同台竞争。

 

 

▌三

 

在其他领域,情况也大多类似。每当我们谈到保障女性权益的时候,总会有人说,近几十年来,女性越来越多地走上管理岗位,越来越多女政治家、女企业家、女科学家、女艺术家涌现出来,在恋爱、婚育中,男性也需要越来越多地尊重女性的意愿,满足女性提出的孕期经济保障、分担家务等要求。

 

虽然这一切说明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家庭中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上追求更高的成就,但我们也必须清楚,这只是性别平等的开端,距离真正的平等还很远。

 

由于传播的特性,人们更喜欢看励志故事,也就更容易关注到“明星女性”的成功。可是,有太多的“不平等”长期被掩盖在明星女性的光芒之下——女性整体的受教育率是多少?就业率是多少?同等工作年限的女性职位、收入是否低于男性?招聘的时候,面对同等经验的候选人,HR是否会优先选择男性?

 

事实上,大多数女性都遭遇过这种不平等:在农村多子女家庭中,父母更倾向于让男孩获得教育;公司担心怀孕影响女性工作,即使女性候选人的学历、经验更加优秀,也会倾向于选择男性;职场中的大部分女性为了怀孕和育儿陷入事业停滞,以至于她们的业绩、职位和收入往往低于同等工作年限的男性。

 

因此,“男女已经实现了平等”的论调,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差:人们只看见了光鲜亮丽的成功女性,看到了女性开始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尽量争得话语权,却没有意识到性别平等还远未实现。

 

长期以来,社会运行的机制是以男性为中心建构的,社会资源整体向男性倾斜,有利于男性的制度被默认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规则。这套从古至今运行的体系严丝合缝,以至于很多女性都没有感受到自己正在遭受不平等——如果女性想要获得成功,也不得不顺应社会规则,并把这些规则内化成自身的一部分。

 

在希拉里结婚的初期,她自认为是优秀的、与丈夫旗鼓相当的女性,并不准备按照美国的传统改随夫姓,但在克林顿从政后,为了获得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她不得不把名字改成希拉里·克林顿。同样,在女性导演、记者、人类学家到基层走访工作时,也会像陈翠梅一样发现“村子里一定要男性说话管用”,也会请来至少一位男性陪同。

 

当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规定,更成了一种不成文却被每个人遵守的社会风俗,它就会更加隐秘,更加顽固,更不易被人察觉。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座金字塔,大多数处于底层的女性,在舆论场上是不可见的,她们长期承担工作和家务两种劳动,但她们甚至很难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更难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处于金字塔顶尖的“明星女性”,也同样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对抗不平等的制度和风俗。而且,由于她们大多得到了家庭的资源支持,事业之路顺风顺水,往往也很难体验到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对女性造成了多少伤害。许多人甚至刻意忽视了这种不平等,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本该如此”的社会常态。

 

而金字塔中间的女性,是最容易在教育、职场、家庭中感受到不公平的群体:她们在职场上很可能因女性身份受到歧视,在生育后又很难把家务、育儿等工作转移给家政员工,不得不为了育儿搁置事业,或求助于母亲、婆婆等家人,承受与老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诸多矛盾。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感受到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平等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大胆地讲述。不过,大多数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能够成为讨论焦点的话题,多是未婚女性在婚恋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女性婚后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讨论的热度,是因为它们涉及两性婚姻问题,男性很容易参与进来。不过,这类话题也更容易让女性成为被物化的对象——许多参与讨论的男性,并没有理解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谈到希望降低卫生巾价格,解决“月经贫困”的问题时,许多男性把卫生巾定义为和烟酒一样的消费品而不是必需品,并建议“可以戒卫生巾”;谈到女性的婚恋、生育问题时,很多男性更担忧的问题,也是女性意识觉醒后,他们更难找到温顺、贤惠的女性,因此对择偶和繁殖的焦虑越来越严重。

 

因此,现在谈两性之间“已经很平等”是不恰当的:它忽视了大部分处于底层和中层的女性无法获得受教育资源,在职场上受到歧视,即使有很多女性在网络上发声,真正让大众形成共识,并解决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

 

当然,我们也需要探索实现性别平等更有效的路径。

 

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机构意识到,由于女性整体在生理层面和社会、经济地位层面都弱于男性,需要额外的照顾,因此,在一些奖项、科研文化项目资金扶持、教育等方面会给女性提供更多的机会。

 

不过,如果把职业生涯比作一场马拉松,能够获得这些机会的,大多数是足够幸运,能够跑到马拉松半程的女性,许多没有机会站在起点、跑到半程的女性,很难得到这些帮助。

 

 

要实现真正的平等,通过这些专业领域的机会打造“明星女性”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让女性整体面临的困境被社会看见,投入更多社会资源,健全基础教育、孕产育儿等各方面社会福利,尽可能减轻女性的负担。

 

诚然,这是一条漫长也艰难的道路,比简单地打造几个“明星女性”慢得多。但唯有如此,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机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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