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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从业者:做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金钱的搬运工

骏瑜,公益从业者

全文41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又是一年99结束。今年虽然声势不及往年,朋友圈仍有人晒出自己“成功参与了一个超33亿的融资项目”。每年这个时候,公益筹款这个议题会在短期内溢出——虽然仍是相当封闭,往往仅限于公益圈个人的社交范围——但很快归于沉寂,似乎就是一个套配捐的行为艺术,小圈子的自嗨。为什么要有公益?公益为什么需要捐款?捐款时应该关注些什么?这些思考仍然局限在圈内。

 

遇到过不少人,一听说我从事公益,立刻脸色肃然:“你太崇高了!”

我赶紧澄清,不不不,这只是一份工作,我有拿工资。然后补一句,“帮人花钱,还能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这种好工作上哪儿找去。”

虽是调侃,也是实话。公益组织做的正是从广泛的捐款者手中将资源(钱、时间、劳动)募集起来,再花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用来解决难以通过私人产品收费的社会问题

这种“帮别人花钱”的工作,职业中似乎只有基金经理与之相似。基金经理募集投资人的资金,将之用于有价值的、收益大于成本的项目,有效率地使用资金,公益组织做的也是一样的事。只不过前者可以帮投资人获得直接的资金回报,后者则更多地是做“社会投资”,帮助有需要的群体(扶贫、教育、儿童、残障和病患救助……),通过改善他们的境遇来改善这个社会。

但这些直接受益群体并没有支付相应公共产品的能力,只能通过募捐这样的方式,让社会中另一部分群体来购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转移支付”。但与基金投资人不同,公益项目的投资人(捐款者)没有直接的现金回报,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然而,同样是做投资,基金经理被公认为是高技能专业人士,公益从业者却常被简单认为是资源的“搬运工”,甚至不少人认为从业者不应该拿酬劳:你们不就是把我们的钱给到别人么,有什么技术含量?还常常不透明——以至在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后,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即时大数据追踪,让捐款者知道自己的钱给到了谁,这不就解决了问题?

捐款使用透明的问题,的确是可以通过大数据加以改善,但大部分公益项目并不是简单的“搬运”,它更像一个咨询项目,重要的意义在于“高效”和“问题解决”,或者说,我帮你花钱,比你花钱更有效率。任何一个公益项目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了专业技能。

 

▌深入细致的调研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所以陷入困境,需要扶助,自然有其原因,有的一眼能看出来:地处偏远不能加入市场交换困于贫穷、遭遇到突发的意外事故或大病急需用钱……

但有些问题的因果关系就没那么明显了。

有一个半调侃的社会学段子,有人调查糖尿病群体后得出结论,糖尿病的发病率与家境较好相关,因为得糖尿病的,家里都有冰箱。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很多人的直觉认为糖尿病是“富贵病”。而实际情况是,因为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需要放冰箱保存,病人不得不买。

所以很多情况下,身处其中的工作者需要充分了解背景及逻辑相关,深入细致地调研。有时,当事人说出来的原因,也并非真正原因。

一次我去走访因大病受资助的农户。中原大地的一月,寒风凛冽,他家堂屋却是一片瓦砾,厢房也只挂了一个布门帘。然而他们并不缺修房资金(项目有支持),我们催促修房时,对方回应,快过年了,没有工人。

项目同事当时就急了,这离过年还有大半个月,找不到工人就找亲戚帮把手,也可以修起来啊,这么冷怎么过年?

后来辗转才得知,似乎是风水先生认为他的家人患大病,和屋子格局有关,需要保持那个状态——我们很无奈,当然,相信风水并不是受助者被嘲笑的理由,他们的认知很难超越自己生活的环境,只是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这个原因,可能可以采取更有策略性的方法来帮助他们。

很多社会问题,还常常不止一个原因。

多年前的一个例子,某地的妇科病患者比例较为突出,很多是性传染病。

人们第一直觉的答案是,那里缺少安全套,解决方案是多发放安全套。

但问题解决了吗?

进一步研究发现,她们的妇科病很多是由丈夫传染的,她们的丈夫有性传染病,她们却无法让丈夫用安全套——这是家庭地位的原因。
再进一步,丈夫的性病,是在城市打工时染上的——这是流动人口的性需求问题。

为什么这些丈夫会有性需求难题?因为当下的城市公共服务,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在城市安家的需求。

一系列因果链条,都需要对社会现实和相关领域的充分了解、实地走访和多年的工作经验,这常常是分散的个人捐款者难以做到的,即使勉力为之,成本也极高,一个人去偏远地区访问(且不说能不能问到真相),需要多少资金?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确定受困原因之后,接下来,需要针对性解决问题。

大部分公益项目都不是“搬运”捐款。在某种意义上,直接给受助人发放现金,被视为最低效的解决方式,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易让受助者“滥用”善款。

就前述的患妇科病案例而言:

治疗妇科病本身,可以赠药、普及卫生知识;

对丈夫拒绝使用安全套的问题,就需要采用畜牧养殖、提高农业产量、小额贷款等一系列经济赋能手段,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而丈夫在城市感染的问题,需要对城市打工者普及相关健康卫生教育、发放免费安全套;

对暂时不友好的城市公共政策,公益组织虽没有直接改变的能力,但可以倡导、呼吁。

 

▌有技巧的项目实施

明确了真正的需求,策划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实施了吗?

并没有。这里还需要很多工作,包括动员受助人、资源精准分配(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和后续监督等。

并不是所有的目标群体都如想象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那样渴望你的帮助——尤其也需要他们有所付出的情况下。原因可能是你的解决方案不能让他信服;可能是他承受不起尝试新事物的风险,或者就是简单的“现在这样也挺好”。这时往往需要用成功实例去说服对方,打消他对失败的疑虑,甚至为他的失败兜底。

另一方面,要避免扶助资源旁落给并非真正需要的人。到底谁真正需要帮助,绝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捐款人有时间、精力能够了解的,需要公益组织当地人员的调研、精准递送到人。这既是为了对捐款人的资源负责,不致浪费,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规则和运行,不至于扭曲激励,养“懒人”。

有时,更需要一些小技巧。例如资助女童营养的项目,一个人发一个鸡蛋,会要求孩子在学校当场吃掉,以避免她们把鸡蛋带回家后,家长要求把鸡蛋让给弟弟;而另一个项目则允许孩子带食物回家,这样,上学就相当于给家庭挣了另一份收入,借此鼓励家长送孩子到学校上学,而不是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

一些调节资源分配的措施,甚至听上去有些冷酷无情。比如要求贫困人群贷款参与发展项目——“他都那么穷了,为什么还要他借钱投入?”这里的考虑是人性,大部分人都不会珍惜平白的获得,需要让他们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真正投入。

与一次性捐款不同,公益项目的解决方案,或者我们常称之为“干预”的措施实行后,还必须跟踪效果,监管受助人。

比如助学项目,要保证孩子持续、努力地学习,而不是拿了助学金混日子;对于大病救助,要防止受助人挪用治病的钱。

这和“干预”技巧是分不开的。比如前者,帮孩子交纳学杂费、赠送文具等实物及培训教师,比直接给钱有效得多,有的则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所要求。而大病救助,则常常是直接向医院付款,或分批次拨款。

 

▌项目监管,与“10%管理费”

这里的监管,既包括财务,也包括行为准则。

财务监管大家比较熟悉,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原因和去向,确保捐款人的资金不被滥用,并做到财务公开。实际上,每个项目都是先制定预算,花多少钱,做多少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网络募捐时,总是一个项目对应一个具体的款项,募款额一旦达标,就停止募捐。没有具体对应项目的募捐,常常需要捐款者在心里画个问号,我捐的钱会用到哪里?怎么用?

项目完成后,则会公布实际的决算,公众有权质疑其中的每一笔开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透明”。具体操作时,出资的企业或基金会,常常会对执行的公益组织分期拨款,在前一阶段款项执行完毕且有成效报告时,才拨付下一笔,同样是为了避免资金被滥用。

公益从业者并不天然道德高尚,近年涉及公益人的“负面新闻”亦不在少数。他们面对的是弱势群体,更需要有严格的行为准则来约束。包括但不限于:不骗捐、不道德绑架逼捐、廉洁、不滥用自己在受助者面前的优势地位甚至是侵犯他们、不虚假宣传等。正规公益组织,往往一入职就要求员工签署行为准则。项目执行中,也自始至终贯穿行为监管。

除了公益组织的自我约束,也有相关法规对从业人员的行事、机构财务等做出监管,其中比较为公众所熟知的,就是“10%的管理费”。
和其他机构一样,除了有项目执行者这样的工作人员,公益组织还包括传播、募款、行政等维持一个机构运转所必须的员工。

传播既要让公众了解项目运作,保持透明度,也需要将弱势群体的需求传达给公众,协助募款;募款,则是项目运作的基础;机构行政,看似与项目没有什么紧密联系,却是任何机构都必不可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募来的善款中,通常会有10%比例用作“管理费”。

管理费一向是公益组织的一大痛点。说服捐款人为弱势群体解囊,不算很难(我仿佛听到了一些圈内朋友的抗议),但捐款人很难接受,我捐了100元,只有90元用在孩子身上?(还不是到孩子手里,因为公益项目大部分不是直接给钱)。但实际上,传播、募款、行政(包括机构办公室)都需要有支出。一些募款中的“零管理费”,往往是另行募捐了管理费用,甚至是有些不规范的财务操作。

按比例计算管理费,其实在公益圈内也多有讨论。资金规模小的项目,10%的比例根本不足以覆盖管理费,这相当于变相鼓励公益组织把项目和预算规模做大,但组织本身是否有能力去完成规模做大以后的项目呢?为此会不会带来其他后果呢?

 

经济学认为:花自己的钱是最有效率的,花别人的钱最没有效率(不会珍惜),因此最好的分配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报酬。但即使自由派经济学也承认,有些外部性强的公共产品如教育、环境、扶贫并不是私人市场可以提供的,或者是因为投入比较大,或者是因为受益者无法直接支付,但整个社会需要这样的改善,必须由一定的机构来提供。公益组织正是这样的机构,一方面,它们要成功地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做到有效率,减少资源配置中的损耗。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

一般认为,2008年汶川地震促进了公益组织的创立和成长,是中国公益的元年。若这样计算,中国公益行业刚经过一轮生肖,且遇到一些丑闻带来的挫折。在这个从“量”到“质”的窗口,诉诸道德,呼吁“要相信我们啊”作用不大,更好的办法是做好沟通,让公众了整个行业的意义和运作方式,对误解,解释清楚;对问题,及时整改;有成就,做好传播。毕竟,我们的工作目的,不是为了从中获取道德优越感,而是给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让更多群体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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