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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在中国还能流行多久

本文经授权整理摘编自《一嚼两千年》

曹雨

全文49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

 

海南有70多万槟榔种植户,湖南有近30万加工生产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数百亿的利润。在湖南湘潭和海南万宁这些地方,槟榔产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纳税大户。这些对政府来说是当下更加值得关心的问题。

曹雨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6
 

本书叙述了槟榔这种小小的青色果子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倾倒众生,着重梳理了它在中国两千年来几起几落的流行史,并揭示出其背后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变迁。

 

青年学者曹雨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人类学视角和社会学调研,再现了槟榔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变历程——它作为一种热带作物,如何从太平洋的南岛文化圈走出来,如何传播到南亚,与佛教文化交融,更重要的是,如何从秦末汉初开始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留下印记。

 

鲜为人知的是,槟榔在“瘾品”之外,还有丰富多面的文化内涵:从两汉时期驱除瘴疠的灵药,到魏晋名士高洁情怀的寄托;既是南北朝时常见的佛教供品,也是岭南男女的定情之物;曾在清朝满洲贵族中风行一时,又在当代的劳动人民中复兴。此外,作者亦深入调查了槟榔在当代社会再次流行的缘由与现状,并探讨了今日饱受争议的槟榔产业未来将何去何从。

 

中国与其他槟榔食俗流行地的情况有根本的差别,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世界其他各地(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的槟榔嚼食行为是深深地嵌入当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是一种长期的、有着不间断历史的民俗行为;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嚼食槟榔是一种新兴的行为,与当地文化和社会生活并未产生紧密的联系。

 

有记载的中国人吃槟榔的历史虽然至少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但对于生活在湖南湘潭、海南和台湾以外的中国人而言,历史上传统的嚼食槟榔习俗已经消亡,现代的同类行为无法与其产生呼应。现代的槟榔流行更多是在全国人口流动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充满现代性的、适应都市快节奏生活的新行为。
 

其二,世界其他各地的槟榔生产、加工、流通基本上由无数零散的农民、小作坊、小商贩进行,而中国的槟榔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大都有大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品牌企业和全国性物流网络参与。
 

这就导致世界其他各地的槟榔消费很难形成大规模产业,很难被政府控制;而中国的槟榔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由几家大型企业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物流渠道明晰可控,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不能生产槟榔,槟榔产品的加工和流通容易受限。

 

因此中国槟榔的流行趋势大致是可以被预测的,是能够被人为控制的;而世界其他各地更多见的那种农民自行摆个小摊,现切现包槟榔,街头巷尾叫卖的情况,是较难被干预的。若要预测中国未来槟榔流行的趋势,我们就要先从三个利益群体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利益和动机。
 

第一个群体是槟榔产业利益相关群体,以下简称“产业”。这里包括种植槟榔的农户(主要在海南),加工槟榔的企业(主要在湖南),与槟榔产业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政府,以及得到槟榔产业直接利益支持的媒体、广告等相关行业。
 

这个利益群体肯定是希望槟榔的蛋糕越做越大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直接利益。
 

第二个群体是广大民众,以下简称“民众”。这里既包含了有嚼食槟榔习惯的民众,也包含了没有嚼食槟榔习惯的民众。

 

民众对槟榔的认知总体来说是负面的,槟榔致癌的研究证据较为充分,相关的宣传报道也不少,有嚼食槟榔习惯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槟榔致癌的问题,即使是平时生活中不太接触到槟榔的一般民众,对于槟榔致癌这一说法也略有所知。虽然经常嚼食槟榔的民众通常也认为吃槟榔有损健康,浪费金钱,但往往贪图一时欣快而不能戒除,或者生理成瘾难以自拔,或者以“工作需要”为托词而自我放纵。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群,都很难会说槟榔的好话,因此民众可能是最不希望槟榔产业扩张的利益群体。不过民众通常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没有意见领袖的引导,或是没有组成积极社会团体的情况下,是很难持续关注槟榔的。虽然偶尔有一些公共讨论议程会提及槟榔问题,但是缺乏持续推进的动力。

 

第三个利益群体是公共管理机构,通常是指政府及与政府关联密切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政府”。


这个利益群体对槟榔的态度是两面的。假如槟榔的销量受到影响,那么海南的数十万槟榔种植户将会损失惨重,而湖南的槟榔生产企业能够为当地政府贡献的税收必然也会大受影响,因此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希望看到槟榔流行被遏制。
 

但是从全国政府的情况来看,槟榔引发的疾病会大幅增加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会影响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这会导致政府和多数百姓利益受损。

 

另外,如果民众反对槟榔流行的意愿高涨,而政府又持放任态度,不采取措施限制槟榔流行的话,也会招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间接地增加管理成本。因此公共管理机构有较大的动力去遏制槟榔的流行,而且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官方媒体直接引导公共舆论的方向,从而形成反对槟榔流行的合力。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产业和民众这两个群体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而且也是几乎不可能被扭转的。槟榔产业群体希望利益扩大,而民众希望槟榔受到限制,这是基本的前提。最关键的就要看政府的态度了:如果政府倾向于控制,那么槟榔流行的势头会很快受到遏制;如果政府倾向于放任,那么槟榔流行则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中国的情况与其他流行嚼食槟榔的地方有所不同。其他流行地,比如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主要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可以普遍种植槟榔,主要食用新鲜槟榔,种植户、小商贩可以很方便地经营槟榔生意,人群覆盖面广,网络密集复杂,很难控制。然而中国除台湾岛外仅有海南岛一处可以大规模出产槟榔鲜果,经营槟榔的主力是成规模的加工企业,无论是物流还是企业,都是很容易被政府管控的。因此政府态度上的“禁”与“弛”就成为中国槟榔流行与否的核心问题。

 

中国政府对槟榔流行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笔者将从以下三种可能发生的情境来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境是双向主动情境,简要地说,是槟榔产业积极扩张,而政府积极控制。

 

假如槟榔产业延续过去20余年间的做法,继续主动地扩散其影响力,大肆进行广告宣传,积极地铺货,那么这类行为很可能招致民众的强烈反感,并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将控制槟榔的传播排到议事日程上来,投入相当的资源对其加以控制。
 

有可能由政府出台比较强硬的控制措施,限制槟榔的广告投放,并且有意识地控制槟榔企业的影响力。假如槟榔企业的利润上升速度过快,经济影响力过大,那么政府还有可能对其征收惩罚性的成瘾品税收,或者开列专项征收渠道。进一步来看,槟榔还有可能被纳入国家控制的成瘾品管理范畴,甚至由国家专营——参照对烟草企业的控制方法管理。这三个步骤即如下所示:
 

限制广告投放→惩罚性税收→国家专营
 

在这种双向主动的情境下,槟榔的传播会很快受到抑制,槟榔的流行会被国家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很难重现过去20年间的大增长和流行。其实,这种情境已经被槟榔相关从业者预见并且警惕。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在2019年3月7日发布了要求各槟榔企业主动撤下全部槟榔广告的文件。

 

不过这项举措并未得到槟榔企业的有力执行,时至2021年初,笔者仍然可以经常看到户外的槟榔广告宣传(见图)

 

▲笔者于2021年1月在广州天河区拍摄到的槟榔广告宣传图。

▲笔者于2021年1月在广州海珠区拍摄到的槟榔广告宣传。

 

假如槟榔企业继续这样大张旗鼓地扩大影响力,进行大范围的广告宣传,那么其结果就是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招致政府的强力控制。对于槟榔从业者来说,这可能是最不利的一种情境。政府的强势干预可能会导致槟榔产业的大洗牌,甚至是崩溃,相关的从业人员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第二种情境是单向主动情境,简要地说,是槟榔产业不主动扩张,而政府积极控制。

 

假如槟榔企业能够严格遵守规定——正如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发布的《关于停止广告宣传的通知》所要求的那样——不主动地寻求槟榔产业扩张,那么政府部门对槟榔企业的控制很可能就长期止步于这样一份行业协会的文件,而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
 

假如槟榔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执行行业协会的规定,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禁止烟草广告那样的局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政府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槟榔企业的合作程度。
 

一个讲求治理效率的政府是按步骤行事的,当一件事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控制的时候,政府便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将其提升到更耗费资源、更优先处置的位置。
 

如果槟榔企业不主动地寻求扩张,那么政府即便有意识地对槟榔进行管控,这种管控的力度也不至于使市场主体难以承受。槟榔企业如果不主动地寻求扩张,吸引注意力,那么民众和政府对槟榔的关注度就不会太高。即使广大民众对槟榔较为反感,也难以利用相关议事日程设置手段对槟榔企业进行干预。
 

即使政府有意识地积极控制槟榔的传播,这种控制也只会来得平稳而缓慢,这样一来,政府对槟榔产业的控制可能要拖延几十年的时间,与槟榔产业相关的从业者可以得到比较充裕的时间调整转型,不至于使市场、民众和地方政府受到较大的冲击。这也是对三个群体来说都比较理想的一种情境。
 

不过政府积极控制槟榔产业扩张的动机并不充分。首先,我们要知道嚼食槟榔所产生的危害健康的疾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出现,而压制槟榔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却是立竿见影的。

 

海南有70多万槟榔种植户,湖南有近30万加工生产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数百亿的利润。在湖南湘潭和海南万宁这些地方,槟榔产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纳税大户。这些对政府来说是当下更加值得关心的问题。
 

另外,受益于槟榔产业的某些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动力去推动槟榔产业的发展;而那些与槟榔产业没有太大关系的地方政府却没有充分的动机去阻挠槟榔的扩散,即使这些地方政府需要为槟榔的泛滥支付额外的公共卫生开支,这部分额外支出的金额也不会很大。近20年来,槟榔的市场扩张得很厉害,在海南和湖南以外,很多地方都有少量的槟榔嚼食者,但这类人群并不十分集中,不足以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此处要特别说明的是,另一种单向主动的情境,即槟榔产业主动扩张,而政府不主动控制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出现。从半官方性质的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所发出的信号来看,政府已经有控制槟榔产业的意愿和动向,只是现在控制槟榔在政府议事日程上的优先级并不靠前,而政府也希望谨慎行事,避免引起市场的过度反应,因此才有行业协会所发出的这份带有一定试探性质的限制性文件。如果槟榔产业持续较快扩张,民众和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
 

第三种情境是双向被动情境,简要地说,就是槟榔产业不主动扩张,而政府也不主动控制。
 

这种情境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槟榔产业不主动扩张,而民众也具有比较强的健康意识,对槟榔的传播比较警惕,槟榔产业保持现有消费规模而不出现过快的增长。这样一来,政府和民众限制槟榔消费的动机就不充分了,从而可能出现双向都不积极的状态。

 

坦白地说,笔者认为这种情境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一方面,槟榔企业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一些企业希望趁机夺取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那么就免不了要进行一些宣传和铺货的竞争。
 

假设现在槟榔市场上有甲、乙两家槟榔企业,甲企业的市场份额比较大,因为担心受到过多的关注而引发政府的控制,不主动宣传扩张;那么份额较小的乙企业就有可能去抢占甲企业的份额,主动宣传和铺货。总而言之,要所有企业都完全顾及大局,不争不抢,在中国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健康意识还不是特别强烈,具有潜在可能成为槟榔嚼食者的人非常多,即使不进行广告宣传,只要铺货覆盖到一定程度,槟榔产业的总产值就能够获得一定的增长。而且这些新增的槟榔嚼食者很可能出现在湖南和海南以外的省份,因为前两省的槟榔消费已经相当饱和了。

 

而在其他省份,政府只会感受到可能增加的医疗卫生支出带来的巨大压力,却得不到槟榔产业在税收等方面带来的益处,会有很强烈的动机去控制槟榔的传播。
 

假使这种双向被动的情境真的出现了,那么槟榔消费市场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笔者推测,槟榔消费可能会出现与许多国家烟草消费相似的趋势,即“减量高价”。所谓“减量”,是指产量和消费群体都保持几乎不增长或者减少的情况,这种情况已经在许多国家的烟草消费中出现了;“高价”则是大幅度提高烟草产品的售价,从而使得烟草消费总量减少。但由于产品价格提高了,企业的销售金额和利润并不减少。

 

槟榔如果也出现这种“减量高价”的情况,那么一方面槟榔的产量、相关的病例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增加,相应地,引起的民众关注度就不会很高,政府的制约力度也不会太强;另一方面,由于产品价格的提升,槟榔企业仍然能够获得不错的销售金额和利润,甚至获利有所增加。
 

这是一种对于槟榔企业来说最为有利的策略,然而这依赖企业相互之间配合良好,同业之间协调顾全大局,这样的局面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中才有可能出现。事实上,近几年来许多大型槟榔生产企业已经开始采取这种“减量高价”的策略,但在争夺市场份额、进行广告宣传方面还做不到完全罢手。

 

不管未来发生的是以上哪种情况,槟榔都不太可能出现遍及全国的大流行,以及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大幅度增长;目前的情况大致上就是槟榔在中国流行的巅峰状态。
 

槟榔已经不可能像烟草、酒类那样获得大范围流行的机会,正如笔者在本章第一节中所阐述的那样,制造植物成瘾品大流行的“历史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了。植物成瘾品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时间窗口仅出现在16世纪至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以后,这扇窗口就永远地关闭了。

 

具体而言,槟榔的流行范围在未来不太可能进一步扩大,原因有三。

 

其一,人们对槟榔的需要是可以被完全替代的,客货运输司机、工厂夜班工人完全可以使用较为安全且廉价的含有咖啡因、牛磺酸的饮料来达到提神的效果;

 

其二,历史上烟草、咖啡、茶叶曾经起到了维系世界殖民帝国贸易体系的效用,但如今的中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国内贸易体系,并不依赖槟榔来打通国内贸易的经络;

 

其三,当代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知识传播的速度远不是20世纪中期时所能及的。曾经,烟草致癌的知识耗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普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形成“吸烟有害健康”的社会共识。而槟榔危害健康的知识在2013年7月一经报道,就迅速在国内形成了社会共识,并且在涉及“槟榔”的话题中被反复提及,形成了公共讨论的一致意见。

 

不过,对于健康的忧虑往往并不是阻碍人们享用植物成瘾品的充分条件,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酒精饮品和烟草制品。这两样东西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绝不会比槟榔小,然而却比槟榔更加唾手可得,甚至遍及地球的各个角落。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涉及许多常见的食品和饮料,除了酒精饮品和烟草制品以外,还有烧烤和煎炸的食物(含苯并芘),腌制的肉类和鱼类(含亚硝基化合物),不新鲜的谷物、蔬菜、肉、蛋、奶(含黄曲霉毒素、亚硝酸盐)等等。人们会因此放弃一享欢畅的口腹之欲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认为,人生有太多的不可预测,还不如享受眼前的片刻欢愉时光。酒精饮品早已深深地嵌入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家庭聚会、社交娱乐、仪式庆典等各种场合都少不了酒,其地位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无法被禁止。美国曾经在1920年至1933年间实施过全国性的禁酒令,其结果是酒精饮品交易地下化,滋生了规模庞大的黑市贸易和大量的黑帮,导致犯罪活动猖獗,政府公职人员受到严重腐化。美国国会无奈在1933年终止了这项“禁酒实验”,彻底废除了禁酒令。
 

而这场带来恐怖影响的社会实验也是给全人类的一次深刻教训,与人类文化和社会活动牢牢绑定的一系列习俗,无论其健康与否,都不能简单地以一刀切的办法加以禁止,其牵连范围之广是立法者所无法想象的,其后果之严重是任何社会都不愿也无力承担的。

 

除了文化上的嵌入以外,酒精饮品、烟草制品和槟榔食品都与经济有着莫大的关联,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烟草。中国烟草公司在2019年实现税利总额12056亿元,当年全国税收收入为157992亿元,烟草的税利总额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7.6%。
 

规模在400亿元左右的槟榔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还远不及烟草产业,但也足以影响槟榔产业300万左右的从业人口。槟榔产业给海南、湖南等省的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槟榔产业的发展的确帮助许多海南农户脱贫致富。如何在维护公众健康和发展经济中间找到一个妥当的平衡点,是摆在政策制定者乃至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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