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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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事件的正确解读，离不开所在的时代背景。当年痛陈下岗工人的苦楚，是一种勇气；如今，客观、全面地叙述东北下岗，也是一种勇气。

《漫长的季节》热映，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下岗大潮的时代记忆被重新翻出。隐约透露出一种情绪：改革造成了当年东北工人下岗的苦难。

从心理学上看，人对过去的记忆，某种程度上都是重构的。观念、倾向、情感都会强烈地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和记忆。在退休工人的记忆中，改革前的甜蜜，改革中的痛苦，在几十年后被反复重构、夸大，此消彼长之下，对比更加强烈。

但这不是事实。
 

的确，1949年之前的东北，作为日军在中国的战略基地，建有大量军工、煤矿、铁路等设施，奠定了东北的工业基础。1940年，日本在东北汽车的产量超过了8600辆，超过整个关内，大连工业发展甚至优于长崎和广岛。

1949年之后，东北有社会主义邻居，有计划经济调配资源。“一五”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近一半（44．3%）投资额投到东北尤其是沈阳。东北一度占有中国98%的重工业基地。
 

东北的昔日，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没有市场竞争”，不计效率（投入产出比），只计产出。而计划经济生产的基础，不仅是对资源不计成本地调配，更是对人的身份的“计划”——你生而为工人的子女，你可以顶替进厂成为工人；他生而为农民，只能种田、交公粮。从某种意义上，东北，以至各种三线工业基地获得的投资，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汲取上的。
 

三年困难时期，不种一颗粮食的东北工人，很少有人饿肚子。东北退休工人的回忆中，有改革前的顺风顺水，收入高，工厂包办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社会福利，甚至有人回忆，工厂里的水龙头“拧开就是桔子汽水 ”；有90年代下岗的痛苦，一家人失去收入来源，一个月吃不了一次肉，孩子买不起一双鞋，一些女性去做性工作者，但往往看不到60年代初的饿肚子和浮肿病。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计划经济下东北工人的生活，绝对水平也并不好，仍然是贫瘠的，但他们很幸福。虽然吃不饱，基本不挨饿；虽然过年要凑全家的布票才能给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做件新衣，但毕竟有的穿；虽然工作多年后论资排辈才能分到一间小屋全家挤在一起，但不用背房贷。其实，令他们怀念的，是一种相对优势。相对那时农民的优越。

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民以及很多人得到了经济和身份上的解放。一方面，粮食购销“双轨制”使得农民不再通过“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输血提供积累；另一方面，农民不再束缚在效率低下的土地上，进入东南沿海、那些“不安分”的第一代企业家创建的工厂。这些工厂的生产讲求效率，面向市场，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相对东北工业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
 

同时，工厂的发展需要技术，不依赖身份和人情关系网络的自由市场吸引了老工厂里郁郁不得志的技术员，“孔雀东南飞”在某种意义上也“掏空”了老工厂。东北的企业没有大笔不计成本的资金投入，没有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没有高精尖的技术人才，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卖不出去，经营难以为继，却还要供养大批人员，才有了后来的国企改革与下岗。
 

这才是东北下岗的完整叙事。

不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东北的没落，导致了东北工人的苦难，而是计划经济必然的结局。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强力剥夺了东北工人“应该有”的幸福，将他们推进深渊，而是在市场经济之下，更多人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了追求幸福的经济自由，他们推动的市场竞争，才使得东北开始衰落。
 

实际上，那时的下岗是全国性的，中国共有3000万下岗工人，东北只占了800万。但如今舆论中流传的，只剩下东北下岗。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是，正因为东北“体制至上”的观念限制了人的自救行为，很多人不去体制外，去外地寻求出路，东北的下岗才更加令人痛苦。

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东北在计划经济中浸淫太久，市场意识、契约、法治精神这些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欠缺，至今仍然制约着经济发展。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是有其原因的，不少企业家，甚至是东北企业家，抱着回馈乡里的念头去创业，却受制于人情、管制，往往铩羽而归。
 

不久后的2000年，中国加入WTO，经济爆发式发展，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史上都可以称为黄金年代的前夜。一个黄金遍地的年代即将展开。
 

我妈妈也是下岗大潮中的一员。我第一次听到深圳这个地名时还小，只知道妈妈有同事去了深圳闯荡。妈妈委托他们帮我买一双白色的、皮革做的软底运动鞋——“波鞋”。当时的我只知道，这种精致、漂亮的白色软底运动鞋，妈妈所在的鞋厂做不出来，只有深圳才能做得出来，买得到。在随后的几年中，“波鞋”这个极富粤港方言色彩的名称，风靡全国，也影响到了妈妈的鞋厂。
 

妈妈所在的鞋厂最初是我外婆与其他人自带缝纫机，组合成的一个街道小厂。后来外婆退休，妈妈顶替进厂。放到现在，这本是一家民企艰苦创业的故事。但在当时，属于“大集体”所有制（编者注：改革前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员工在身份上比“全民所有制”低一档，联姻中有男全民+女集体，但很少有男集体+女全民）。后来，鞋厂规模大了，归口重庆轻工业局管理。
 

那时的工人的确很“主人”，能指着厂长的鼻子骂。那时的工人也把厂里当作自己的家——比如，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拿。我妈妈就曾在上班的时候用厂里的原材料给我做鞋。厂长老太太会拦在门口，检查工人是不是又拿了厂里的东西。实际上，当时我所观察到的，已经是开始改革、实行资本主义“泰勒式”定额制的时代了，也开始实行合同工了，工人的积极性、纪律性比以前已经好很多。
 

显然，这些情况在东北国企中，一样是普遍的。这里无意批评当时工人的态度，无论是怠工还是“顺”厂里的资产，就像不会去批评农民在生产队制度下饭都吃不饱，但联产责任承包之后，为自己劳动，就立刻大丰收。人在特定的制度中，必然有特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工人如此，经营者也是如此，可想而知，在市场经济中，面对那些自己拥有工厂（全部或部分）产权的第一代企业家和为自己挣钱的农民工所组成的企业，“不为自己挣钱”的国有企业会遭遇什么。
 

在波鞋兴起的过程中，深圳乃至南方那些民营小鞋厂的产品，无论从款式、质量还是价格上，都更富优势。市场竞争之下，妈妈所在的这个厂慢慢地衰落了，随后一直陷于瘫痪的状态，直到前几年才彻底清理了负债、土地、工资。最初下岗后的压力是巨大的，直到重新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际上，过去的痛苦，在后面都一定程度得到了弥补。现在妈妈退休了，也有医保、社保。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的繁荣，市场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政府也得以向企业和企业员工征收社保，社保体系建立起来，退休金有了，医保也有了。一些“过渡”劳动者没有交的社保，也视同缴纳。没有国企改革，没有对效率的追求，就没有今天的繁荣，也没有今天的社保、医保体系，就没有今天退休员工悠闲的广场舞。
 

对于历史事件的正确解读，离不开所在的时代背景。当年痛陈下岗工人的苦楚，是一种勇气；如今，客观、全面地叙述东北下岗，也是一种勇气。
 

不管是过去亲历东北大下岗的人，还是现在市场中打拼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人并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很多城市居民也没有经历过1949年以来农民的苦难，他们直观地看到一个个具体城市家庭失业，却看不到农民一直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看不到经济繁荣起来的真正原因，不能客观地去理解当年的国企改革。文艺作品倾向于照顾人性，这很正常，但对社会史、经济史的解读，不能让文学作品主导，情绪化、文艺化的解读，会导向错误的方向。
 

对历史的认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不能扭曲为改革造成了东北下岗大潮，更不能扭曲为资本坑害了东北工人。还是范伟那句话说得好：向前看。是的，过去没有现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