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南都观察 > 维舟:不完整的个人权利

维舟:不完整的个人权利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9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

有些子女扬言只要老人敢再婚,就会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按月给钱赡养,但就是绝对不让领证,甚至对老人说:“你又不生孩子,结什么婚?”

 

不久前,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遗嘱继承引发的纠纷:高某生前未婚,病逝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价值400万元的房产、100万元存款及一辆奔驰汽车,全部赠与交往一年的女友王某。在他被安葬后,其父母和王某之间爆发激烈纠纷,一方称儿子名下的房产是掏空了他们半辈子积蓄买的,另一方则称自己只是完成高某遗愿。最终经过五轮调解,达成的协议是:房产归高某父母所有,其余归王某,高某父母另向王某支付补偿金60万元。
 

这样的案件注定引发争议,它具体而微地折射出当下社会的诸多症结:遗嘱所表达的个人意愿和权利是否应受保障?个人名下的财产是否应完全属个人所有并受其支配?最终,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法院究竟应该怎么判?


▌谁的权利受保护?
 

其实这样的纠纷,在老年人中更为多见。2021年初,深圳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刘某龙夫妻长年不和,由保姆张红照顾了17年之久,他在遗嘱中将深圳市南山区城市花园总计300平方米的三处房产全部遗赠给保姆张红,价值近4000万元。南山区法院一审裁定遗嘱部分无效,保姆只能分到一处房产;深圳中院二审认定遗嘱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保姆不是继承人,无权分得房产。

二审判决后,央视网评论认为,将道德伦理引入法律适用,彰显了民法典中“道德红线”的威严,补益了法律规定本身的不足;但也有人感叹,保姆17年的陪伴,到头来却被一段早已死亡的婚姻绑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别人的一生,无端进行道德绑架是不人道的。”

在国内,合法遗嘱并不足以确保你的个人意愿得到执行,甚至生前安排也没用,因为死后家属可以追讨。理论上说,要让你属意的人继承财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对方变成法定继承人——如果不是血亲和配偶,是分不到财产的。现实是:一旦纠纷被提交到法院,就相当于各方放弃了自行协商妥协的权利,此时,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往往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分配的走向,因为在国内的法律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小。

有时候,连合法婚姻都不能避免这样的纠纷。有的女性中年再婚,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第一段婚姻还长,但男方的子女还是等父亲一去世就要赶她走。折中的方案是居住权:老年人可以领证结婚,但房屋的产权归子女,再婚的配偶在老人死后可以一直住在房子里。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中就是一地鸡毛。

我甚至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家人的老爹是退休干部,每月养老金两万元,老伴死后,他不顾子女们的反对,和保姆领了结婚证。这下子,子女们都坐不住了,等到老父亲有点小毛病住院,立马被子女们联合控制起来,说他病得很重,老头没几天就被折腾得一命呜呼。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在帮保姆更快地拿到遗产吗”,但保姆未必能拿到,因为诉讼时还要考虑“公序良俗”。对保姆来说,原本还能拿到劳动报酬,变成妻子后,不仅劳动免费,有的甚至婚前财产也被继子女强行参与分配。

近年来房价大幅升值,很多年轻人一面觉得父母不应干涉自己的婚姻自由,另一面却竭力干涉父母再婚的自由,就是为了阻挠家产落入“外人”手里。有些子女为此简直做绝了,扬言只要老人敢再婚,就会被赶出家门,他们可以按月给钱赡养,但就是绝对不让领证,甚至对老人说:“你又不生孩子,结什么婚?”



▌人我不分的家庭

像这样的纠纷,经常被慨叹为“世风日下”,但更进一步来看,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家庭内部一贯地“人我不分”,对财产权的归属没有明确的分界。

从小到大,我不时会听到父母说这样的话:家里不论是谁的钱,“都在一个碗里,”一家人不分彼此,“何况我们就你一个儿子,将来连两把老骨头都是你的。”既然一家人的和睦最重要,分清楚哪些钱是谁的,不仅毫无必要,还伤感情——“亲兄弟,明算账”之所以要强调,正是因为平日里人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算那么清楚,那不是见外了么?

无论这样的社会习惯还是当下的司法判决,都可以看出一点:中国人的财产权是家庭本位的,所谓“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归家庭共同支配,而“外人”则会遭到一致排斥。当然,这种“公有”的理念,落到现实中,就往往是家主来支配,只不过在父母当家时是父母做主,而当父母衰老、子女当家时,就轮到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所有权。

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家产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不明确的。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发现,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父子之间人格的同一性(“父子一体”),因此就可能出现看似相反的情形:一方面,父亲是家产的权利主体,但另一面,家产最终要在诸子之间均分,这一原则即便是父亲也不能违背,因为在父亲死后,家产必定要归属作为其人格延长的儿子。

岸本美绪在《风俗与历史观》一书据此得出洞见:“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作为家族全员直系尊长的家长,在该时间点是体现这一生命之流的人,该生命的持有物即家产,当然是由家长来做出决定。但是,如同家族的人格被家长所涵摄了一样,家长的人格也已经被死去的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是一个从祖先到后代的漫长链条中的一环,只能在自己身任家长时暂时管理作为家族共有物的家产,但他既不能将自己那一部分明确单独划分出来,也无权按自己意愿处置遗产,因为那本质上不被视为他个人所有。与其说人们是私有财产的占有者,不如说是家族财产的临时管理者。不难看出,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脱嵌”出来获得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而是嵌入在家族的世代序列之中,由社会关系来界定的“人”。

这种文化心理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出,国内保障的其实是家庭财产权利——如果像国外那样保障对自己财产的私有权,那老人是不是领证,就不会成为纠纷的焦点。大家都知道领证了就能参与分钱,而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分钱的人越少越好,这才使得许多子女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涉老人的婚姻。这样,法律对婚内合法权利的保障,反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在欧美,财产私有权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子女默认父母的财产就是父母的,他们爱怎么处置都行,也就不会有这种事。我身边就有一位上海老人,60多岁因机缘巧合嫁到德国,两人很恩爱,相处融洽,她从原本一句德语都不会,到后来完全适应。几年后老头去世,财产全部归她,继子女没有任何异议,还很感谢她照顾父亲多年。她后来感慨,自己活了一辈子,现在是最开心的时光。在法国、瑞典,甚至都不需要领证,法律规定同居即享有合法权利。

现代化的推进,将会使个体逐步从原有的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而日渐增长的独立自主性也势必要求获得更完整的个人权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仍是这一变迁的初级阶段,而最终的改变,恐怕需要三个前提:个人独立的财产权(自己的钱,给谁都行)法律对这种财产权的有力保障家人观念上的改变不会逾越边界侵犯家人的财产自主

毫无疑问,这很难一蹴而就,近年来这类继承权纠纷倒是更多了,毕竟以前也没多少钱可分。这种种现象,正体现出转型期中国社会新旧混杂的特质,有时传统的理念,又在新形势下被搬出来支撑新的权利诉求。如果个人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子女并不那么必然觉得自己是全部财产的继承人,许多纠纷也就无从谈起了。

当然,这样一来,以往那种“父子一体”的代际紧密感很可能也就逐渐淡化了,因为在个人自主权意识之下,两代人已成了彼此独立的他者,对方的财产说到底和你没关系了。至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看我们如何取舍了。



推荐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