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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弹琴重要,还是有兄弟姐妹重要?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全文31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

到底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是考上211重要,还是兄弟姐妹重要?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很多中国城市家庭都不愿意生孩子,只要一个孩子,不愿意生二胎了。从2017到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从1700万逐步降低至1400万,到2020年,中国出生的新生儿只有1200万人,是历年以来的最低数据。

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觉得养育孩子经济压力大。中国家庭采取的多是精养模式,年轻父母誓言要给孩子最好的:“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就不要生!”“如果不能给孩子幸福,就不要生!”钢琴、奥数、夏令营、游学、出国旅游,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浮华、攀比之风,养孩子也自然如此。冬奥之后,据说一年20万的冰上运动,又成了家长们追求的目标。

如此费力的养育模式,自然推高养育成本,形成很大的压力。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家庭在弹钢琴与多生一个孩子之间选择。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是考上211重要,还是兄弟姐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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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娃”并非近年的新生事物,10年前“虎妈”蔡美儿的育儿方式登上了时代周刊,引发大量关于文化差异的讨论。  © 《时代周刊》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回顾一下。前几年,有一种所谓“逃离北上广”的社会现象,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白领,因为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选择了去二三线城市,或回到自己老家城市。不过这些年轻人随即发现,小城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不仅仅市场规模更小,市场业态更单调,工作、创业机会都更少,办个小事往往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裙带关系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人做任何事,都不会想着正规的渠道,而是先找一个熟人。虽然杀熟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作为一个契约意识不强的社会,熟人可以保障信息的质量,在小城市更是如此。小城市有小城市的潜规则,讲究“熟人”、人脉。这个人际关系网,更多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中,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圈子,普通的寒门子弟,往往只能通过姻亲进入这个圈子。

2011年,一篇《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爆网络。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实为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在论文中以“北山市中县”出现)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中县干部》,细致研究了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他发现,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中县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包括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的大家族21家,2-5个副科级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10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中县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实际是中县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的化名。据论文,张后来在临近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北山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也做过中县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局长。张有8个子女,儿子曾任某海关关长,大女婿为北山市旅游局长,二女婿是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为武陵区副区长。其妹妹的儿子是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某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中县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大女婿的父亲做过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现在是中县纪委副书记。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2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中县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北山市、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正是这样的关系网络,让年轻人重新逃回北上广。

相比之下,“北上广”位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中外企业众多,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创业,机会都更多一些。都说大城市冷漠,但冷漠意味着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一线城市相对公平,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很多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也有进身之阶。在相对更法治化的社会中,有外部竞争压力和舆论监督,基层部门也更能做到依法行政,对市场的干扰也更小一些。所以,在这种制度差异的驱使下,他们又再度逃回北上广。

那么,一线城市,为什么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1983年,上海人口1200万,1990年1330万人,几乎没有增加。随着1990年浦东开发,上海人口开始猛增。2000年,上海人口为1608万,2005年为1778万,2010年为2220万。上海2014年常住人口为2425万,2015年下降为2415万。此后,随着严厉的调控措施出台,上海人口到2020年缓慢增长为2487万。这只是常住人口,考虑到人口是动态的,实际上,上海人口波动于春节时的1800万到最多的3000万之间。

这就意味着,把非常住人口纳入后,上海有一半人是外地人,他们都是这三十年来到这座城市的。不管是30年前,还是现在,来的都是年轻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人,占23.4%。这580万人中,肯定是上海户籍的老人居多。

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消费活动中,在上海劳动、工作、学习的外地人占到了一半以上。这自然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因为外地人大量涌入。

但再过三十年呢?

随着城市化的完成,人口的迁徙会停下来,很多人从出生到老去,一辈子都会在一个城市,和自己的亲戚、兄弟姐妹、父母都在同一个城市。如果上海维持2500万常住人口不变,30年后,这个城市就不再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了。

比如,一个外地年轻人2020年考上大城市的公务员,举目无亲,过了15年,当了处长。除了工作中的关系,他在这个城市没有亲戚。虽然难免有各种请托,但指望自己的人少,自己也不求人。他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每天秉公办理。

再过15年,他当上了局长(也就是2050年),他的三个孩子已经成年了,会结婚,会多出三个亲家、七八个孙子、20多个姻亲的侄子,再加上更远的亲戚,他的亲戚会成倍增长。他子女的婚姻选择,多少会是门当户对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大城市终究会变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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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的官场都被家族、亲戚垄断。  ©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在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年轻人,上至最高层,下到普通老百姓,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兄弟姐妹,只有表亲堂亲。但随着计划生育的放开,30年后,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现在出生的孩子,30年后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际网络。一些人,自己是独生子女,父母也是,他们自然没有表亲堂亲,只能自己在城市打拼。但另一些人,可能不但有3兄妹,还有表亲堂亲,再加上扩展出来的姻亲,就有一个更庞大的关系网络。

对顶层精英而言,多生育是非常划算的——在金钱的投入上他们没有任何顾虑:有钱养,房子大,没精力带可以请阿姨。家里的社会资本,给一个孩子是用,给三个孩子也是用,产出的关系网络,还有1+1+1大于3的溢出效应。他们之前没有生,是因为以前被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住了,一旦解除,生育就会扩张。

对底层而言,养一个孩子投入不多,底层的观念一般偏传统,会为了生男孩,以及养儿防老而多生。

相对来说,城市中产家庭,既没有高层那样无限的预算,又不会像底层那样低投入。他们有鸡娃的预算,但预算有限,必须在多育与精养之间做出选择。中产有一定的文化,受教育多,阅读量大,受媒体特别是网媒的影响大,最容易被宣传的、流行的谬误观念干扰,从而采取宁愿弹钢琴,也不给孩子多一个兄弟姐妹的策略。

其实,考上一个好学校,很大程度上与天资相关。多生一个孩子,兄弟姐妹几人中,考上好大学或者公务员的可能性就更大,通过婚姻向上建立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一旦这种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就能帮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相互扶持,分享人际关系,比独生子女更有利。

现在父母都拼命鸡娃,为了所谓的“要保住孩子的阶层”,其实,所谓阶层,就是关系。在人脉关系上多一分可能性,阶层就更稳固一分。显然,到了那个时代,兄弟姐妹会比会弹钢琴、考上211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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