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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一门哲学,高考就成素质教育了吗?

刘羽丰(巴黎政治大学学生)
全文6000余字,阅读约需12分钟

前面是中学教育期间,甚至更早就开始积聚的资源不平等,后边跟着就业市场上的行业间不平等和文凭贬值,夹在中间的高考当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

 

每年高考前后,社交媒体上都会涌现出不少关于法国高考中哲学科目的内容,网友们对哲学作文题目及体现出的思想深度津津乐道。“艺术实践能否改变世界?”“自由是否意味着不服从任何人?”“不择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是正确的吗?”这些(看上去)充满哲思的题目,总是被拿来与中国高考的语文作文相对比。

 

作为地球另一侧少有的考试大国,法国的高考制度仿佛是以“内卷化”闻名的东亚教育的遥远之鉴。不同于英语国家主流的大学申请制度及其多样化的考察方式,法国学生们在中学时代也要卯足了劲儿,日复一日地准备着一场即便不是定终身,却至少是决定高等教育的全国统一考试。

 

应试导向的中学教育,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唯独哲学一科乍看有种怪异而迷人的陌生感:在强调公平、数十万考生以同一套标准考核的大考中,竟然有如此让考生发散思考的科目!
 

法国学生是否因此比东亚“做题家”更善于思辨?标准化考试是否就这样同素质教育的理想相调和了?改卷时的客观性又如何保证?我们很自然地能想到这些问题。

 

但是,无论是哲学一科,还是法国高考的整体,首先都承载着选拔与分层的社会功能,将学生分流进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和不同的学科,进而从事不同的职业,构成不同的阶层;又由于选拔和分层总是关乎资源分配与社会地位,这场大考就一定会成为微观上学生家长等个体间、宏观上社会各阶层间的角力场,而政治权力则会在背后起着制定规则与调节分配的作用。

 

毕竟,对绝大部分法国学生而言,在“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四小时哲学作文之后,等待他们的依旧是毫无哲学趣味的人生:获得文凭,找到工作,维持与父母相仿的阶层,然后焦虑于如何让自己的孩子也维持在这个阶层。
 

▌高考的政治传统

 

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一样,法国高考的起源既是中央集权的结果,也是维持大一统国家的策略。

 

国家统一设计并实施的选拔制度,不仅旨在为高等学府遴选出有能力的青年,为政府机关与各行各业储备未来的人才,还肩负着特定的政治任务:一方面,为平民家的孩子提供上升渠道,缓解阶级社会中积蓄的矛盾;另一方面,国家牢牢掌控全国的人事资源,防止名门望族笼络人才,另立山头。

 

在封建制度下,出身平平的法国青年若想通过才学出人头地,要么得到名流权贵的赏识,受到提携,要么就只能参加教会学校,努力修习神学和古典学的经典内容。


绝对君主制的顶峰随着启蒙时代一起到来,行政机器终于逐渐在教育的角力场上占了上风。1736年的敕令设定了全国统一的教学纲要,1764年耶稣会被逐出法国,教会学校由国家接管。既不依赖人脉,也可以不受宗教影响的考试制度就在一些学府中逐渐确立。

 

1758年出生在东北小镇阿拉斯的马克西米利安,就是这个转折时代中一位颇具运气的中产阶级做题家。此时巴黎的名牌学府已多由国家掌控,但在外省,贵族与教会的势力依旧盘根错节。马克西米利安先是上了教会中学,受阿拉斯主教赏识,才被推荐上了巴黎的路易大帝学校。他荣获修辞学第一名,凭优异成绩上了索邦大学的法律系。

 

照理来说,他的生涯应当离天花板不远了。没有贵族姓氏确保飞黄腾达,没有家财万贯买来一官半职,学习与考试虽能让小镇青年进入名牌学府,进入社会时却依旧竞争不过富贵人家。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外省的小律师,虽然闻名一方,依旧是低人一等的第三等级,而他大抵也要以这种方式终其一生,但大革命的到来搅动了法国社会。

 

这位青年先是选上了三级会议的代表,然后凭口才和激进主张在巴黎政界脱颖而出。在他主政期间,背景雄厚关系过硬的贵族们要么被送上断头台、要么流亡国外,最终他的姓氏——罗伯斯庇尔——化作革命的象征之一。

 

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宣告了革命的结束,摆在新皇帝面前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既不让贵族教士把持人事,巩固中央集权的新政权,又要避免让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平民人才被排除在体制外,进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将教育与考试完全收归国家掌控,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拿破仑写道:

 

“没有依照稳定不变的准则进行教学的体制,政治稳定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幼时没有习得我们该做共和派还是保皇党、天主教徒还是无神论者,国家就不是国家了。”

 

1808年3月17日敕令就是在这种方针下颁布的。新制度不仅要求大学入学必须经考试筛选,还保证文凭和高考受政府控制,在全国统一实施,而非由学府自行其是。这一考试就根据本科文凭的名字命名为Baccalauréat。

 

拿破仑倒台后,复辟的波旁王朝沿袭了这个由敌人建立,却同样利于自身统治的制度。1820年起,一道法令让本科文凭成了在法国政府中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若要取得文凭,就必须通过高考。铁饭碗对平民阶层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拿破仑创立高考的头年只有数十人参加考试,1820年的考试人数约为1500人,而当年的新法令马上就在次年吸引到逾4500名考生。

 

这时起,高考制度的政治面貌已然奠定:一场不问出处、只论成绩,垄断高等教育升学途径并由此控制人才选拔的全国大考,而这一切都由行政官僚掌控。

 

▌“无用之学”的作用

 

自拿破仑治下的第一届高考起,哲学就成了这场全法大考中从不缺席的科目。
 

19世纪初,高考只考察人文与古典学科,主要功能也是为公务员队伍储备人才,检测哲学知识并不令人意外。19世纪中叶起,文理科间的“分流(bifurcation)”被引入高考制度,学生可以报考“文学类”或“理学类”,考试科目也有所区分。1968年和1985年,“技术类”和“职业类”也先后开设。但对任何一个类别的学生,哲学都和法语语文一样是必选的高考科目。

 

对绝大多数学生,哲学知识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设置这门“无用之学”,就是为了给学生陶冶情操、锻炼思辨吗?

 

哲学,也包括广义上的人文学科,是古往今来思想家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对世界与人类自身境况的思辨。但这些动听的说辞之下,教育者和主管教育的行政官员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却是如何把如此丰富的智慧和思辨写入课本,让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天资聪颖或平庸的学生都有途径学习,让有热情或没热情的、有能力或没能力的教师都能输出知识,并找到能相对客观地考察学生知识的考试方式。


人文学科本身的性质鼓励批判与发散思维,但义务教育和标准化考试的性质则要求一切都能被尽量量化、程式化,这种矛盾的产物就是同上述说辞大相径庭的,现实中的哲学考试。
 

法国高中的哲学课本,往往从一些引人深思的开放性问题开始,作文考试题目也同样少有标准答案。但一场每年四五十万学生参加的大考在改卷上无法容忍自由发挥,得分通常由其对哲学知识的运用和行文的结构逻辑决定,这两方面都有十分成熟的应试套路。

 

为了证明自己掌握哲学知识,学生要把课本中出现过的学者与思想家们的观点记得滚瓜烂熟,写作时抓住每一个引经据典的机会。为了使论证清晰严谨,更重要的是让改卷老师一目了然,学生的行文总是严格遵照固定的一套格式。
 

至于学生自己的观点,只要做到以上两点,即便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甚至只是掉书袋而毫无新颖视角,也都与分数和考试结果关系不大了。

 

和中国学生一样,法国高中生的数年学业也是一场以高考为终点的长跑。这个过程中的哲学教学,就是一遍遍熟悉课纲考纲中的名家学说,一遍遍练习给定的写作套路,而思辨和争鸣,只是优秀的教师或学生能带来的锦上添花罢了。

 

选择哪些学者与观点来代表法国与世界的哲学宝库,又有哪些学者与观点因篇幅所限不能被入选,总是反映了特定的价值判断。而这样的价值判断,总是由统筹全国教育招考事务的行政机关来做出。即便当局毫无向民众灌输特定思想的“阴谋”,也会把政府或执政集团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以课本上“哲学经典”的形式输出给全社会。
 

与一般议论文相比,法国的文科作文不鼓励学生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想方设法进行论证,而是要求学生平衡地讨论对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看法,并且不能明显地偏袒某一边,直到最后才能综合正反双方,达到一个“辩证”的结论。换言之,学生需要习得的,是不必在辩论中选边站,而要做到中肯客观,综合讨论问题的两个方面。

 

这种调和思维有利有弊,应试中最简便有效的对策是反复说些略有道理但价值有限、意义不大的车轱辘话,而不必直接回应问题本身,与官僚主义踢皮球的逻辑如出一辙。

 

▌法国高考促进了公平和社会流动吗?

 

和世界上每个高考制度占主流的国家一样,法国不少人坚信高考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依旧是最公平、最能给平民家的孩子提供上升渠道的选拔制度。然而,现实永远和这样的理想保持着一段残酷的距离。

 

首先,倘若不同背景的中学生无法享有相同的受教育机会,高考的公平性就依旧会浮于表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逐步通过立法,将中学纳入免费义务教育,改善了此前高中教育和高考以学费门槛将大量平民排除在外的问题。但即便高中日益对所有人开放,高中教育的质量依旧良莠不齐。巴黎集中的教育资源远优于外省,富人更容易通过种种手段将孩子送入重点中学,况且考试本身就是各个家庭在预科班、补习班和课外活动的综合素养中比拼实力的一场消耗战。学生们真的坐进高考考场之前,彼此间就已经背负着日积月累的差距。

 

更深层的问题是,即便平民家的孩子通过高考上大学,其“命运”当真就能被“改变”了吗?不讨论这个问题,一些旨在“民主化”高考与高等教育的改革,最终往往还是治标不治本。
 

战后左翼运动盛行的五六十年代和社会党执政的八十年代,参加高考的人数和大学生规模经历了两次快速增长,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甚至喊出了“要让一届学生中的八成人通过高考”的口号。

 

在大学扩招上,他确实做了很多:在密特朗当选总统的1981年,当年毕业的高中生中只有略超四分之一通过了高考;而到他卸任的1995年,这个比例已经接近63%。这一时期的高考改革也确实让高等教育更加大众化:统计数据显示,1962-1967年间出生的体力劳动者子女里,只有20.6%通过了高考,但1975-1980年间出生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这个数字就攀升到了56.6%。
 

乍看之下,高考似乎真的在逐渐践行那个遥远的承诺——给予所有背景的孩子一视同仁的公正选拔机会。

 

但是对平民子女而言,通过高考绝不意味着抹平了教育不平等的鸿沟。对统计资料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高考通过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着两个新兴的分流类别,即六十到八十年代新成立的技术类和职业类高考支撑起来的。

 

传统上学生可以报考的文学类或理学类,再加上后来成立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类,构成了现代的“普通类高考(baccalauréat général)”。该类别的总通过人数和平民阶级通过者的比例,虽然在八十年代到零零年代的大学扩招中都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远慢于高考整体通过率的增长速度。

 

而技术类和职业类高考在这一时期的招生规模增长飞快,占全体大学生人数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平民子女中通过这两类考试的人数比例更是在10年内就翻了三倍有余。
 

换言之,即便有更多平民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分流到技术和职业类的大学项目中。无论国家政策如何扶持技术和职业项目,即便社会观念的转变让人们把这些新兴门类同样视作正牌的本科生,毕业后的收入差异,依旧意味着普通类本科生和技术职业类本科生将走向不同的阶层。
 

技术与职业类本科的学生通常将从事需要一定技能的体力劳动,虽然收入可观,但囿于技能和行业的限制,转行或升职往往需要个人付出更多努力。相反,普通类本科生的就业前景大多为白领岗位,即便收入可能与体力劳动者持平甚至更低,却无疑有着更好的工作条件与劳动保障。


随着本科文凭的普及,学历通胀也在加剧。对年轻学子而言,前景更好的工作现在通常要求更高的学历,即便工作中很少真的会用到研究生阶段的进阶知识。

 

各行各业的雇主在遍地都是的本科文凭面前越发苛刻,而这其中起带头作用的,正是法国政府——本科毕业后就读名牌硕士,随后再考上国家行政学院,是跻身高级公务员最可靠的途径。于是,本科文凭的差距就在进一步的竞争中显现出来了。

 

由于研究生入学不再有全国统一考试,而是由各学府自行制定招生政策,家庭条件更好的青年往往更容易在“综合素养”与人际关系上获得优势,从而进入更好的研究生项目,将来从事更好的工作。

 

学历通胀对平民家庭的另一重影响,是对本科文凭的投资在未来的回报更低了。

 

法国学生通常在15至16岁初中毕业,这时义务教育结束,倘若选择继续就读普通高中,则会开始两年专门备考高考的学业。由于本科的回报不再丰厚,供养孩子专事备考两年,再在大学中读上两到三年职业或技术类本科,对普通人家并不是一笔划算的投资;另一种似乎更理性的选择则是,义务教育结束后即送孩子进入职业高中,经过两年专业技能的学习后便参加工作。

 

文凭贬值,意味着两三年的本科项目,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并不比两三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更有竞争力。一种看似怪异的现象由此产生:大学在扩招,平民的孩子比以往更可能进入大学,但这时平民家庭反而更犹豫是否该鼓励孩子备战高考。


 

▌不平等的社会,不可能有公平的制度
 

2008年,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推动高考改革,呼吁降低高考的通过率,让本科文凭恢复先前的含金量。

 

可想而知,拥有雄厚家底,从小在课业与课外活动上都慷慨投资教育的家庭并不会因此就改变主意,毕竟高考并不是他们孩子的真正门槛,他们的挑战是让孩子拿到名牌大学的更高文凭,在上流社会的圈子中发展关系网,好继承自己在政商界的高级职位。平民家庭也并不面临艰难的抉择,无非是在压力下更快做出顺从普职分流,不再执着于一考定终身的理性决策罢了。

 

真正进退维谷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群体——中产阶级。缺乏特权、家底不足的他们,除了高考及之前之后的各种升学或选聘考试之外,就没什么让孩子往上走的渠道了;但他们又不甘心让孩子在文凭锦标赛中落败,从而面临阶级下滑的风险,无法再从事虽不是大富大贵,但小日子还不错的中高端白领职业。
 

两百年前拿破仑建立高考制度,就是为了将有能力的小镇中产青年吸纳进体制,而不至于把他们排挤在外,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加入不安分的第三等级,和一无所有的底层平民一同反对体制。但两百年后的今天,法国的高考把拿破仑皇帝的每一项制度设计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却依旧无法根本解决中产阶级的焦虑,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仍然显得无力。
 

前面是中学教育期间,甚至更早就开始积聚的资源不平等,后边跟着就业市场上的行业间不平等和文凭贬值,夹在中间的高考当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
 

就像在社会的每个领域中一样,特权群体、国家权力、和境况不佳的中下层阶级都会在教育和考试的角斗场中持续发力。那么,高考的弊病与窘境依旧是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

 

也许只有教育改革者以及每一位教师仍能贡献出一些力量,多启发有机会追求更高教育的学生,多鼓励他们思考社会问题与人的境况,这些幸运的学生,或许能成为未来推动变革的主角。
 

但笔者对这个未来仍持悲观态度。这儿是两段采访记录的翻译,看看巴黎政治大学的法国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未来将成为中高级行政人员——如何看待自己的“特权”吧!
 

“(我拥有的特权)应当不是金钱的特权。我拥有的是哲学的特权、选择的特权。”“我们不该用社会决定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一切……我自个儿足够积极,用零花钱借书或买书来看。”

 

当然,在海峡对岸的牛津大学,另一位受访学生也有一套说辞:
 

“真正优秀的人不论何种出身都能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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