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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纠,媒体人,曾经的留守儿童
 
章家还是没有等到奇迹,7月13日,9岁女童章子欣的遗体在象山石浦海域找到,这个在浙江农村成长的女孩再也回不到她的千岛湖。
 
从7月10日媒体聚焦寻找章子欣开始,全社会都心系这个小女孩的未卜命运,但随着信息的不断披露,公众舆论的关注点逐渐分散转移,主要在二,一是对章家人行为反应的讨论,二是对带走女孩的两个租客诸种蹊跷行为的揣测。
 
机构媒体仍在努力矫正早前的报道,将事件引向更深层次的讨论,涉及对个体悲伤、新闻伦理、人性等方面的理解。但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在机构媒体和自媒体对章子欣及家人的全方位报道之后,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个女孩的死亡?
 
章子欣不是无人看护的极端困境儿童,也非权力迫害,如果章家人在某一个环节堵住安全漏洞,悲剧或可避免。但没有如果,我们必须正视她最显著的身份——留守儿童,还是单亲。
 
▲ 失踪女孩的父亲章军在搜救现场。© 郑海鹏 / 凤凰图片
 
舆论场也讨论到留守儿童问题,7月13日的爆款文章《杭州失踪女童尸体找到了,整个事件令人不寒而栗》得出一个结论,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不要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这是一句多么正确的废话。
 
试想这样一个环境: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家乡没有产业,没有工厂,挣钱就得去省会城市或东部沿海城市。父母想带孩子在身边,但城市里一系列高消费、行政门槛(如外来儿童入学政策条件多,工人住房条件差等等),让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进城农民望而却步。
 
在客观现实面前,“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论调便显得苍白无力,既是城市中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言论,更是对无数留守儿童父母的话语讨伐——认为让孩子留守这件事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罪恶。
 
像章子欣这样的孩子并非个案,根据联合国儿基会的数据,2015年,在中国有留守儿童6877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4051万人)。2016年,民政部将统计口径从“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调整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最新的数据是全国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
 
▲ 在中国,8个孩子里大约有3个是流动或留守状态。在这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新公民计划
 
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很多专家提出要在城市端改变排斥外来人口的政策,如户籍、入学、社保、住房分配制度等等。我无比赞同这些提议,也期待中央政府加速改革步伐,地方政府尽快调整落后的城市治理思路,有胸怀的执政者尽快把阻碍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体制壁垒拆除。
 
但从务实的角度,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些眼下“治标”的方向。
 
 
▌为什么更“危险”的城市反而更安全?
 
在进入这个讨论之前,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哪一个更危险?
 
客观来说,显然是城市的环境更危险,比如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汽车洪流、高楼林立处可能掉下的坠物,同时城市里聚集的潜在犯罪分子更多,等等,都可能造成悲剧。而在乡村,人烟稀少,村子小而封闭,没有车流和高楼,犯罪分子更少。
 
为何人们普遍会认为孩子生活在城市更安全?原因有二:一是城市孩子始终有监护人(保护人)陪伴,二是城市有序运转。这两项缺一不可。
 
城市儿童一般由父母陪伴外出,保障安全。而在学校、运动场、培训班等各类教育机构,老师和校方提供了保护。大部分时间里,儿童都有有效的监护人,这构成了第一道安全保障,也是最重要的保护机制。
 
但也存在无监护人的缝隙,比如有的孩子可能被父母安排去街对面的超市买酱油。在这个时间里,孩子的安全依靠于城市的有序运行——司机遵守交通规则、公安打击犯罪分子、法院依法审判、媒体曝光普法,等等。各系统让城市安全有序运转,儿童在正确的安全教育下遵守规则,也规避了风险。
 
反观农村留守儿童,在监护人层面,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戚作为委托监护人,可能因时间精力、保护意识、保护能力等方面因素,使孩子经常处于无监护状态,更遑论没有任何委托监护人的农村留守儿童。
 
▲ 章军的家位于杭州市淳安县的农村,暴雨后,通往村子的道路泥泞不堪。 © 郑海鹏 / 凤凰图片
 
在社会有序运转层面,农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已经瓦解,而城市社区式的社会结构又没有形成。
 
传统乡村是封闭的熟人社会,陌生人一旦进入村庄就会被发现。没有熟人的介绍,陌生人很难进入村民家,更别说将孩子成功带出村。但传统乡村结构已经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而瓦解,村子变得静悄悄,过去那种乡村内在的防范保护系统已经逐步失灵,加之碎片式出现的监护人,留守儿童失去了这两层基本保障。
 
 
▌缺少安全保障的留守儿童怎么办?
 
回到案件上。章子欣在离开清溪村时,就没有了监护人(爷爷奶奶曾要求陪同孙女一同前往上海被拒绝);其次,作为陌生人的梁某、谢某,如何能够进入章家居住,又如何能够私自带走孩子?这个问题曾一度让舆论矛头对准爷爷奶奶。
 
按照朴素的情理来说,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让没有血缘、社会关系的陌生人带走自家孩子。但如果熟悉今天的乡村,了解静悄悄的乡村背后老人的孤独,或许能够知道为何两位老人会放下戒备心。
 
今天,农村大量老人每天面临日复一日的劳动,甚至身体上的病痛,没有亲人的陪伴和关心,“熬日子”是当下农村老人的真实心理状况。情感上的空白一旦被陌生人填补,就有可能产生信任。从6月中旬开始,梁谢二人每日到章家的水果摊买水果,买了近20天,随后租住章家,期间既给章子欣买礼物,又给家里买鸡。直至7月3日,他们提出带女孩去上海。近一个月的接触、交流,让二位老人放下戒备。
 
分析到这一层面,或许有人会说:如果爷爷奶奶有亲人陪伴不孤独,如果章子欣的监护人能一直陪着她……
 
是的,如果是这样,章子欣就不是留守儿童。但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量的留守儿童都会继续存在。基于这一现实,并不是无事可做。
 
对于留守儿童生活中存在的无监护人的这部分时间,要做的就是寻找替代性的保护人。周末、寒暑假是留守儿童相对缺乏保护的时间,因此,可以考虑加入替代性保护机制。
 
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是难以阻挡的趋势,但亦可以在增强老人情感纽带、安全知识方面下功夫,这有赖于乡村基层机构的组织和乡村社会自身的运转。
 
那么谁来组织?答案自然是有组织能力和责任的乡村基层组织。但批判者常常持有如下论调——当前的基层机构的组织能力已经难以承担如此精细化的任务。
 
以笔者对农村的长期观察来说,乡村基层组织仍然强有力运行,其组织能力、动员教化群众手段都很高效,而且在基层组织内仍有不少有道义责任的村长书记,如让他们通过调动乡村社会资源来保障留守儿童安全,效果可期。
 
当前基层组织可做的,至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建造村庄的图书活动室,让分散的留守儿童假期能聚集到图书室玩耍,安排本村长辈照看,以部分填补留守儿童假期监护人的缺失缝隙;二是针对村内留守老人(也包括年轻父母)进行安全教育,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各地教育部门具体执行,最终通过农村小学这一终端完成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定期、强制知识普及;三是可在缓解留守老人孤独的问题上,村组织发挥相应的作用,比如有条件的地方主动引入志愿者的公益服务。
 
▲ 一些公益机构将传统的补课支教转变为体验式的夏令营,在暑期照管乡村的孩子。© 益微青年
 
或许反对者会指责上述内容存在诸多缺陷,笔者也认为这算不上完美的治标方案,但在拆除城乡制度壁垒之前,治标多一些,也能多堵住留守儿童的几个安全漏洞。
 
章子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媒体和公众在狂热地寻找她之后,不应该止步于此,还应该为这个群体做更多,那才是纪念她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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