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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代最激烈、最痛切的“反战诗”分别出自李白和杜甫

本文经授权摘录于《弃长安》一书

张明扬,历史写作者全文约48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天宝时代,唐朝的军费开支相较开元中期增加了五六倍。在开边这个问题上,好大喜功的李隆基和热衷边事的杨国忠一拍即合。杨国忠完美契合了皇帝的开边偏好,又能搞来军费,对于此时的李隆基来说,再没有比杨国忠更对路的首席宰相了。这也正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一诗中的最后四句:“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李隆基究竟有多好战?天宝中后期,在李隆基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唐帝国在数个战略方向都卷入了大规模战争。天宝八载,哥舒翰强攻那座王忠嗣不肯打的石堡城。据称,为了拿下这座建在悬崖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的险关,唐军以数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得俘虏了区区四百吐蕃守军的战果。当然,唐军数万人的伤亡数字可能存在一些水分。对于这得不偿失的惨烈一战,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忍不住嘲讽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李隆基或许也想效法曾祖李世民,成为凌驾四夷君长之上的“天可汗”或是内亚之主,但他的野心受制于“帝国过度扩张”的魔咒。这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观点,对外过度扩张所耗费的资源超过了因此产生的潜在收益。

 

所谓帝国的荣耀,不过是欲望的囚徒。

 

仅在天宝十载(751)这一年,唐帝国就打了三场大仗,更准确地说,是三场惨败。这或许暗示着,至少以开边和武功而言,盛唐的气运跌落于天宝十载。

 

第一战,征讨南诏。这场仗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直接打的,但由于剑南属于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国忠才是这场战争的幕后主导。唐军出师前,南诏王阁罗凤遣使谢罪,提出愿意归还所占领土,但鲜于仲通拒绝接受求和,继续挥师进攻,却在决战中惨败于阁罗凤,八万唐军几乎片甲不留,据说战死者就高达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战后,杨国忠讳败为胜,对李隆基封锁真相,甚至还堂而皇之地为鲜于仲通请功;而南诏一面将唐军战死者筑为“京观”——也就是一种用尸骨堆成的恐怖高冢——以炫耀武功,一面自知与唐朝交好再无可能,索性彻底倒向吐蕃。

 

第二战,安禄山征契丹。安禄山为邀功请赏于长安,投李隆基所好,在东北频频对契丹和奚主动出击。天宝十载八月,安禄山大军又一次远征契丹,不仅远来疲惫,又遇大雨,麾下的两千奚人骑兵还临阵倒戈,六万大军几乎伤亡殆尽,安禄山“独与麾下二十骑走”,马鞍中箭,鞋也丢了,狼狈至极。安禄山战败后连杀两名部将泄愤,史思明见状躲入山谷,暂时未与安禄山联系,致力于归拢溃兵。二十天后,史思明带着七百溃兵去投奔失魂落魄的安禄山。安禄山此时正窘迫无计,看见失散的史思明竟带兵来投,大喜过望,一把抓住史思明的手感慨地说:“吾得汝,复何忧!”史思明之后对身边人说:“我要是早几天回来,主公正在气头上,我可能早已被杀头了。”这可能是史思明崛起于安禄山集团内部的重要节点,也可见史思明的精明干练。

 

第三战,怛罗斯之战。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率领下,总人数三万左右、以两万安西军为主体的唐蕃联军,经过七百余里的长途跋涉,在位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北的怛罗斯,与以逸待劳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军队遭遇。大食军的人数可能高达十万,唐军凭借素质优势还是与对方难分胜负地相持了五天,但唐军盟友葛逻禄人突然反戈一击,与大食军前后夹击唐军,唐军全线崩溃,高仙芝带着数千唐军残部侥幸脱险,亲手葬送了自己横扫小勃律、一战平石国的“山地战之王”的威名。

 

在西方史学家笔下,怛罗斯之战并没有中国人认为的那么有重大历史转折性,其战斗本身是一场遭遇战,后续也没有戏剧性地引发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中亚大博弈或百年争霸,甚至此后唐朝势力在中亚西域一带的大规模战略收缩也和怛罗斯之败没有太多干系。战后唐军仍然控制着西域,战略大收缩主要还是因为安史之乱后的回师勤王所致。如果不是安史之乱,那么元气渐复的大唐安西军依然有实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会猎中亚,一较长短。

 

在怛罗斯之战被俘的上万唐军中,有个人叫杜环。杜环作为战俘,在西亚、北非一带开始了他的奇幻漂流,在巴格达、叙利亚、君士坦丁堡、埃及、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地都留下了足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指、有史可查的到过非洲的中国人。

 

宝应元年(762)夏天,杜环乘船归国,写了一本叫《经行记》的书,详细记载了自己历时十年的横跨亚非之旅。可惜的是,该书失传已久,如果不是其族叔杜佑曾在《通典》中引用《经行记》,就没有存世至今的一千五百余字的“残卷”。

 

也是在这一年,李隆基、李亨和李白同年去世,安史之乱进入尾声。

 


作为高仙芝的幕僚,岑参并没有跟着去怛罗斯,躲过了战败等一连串厄运。

 

天宝八载(749),蹉跎半生的岑参挥别长安,西出阳关奔赴安西,任高仙芝的掌书记。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正当岑参盼望着仕途能够通过追随高仙芝扶摇直上时,高仙芝因怛罗斯战败被解除了安西节度使之职,无枝可依的岑参只得东归长安。

 

盘桓长安期间,天宝十一载(752)秋,岑参同杜甫等五人一同登上了大雁塔。登塔时的岑参沉浸在佛理的超脱虚空之中,大有勘破了仕途浮沉的意思: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节选)

 

岑参的“誓将挂冠去”终究只是说说。盛唐诗人的经典套路,就是酒醉时、愤懑时写诗表达出世的哀莫大于心死,但常态还是忍不住谈家国情怀和仕途追求。

 

天宝十三载,岑参得到了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的赏识,义无反顾地跟随这位伯乐再度出塞。在北庭,岑参见证了封常清带给盛唐的最后军事荣耀,写下了《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满满的壮怀激烈。

 

天宝十三载,岑参还写下了号称盛唐边塞诗压卷之作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种慷慨豪迈、奇伟壮丽只属于盛唐: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天宝十一载秋,与岑参、杜甫等人一起登上大雁塔的还有高适,他也和岑参一样作看破红尘、无心仕途状,说什么“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这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八年前,高适曾是李白、杜甫这两位巨星相遇的见证人。

 

登塔后没多久,落魄半生、报国无门的高适甚至比岑参更快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在这一年秋冬之季,高适追随哥舒翰一路向西,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高适西行前,为他送行的杜甫写下了《送高三十五书记》,诗中有深情厚谊,也艳羡有加。

 

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大军从吐蕃手里收复九曲(今青海、甘肃相邻处),被李隆基进封为西平郡王,与安禄山的东平郡王东西双峰对峙。

 

高适为西平郡王写下《九曲词三首》,雄壮不下岑参:

 

许国从来彻庙堂,连年不为在疆场。

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上异姓王。

——《九曲词三首》之一

在天宝末期,高适和岑参都选择了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帝国开疆捆绑在一起,是吉卜林式的“帝国鼓手”。

 

大唐皇帝好大喜功,宰相逢君之恶,边将建功心切,诗人歌颂军功,在彼时的大唐边疆,皇帝、宰相、边将和诗人组成了一个自驱动的盛世军功名利链,日夜旋转,将开边大业次第推向国力极限,直至反噬盛世。

 

杜佑在《通典》中一语中的:“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

 

在这样畸形的政治生态下,可以用和谈解决的边境争端被激化成了战争,规模不大的边境战争被升级成了生灵涂炭的大战。

 

在盛唐歌颂军功的边塞诗中,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可能是争议性最大的。争议不在于高适创作水平如何,而在于他居然赞颂了一场由杨国忠主导的“邀宠”之战,更别说,这还是一场惨败:“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在高适笔下,杨国忠和败军之将李宓竟有了古之贤相名将之风采。

 

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杨国忠为报三年前征伐南诏惨败之仇,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强行派李宓率七万大军二征南诏。南诏见唐军势大,采取坚壁清野、闭城不战的策略。待到远征军粮尽,士兵因为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了十之七八,李宓只得被迫撤军,途中又遭到了南诏军队的追击,唐军险些全军尽没。

 

两征南诏,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资治通鉴》甚至说“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如果说唐对西北用兵尚兼具巩固国防和大国争霸的双重功能,那么两征南诏就是典型的“邀宠”式穷兵黩武,是杨国忠在天宝末年破坏性最大的误国乱政之一。两场败仗,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还耗尽了盛唐的最后元气,在安史之乱的前夜平白损失了一支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军。

 

为这样一场不义之战和惨败写赞歌,高适将自己和边塞诗均置于一个尴尬的处境。事实上,在盛唐边塞诗人笔下,歌颂军功自然是他们的正统人设,或许也可以视作“职务行为”,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也是时有游移踯躅的。比如号称边塞诗人先驱的王昌龄,笔下不仅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奋发进取的句子,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反边塞”句子。

 

不仅是边塞诗人,对于玄宗朝无休止的开边,李白和杜甫也始终在犹疑与抵牾着。李白写过《塞下曲》和《从军行》这样的类边塞诗,也有过“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犬戎”“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之类的铁血句子。

 

杜甫写过求官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这位鲜于京兆就是一征南诏的主事者鲜于仲通;也曾写下《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吹捧哥舒翰是玄宗朝第一名将。困顿中的杜甫很可能是受到了先行者高适的刺激,明确表达了也想追随哥舒翰西行建功的意愿。当开边成为帝国最大的政治,有志于仕途的士人就不得不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向开边靠拢,此时所谓价值观往往就不是优先级。昨日写诗暗讽,今日投诗求官,这不仅是常态,也并没有后世想象得那么龌龊和精神分裂。这也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说:“检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需看其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在盛唐诗人中,人设和边塞诗人最不搭的可能就是富贵闲适、寄情辋川的王维了。但他也有若干首边塞诗,有些甚至还列为边塞经典: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使至塞上》

就字面意义而言,边塞诗人最符合“诗和远方”的定义,但他们奔赴远方却是为了功业名利,身在边塞却心系长安。

 

在盛唐时代,“开边”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褒义词或贬义词,李杜身上也有着盛唐诗人共有的那种万丈豪情,他们也曾醉心于盛世军功,或者说,李杜反对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天宝末年愈演愈烈的兵连祸结。

 

将李杜定义为“反战诗人”很可能是后世的阐释过度、主题先行了,但无论历史情境多么复杂,盛唐时代最激烈、最痛切的“反战诗”就分别出自李杜手中: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李白《战城南》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兵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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