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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10点,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武汉正式封城。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之外,这一突然的决定,还威胁着HIV感染者的生命健康。
 
HIV感染者需要定点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保证治疗的有效性,而中国绝大部分HIV感染者服用的药物,都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定时定量地领取。封城则意味着——很多HIV感染者的药可能不够了。紧急情况下,武汉同志中心和志愿者们一起行动,让湖北地区的感染者们摆脱用药危机。
 
这次新冠病毒暴发之前,我们并没有感觉。当时政府释放的消息是“可防可控”,也不知道会人传人。当时我们的同事都还在武汉上班,1月20日我们放寒假,那段时间关于疫情的媒体报道也多了起来。
 
但就算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预料到情况已经严重到要封城了。直到23日早上起来,我看到手机的消息说10点就要封城了,特别惊讶。当时首先想到很多人会遇到困难,但并没有立马想到我们的感染者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为了出村拿药,他打110找了警察
 
因为封城,很多感染者的药量会不够——有的是没有领到足够的药,有的可能因为回老家,身上没带那么多药,路封了之后也拿不到了。封城当天,我们一下子接到了几十个这样的求助,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后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感染者来咨询。
 
问题特别复杂,比如有的感染者朋友需要车,有的需要药物援助,包括我们后续是不是需要帮助武汉的定点医院(也就是这次重点接治新冠病毒患者的金银潭医院)邮寄药物等等。
 
我们建了一个爱心车队群,一个药物支援群,一个储备志愿者群,还发了一些招募,很多朋友和公益机构都跟我们联系。像爱心车队,都是武汉本地的朋友,他们帮忙接送感染者,或者送我们的志愿者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感染者送药。如果没有他们,很多感染者都不能及时地拿到这些药物。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两个同事在处理这些咨询,但咨询量增长得很快。为了更好地保护感染者的隐私,以及能够一对一更有效率地服务他们,后来我们机构七个同事里有六个都上阵了,再加上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志愿者,有七个人专门为大家服务。
 
我接的第一个个案是我的朋友。他在广州生活,过年回了湖北老家,结果村里用石头或各种东西把路封上了。当时接到他的个案后,我很着急,立马去让他去联系广州当地的疾控中心。正好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疾控中心拿药,又请当地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帮忙去寄过来。
 
 
但就算药寄过来了,人被困在村里也没法出来拿药。有时候被逼到打110找警察帮忙出村,经过镇上、去到县城,找疾控中心办了手续才能拿到。
 
还有遇到别的问题,比如另一个个案,他之前领药的疾控中心和他现在被困的当地的疾控中心电话都打不通,因为有的地方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当时可能已经放假了,有一些地方的疾控中心被要求去防治新冠病毒,人手不够,没办法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通过药物支援群想办法,比如说附近有没有感染者可以借药给他,或者看他能不能跑到其他疾控中心或者定点医院询问有没有药物等等。
 
▌感染者的绝望,让我也觉得很绝望
 
我们接触了很多感染者,有些感染者比较乐观,自己的行动力也比较强。但也有一些感染者,他们对自己领不到药物的那种恐惧特别很强烈。有的会直接表达,说自己焦虑得不行,说他的药还就剩那么两天三天了,他真的没有办法了,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拿药之类的,他们会很着急地求救。
 
有个个案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当事人已经只有最后一晚的药了,但是他去咨询疾控中心,疾控中心那边要到正月初七才能给药,中间有三四天的空档。刚开始怎么都搞不定,他都有些灰心,说要不算了吧,反正我都吃了十年药了,断这三天没什么关系。
 
我们听到他这样讲也非常难过。我们真的是尽了很大的能力了,有时候也会有些无力。因为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被困在当地,没办法离开去很实际地帮助他。
 
最后这个感染者自己也蛮给力的,他自己跑到疾控中心,去跟负责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再不给我就要报警了。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那边加快了处理速度,让他在断药前成功拿到了药物。
 
封城后第二天就挺忙了,到第三天,我也开始帮忙接一些个案,包括帮忙整理文章,做一些沟通的工作等等。从早晨醒来就开始处理这些事情,一直到晚上睡觉,中途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其他时间一直在关注这些讯息。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有一些感染者朋友他没有办法拿到药物,问题还没有解决,只能等到第二天跟疾控或者定点医院去联系才有可能解决,而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感染者的那种很绝望的感觉,让我也觉得很绝望。
 
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很阴沉,外面还飘着雨,人烟很稀少。有个感染者那时给我发消息,说疾控可能联系不到,他还有三天药,怎么办?我当时感觉特别失落。我很久没有因为接待个案或服务感染者这么失落了。
 
▌把路封了,慢性病、急性感染者怎么办?
 
1月26号,中国疾控中心出台了全国性的领药方案,保障异地滞留的HIV感染者领取药物。但在此之前我们就联系了省疾控,省疾控出台了政策,因为湖北的封城,感染者可以找当地疾控或定点医院异地取药。
▲ 1月26日,中国疾控发布关于保障异地滞留艾滋感染者免费抗病毒药物的通知。© 武汉同志中心
 
比如我们有个个案,原来在广州深圳拿药,现在滞留武汉。我们就让他找广州疾控中心,请他们填写证明文件提交给武汉疾控中心或定点医院,然后感染者就可以在武汉取一段时间的药物。这个规定出来后,我们接着把详细的申请书模板、取药方式等写在了公众号里发了推送,也转到各个感染者的社群里面。
 
经过这几天的工作,我们接待个案的数量已经陆续减少了。很多求助的感染者的问题已经在解决中或者解决了,所以我也觉得放松了不少。
 
这次新冠肺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自己一个人过了春节。虽然我本来就计划不回老家,但我在武汉的朋友也没办法串门或者聚会。我想象的假期就算是被封到家里,可能还可以看看剧休息一下。但实际上我们工作人员这几天都是在绷着一根高压的神经在帮大家。
 
直到昨天,我才抽空跟我妈妈聊了很久。之前就过年的时候问候了一下,此外都没时间联络。跟我对象也是,有时候我边处理工作边跟他视频,但我们可能就不会讲话,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他讲话。但好在爸爸妈妈和我对象都很理解和支持我。
 
我们同事之间也有分享自己的情绪,所以自己一些难过和失落的感觉慢慢就过去了。我们机构本身的工作,就是要为感染者们提供一些服务和支持。如果我们都不帮他们提供支持的话,他们真的就太困难了。
 
经历这次的事情,我确实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的环境里,因为一些大的事情或是更多人的利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忽视那些更弱势更少数的人的声音。
 
比如说把路封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很多慢性病的朋友、急性感染者的朋友,他们怎么办?感觉在紧急的状况下,这些就都被忽视了。还是希望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要多考虑一些可能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文章来源于“无所不JI”,南都观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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