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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武汉实施了空前严格的封城措施。于是,“团菜”作为一种新的物资流通手段应运而生。
 
“团菜”起初是邻里之间自发组织的。人们在微信群中互相联络,提出需求,再联系买菜的志愿者,由他们将分装打包好的菜,在安全的地方通知大家领取,通过微信在线支付,可以实现安全的无接触交易。
 
团菜解决了需求、结算、交流、无接触收发等几个难点,在疫情的特殊形势下有着显而易见的优点,于是迅速在武汉各社区扩散,超市也随之采纳,再后来,政府也出面协调,要求原先自发的团菜活动,变成社区统一组织团购。日前出台的采购方案规定:大型超市只对社区,不对个人,且不送货,必须让社区去取货。
 
这乍一看是好事,但落实下去,却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型超市要大几十份菜品才配送,那么老、旧、小的小区居民有时会面临“凑不齐、买不到”的局面。更棘手的是,指定社区对接,偏偏社区干部并不都那么自觉自愿地承担起这一职责,事实上,基层社区和街道已经完全无力应对。有些社区负责人直接说自己不管,也不愿意当“团长”,毕竟没有防护服,他们也怕出门被感染。
 
我的武汉朋友说,虽然家门口外不远就有三家大型超市,但现在居民自助自愿团菜已被阻绝,根本别想在附近超市买到菜,有人呼吁社区来组织超市团购,但“社区一如既往的不发一言”。他们的社区有一两千户,一天至少团100-200份,每份算25公斤,平常“无为而治”的社区干部,根本不愿意在此时做这个劳力。事实上,社区主任早就宣称,有社区工作人员的家属确诊新冠,说他们都是危险人群,不宜出门。超市要求社区去提货,哪怕是小区安排的对接人员也不行;而社区则回答说“我们绝对不做代购这类事”。
 
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政府、超市、社区都有自己的难处。居民也不是不体谅,可问题就砸在他们手里,没法解决,最后只能自己承担。而只要没到彻底“断粮”的地步,大家也就都忍着,最多只是在群里骂几句。实在不行,大型超市不能对接,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团菜活动,居民仍可以直接零散地自己对接小商贩卖家。
 
社区不做,总得有人来做。最后,小区终于出了个志愿者和超市对接上了,开了两个团购,随即志愿者发现自己无力应付,又另外组建各栋楼的“团长”群,“团长”协调居民,并与其对接。这样团菜也有很大的弊病,就是居民采购量很少。每买一样东西,就得去小区门口取一次,这样居民在小区内上下楼的次数相当频繁;而且每次来了货,“团长”也不敢在外面多待,会催居民马上下楼提取。有些门栋是有过确诊和疑似病人的,小区的消毒也未必彻底,如此楼上楼下地跑,不少人都怕隔离的工夫又白做了。
 
不仅如此,一系列的问题还摆在眼前:有些团菜的地方是无法退款的,小区有人选错地址,团菜的卖方不作理睬;先付款,你的东西可能被人偷拿,团长还可能被卖家坑;后付款,可能有买家反悔不要,而一群人要等在领取点排队扫码付款,现场难控制。更现实的是,物价差不多是封城之前的一倍。
 
此外,即便是这样的消息,也都只有在特定的群里发布。一个微信群的上限是500人,很多人又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群,结果有些人竟然加了数十个群,而有些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就变成了无处求援的信息孤岛。
 
尽管如此,在不断交互几个回合之后,团菜终于还是逐渐走向秩序化:虽然大超市不肯再和社区打交道,拒绝送货,但最终同意各栋楼自行招募一个志愿者,和“团长”一起去自提货物。可选的团购菜单日益增多,团菜中违规的行为会遭到大家一致谴责,步骤也一天天规范。
 
不同的小区尽管都在执行封闭措施,但“自上而下”管理的居委会往往表现得机械,而“自下而上”的业委会、志愿组织就比较灵活一些。至于物业,不同小区的表现不一,有些在虚张声势,有些则真正为业主提供服务。这些平常不在意的细小差异,在危难之际就真成了影响人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武汉市委书记在2月18日明确表态:物流配送要完善,如果不系统不配套,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封闭执行起来也很难;要多渠道,有堵就要有疏。这意味着政府也意识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不能只靠单一渠道。居民自发的组织只要切实有效,“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何乐而不为?在这之后,近日物资供应已经逐渐好转。但其中折射出来的问题则令人深思。
 
自疫情暴发以来,政府从封城到禁行,再到封闭小区的决策都非常紧急,且执行快速到位,但居民生活物资谁来保障、如何保障,则没有清晰的说明,只是默认大家要克服困难,自己解决。当团菜这样的形态出现时,初期确实难免零散、混乱,也不能确保覆盖到所有弱势群体。因此政府要求社区对接,组织协调,至少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社区干部本身不愿、不能或无法承担起这样的职责,最终还是回到市场化的机制上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社区工作人员现在和医护人员一样冲在一线,他们同样承受着各种压力,而且绝大部分还并非国家公职人员,合同工占了大多数,没有编制,收入也低。随着住房商品化,一般只有在基础条件较差的小区,居委会等组织还能刷点存在感。好一点的小区实际管理者都已经变成了物业公司,社区干部大抵形同虚设。
 
受到疫情冲击,治理方向的要求又是不断“网格化”、往下压行政任务,基层组织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和积极性的空间一直在被压缩,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人的“意义感”也是越来越低。结果,有些社区工作团队顶不住压力,已有一半人辞职不干了。
 
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临阵脱逃”了:社区工作人员撑死算个“民兵”,事到临头却拿人家当“特种兵”用;上峰又没给到相应的支持,那人家为啥要拿自己的命去搏?社会学者周沐君认为,这些现象表露出一些问题:治理手段往往会产生非预期性后果,越是急不可耐把触角伸向基层,把所有组织都纳入自己的管理网络,到最后越是会发现这些组织都变得派不上用场;但如果把所有“网格员”都转成事业编制,又将大大增加财政负担,可以说“网格化”管理是成本非常高的管理方式。
 
当然,必须要承认,完全自发、自愿的市场化形态,在疫情面前也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很多人不会利用各种工具获取信息,还因为完全市场化有一个现实困难:如果居民付配送费,那么配送费将是天价。此外,社区还能靠组织分配,而居民志愿者往往是没有后援补给的。
 
正因此,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基于有效调配物资、保障居民生活的前提,也为了卸下过高的治理成本,让市场化的社会自发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有形之手”的角色应当是通过监管、确保公正,但越俎代庖或干预过多,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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