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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共渡心理的湍流

本文整理自“哀伤与抑郁——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沙龙第四部分

全文6700余字,读完约需13分钟

2022年6月1日,李香枝、徐凯文、姚玉红三位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者,来到南都观察“哀伤与抑郁——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沙龙,分享他们的一线观察和专业思考,希望我们共同感受和理解所经历的悲伤与恐惧,安抚内心的创伤。本文整理自沙龙记录的第四部分。

 

嘉宾(按姓氏首字拼音排列):

李香枝: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平台运营总监

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创始人

姚玉红: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主任委员

 

四、力量来自人与人的连接

 

主持人:心理工作、心理健康的概念可以扩大一些,并不只是我们去针对一个人单独的心理辅导才叫心理健康。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先请香枝老师来介绍“力量来自人与人的连接”——“渡过”社区怎么样从专业咨询到陪伴,进行互助康复。

 

李香枝:我特别认同主持人刚才说的“社会工作扩大化”,目前心理咨询对于很多国人来说还是奢侈品,有能力、意识和经济能力去接受心理咨询的人,确实是很少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搭建更加多元的社会支持系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更多的人纳入进来,比如社区工作者、学校老师,甚至家长。我们“渡过”这几年就是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来做一些事情。

 

这几年国内的科普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还远远不够。很多人生病之前都没有听过“抑郁症”。社会对精神类疾病有很多歧视和污名,不少人生病之后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挣扎“我要不要去看病”。此外,我们的支持系统还有所欠缺,即便现在有4万多精神科医生,很多都分布在一二线城市,在小县城可能没有专门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而且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支付这样的费用,社区、学校的支持体系也是完全不够的。

 

“渡过”这些年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社会支持层面进行尝试。我们看到疾病科普教育不足,所以从2015年底开始做疾病的科普,出版书籍和运营公众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一开始,我们创始人以个人的身份帮助了一些患者,患者逐渐增多后,我们就建立了微信社群。之后越来越多受过帮助的人参与进来,成为助人者,就慢慢形成了良性的互助社区。“渡过”的发展过程正是一个“从自助到助人,从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帮助别人,从个体帮助到互助社区”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做的核心事情有两个,首先是“从自助到助人,发挥榜样的力量”。目前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叫“陪伴者计划”,核心是“老患者带新患者”。这是因为,我们社群里有很多已经康复、病情稳定而且比较有能力的人,能够帮助正在遭受病痛的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所以我们尝试把他们整合起来,通过标准化培训,让这部分群体变成支持的力量。

 

患者生病之后,单纯靠两周一次的复诊和一周一次的心理咨询,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的。而老患者给予患者的支持非常具体和生活化,像求医问药、孩子复学,甚至服药之后怎么减肥,怎么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等。

 

一方面这部分群体人数很多,另一方面,因为这部分人有患病经历,更富有同情心,也更能够理解患者所面临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们在2018年发起了“陪伴者计划”这个项目。

 

北大六院在2013年也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针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同伴支持项目。原理也一样,把陪伴者培养成专家,组成一个治疗小组联盟,共同支持患者。同伴支持的核心理论是,曾经面对、遭遇或者克服过不幸和灾难的人们,能够为面临同样际遇的人提供有用的支持、鼓励和希望,甚至能够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这样的服务模式是多方多赢。对于助人者来说,帮助别人,能体会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感和意义感;对于求助者来说,单是看到康复者,就已经获得了希望。同时,因为公共资源目前还不能提供这么丰富的帮助和支持,这一模式对于当前的社会支持体系也算是一个补充。如果这个模式可以覆盖到更多人,也能发挥社会倡议的作用,让更多人去了解抑郁症。

 

回到疫情的背景,疫情其实带来了心理障碍扩大的风险。疫情过后,不管是学校还是社区,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失业、破产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我们怎样把过来人的经验变成宝贵的资源财富,以增强我们的支持系统呢?

 

今年,我们延伸了陪伴者计划,结合前两年的经验,成立了一个陪伴者职业学社,除了培训康复者,还把学校老师和社区工作者纳入培训范围,让他们能够陪伴、支持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发动更多人的力量,一起支持患者。

 

第二个核心是“互助的力量”。患者和家属在经历疾病时,常常会经历无知迷茫,会非常孤独无助,需要有稳定支撑,有同伴组织,在其中大家有共同的需求,彼此互相信任,可以在一起尽情倾诉、互帮互助。

 

2017年3月,我们建立了第一个读者社群,到2018年5月,15个月的时间,群员就突破了1万。现在基本上每4个月,社群人员就会增加1万人。

 

我们会对社群进行分类,按照群体的类型分成家长、青少年和成人;按照功能属性,有一部分群体面临复学问题,我们成立了复学社群;有一些是兴趣社群,还有一些是流派社群——不同的患者求助不同的心理咨询流派。还有一些家庭教育的社群。大家因为不同的关注主题、同样的需求聚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可以产生很多支持的力量。

 

今年年初我们对社群做过一个需求调研,70%的人都觉得,社群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被问及“社群对你帮助最大的是什么”时,“同伴的经验”“情感的倾诉”“安全感”几点回答超过了50%,而这些其实都来自于群友之间自发互助带来的支持。而“渡过”统一组织的“科普和讲座”只占到27%。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发互助带来的支持,大于机构统一提供的支持。

 

新冠疫情对心理障碍群体,对整个心理健康的支持系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它的影响面更广,患病人数可能会增加;二是它持续的时间长,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再者会有很多的自身灾害带来的、延续性的问题。

 

这些新的挑战,会让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个体、政府机构应该怎么去应对呢?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不管是他助还是互助,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弥补或补充现有支持系统无法顾及之处。

 

我们可以支持更多互助组织发展;对个体来说,当我们遇到心理困境问题,要勇敢地自助,包括看医生、找心理咨询师,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可以去建立自己的支持网络,借助互助团体的力量,形成合力,一起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

 

具体而言,疫情前和疫情后,“渡过”做的事是一样的,只不过疫情后这种需求变多了,而且好像变得更迫切,我们的支持也更有用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可选的资源,尤其是线下资源变少。我们社群大部分是基于线上的互助,线下被隔离的时候,线上互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可及的资源。

 

在这次疫情中,上海同城社群更加活跃了,他们自发组织了很多活动,像早上起来做读书会。原来我们觉得这些必须在线下的活动,现在都可以搬到线上。对“渡过”来说,在运行中自上而下去做一些事情,顾及不到这么多面,但我们把机制和平台搭建起来,化学反应就会发生,会有积极者主动去组织活动。

 

最重要的是搭建了平台和机制,在此之上可以形成正向的循环——有人在其中获得了帮助,怀着感恩的心去助人,形成持续的互助。另外,我们让社群在既有规矩下保持了相对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想怎么支持,未必能想到,但是我们群友自己做的时候,就能探索出许多好方法。

 

姚玉红: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平台,大家一起读书、交流养花的经验、互相讨论问题。我觉得心理是生活的一个结果,其实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反映在心理,更好的心理状态会促进更好的生活。

 

我访谈过上海一个最年轻的团长,17岁的高二男生,学校学生会主席,小区里的第一个团长。别人说他浪费时间,他说:“平常在学校里做学生会主席,才能做多少事情?现在疫情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锻炼机会,我爸妈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也挺支持的。”我觉得这种互助和投入生活确实是很重要的。

 

徐凯文: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挫败感是来自于我们希望明天这件事能够结束,却失败了。我们谁都没法控制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每一次期待就带来了新的失望。这可能是我们心态上需要调整的地方。北京情况现在还好,可能是吸取了上海的教训,至少我在的地方没出现团长,小区管控了以后,居委会街道组织了送菜车,没有物资匮乏的经历。

 

我们一开始就预期会发生很严重的情况,我是业委会副主任,和居委会开会共同组织志愿者。一开始志愿者比较少,疫情发生后就增加了许多。一天一个新的志愿者加入进来,问:“到这个群来能干什么事情?”我说:“你得每天早上起来抢志愿者名额。”因为我们小区每天就几十个志愿者名额,居委会一发出来,很快就被抢没了。我们遇到困难和灾难,如果能够积极地参与改善这种状况,能够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是自我肯定,也是渡过糟糕时间的很有效的方式。

 

刚刚和大家分享,我跟踪了十年汶川地震的失独家庭,我看到这些家庭走出来的过程。政府提供两次人工试管婴儿的费用,一些家庭重新拥有了孩子。但没有能够再有孩子的家庭,情况相对糟糕得多,他们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呢?在都江堰一个由村子重建的社区里,几乎每家都有孩子罹难。他们通过在一起打麻将,一起去旅游,更积极地帮助自己、帮助他人,包括帮助跟自己有同样经历和困难的人,这本身也是我们从心理和精神上调节走出来的重要方式。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不足和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政策层面、个体层面可以做些什么?各位在各自位置上在推动什么事情?在这样的危机之后,希望我们全社会怎样建立针对不同层级的服务体系?

 

徐凯文:2019年,国家启动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除了港澳台以外,所有的省份都有试点城市。现在全国有60个试点城市,这个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个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试点城市,哪怕北京和上海,都会谈到,基层缺乏专业人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在基层,受过相对系统的心理健康、社会工作和医疗训练的人是非常少的。到县一级就很少,到乡镇一级基本上没有。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实际上没有机会得到心理健康服务。“渡过”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如果从全国来讲,至少就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的行动是希望把心理健康服务覆盖到所有的公民,这就需要把工作做到基层乡村社区。

 

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参考当年的“赤脚医生”制度,让乡村医生、社区医生、干部,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学的技巧和方法,能在工作中应用,服务到身边的人。

 

2017年开始,我们在黑龙江的牡丹江市做尝试,也编了相关的教材。这个教材最大的特点在于简单实用。你不能用科班的教科书,乡村医生是看不懂、学不会的。我们跟乡村医生一起,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编培训教材。你到东北农村,和人说:“最近有没有一点焦虑?”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说:“最近是不是闹心?”他就明白了。我们尽量不用专业术语,才能使乡村医生学会,能够应用到他每天遇到的社区居民身上。所以,最重要的是做最深入基层社区的工作,才能够帮助到最大多数的人。

 

姚玉红:很佩服凯文老师做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工作。我们在学校里主要是跟周边的社区合作,培养我们的硕士、博士,去大中小学做心理健康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还是很辛苦的,常常身兼多职。在大学可能还好一点,各方面都带有科研或者授课的性质。相对来说,心理健康教师还是比较聚焦工作的。

 

在中小学,很多还要教自然、地理、语文,包括做团委工作。他们常常很忙。一方面,大家都在做事情,很繁荣、很有活力。但是,每个人被割出来很多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很难去聚焦,或者常常会压力很大,真正想做的事也被其他事情牵扯。怎么样在社会高速进展中,让大家的事情不要变得越做越多,做一些删繁就简,或者聚焦?怎么去统一一些标准?

 

李香枝:凯文老师提到的赤脚医生特别好。一个很核心的事情,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易懂、可行,只有把门槛降低,才能把更多人纳入到我们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里来。从社会支持层面来说,一开始我们不一定要很庞大、非常专业的东西,而是通过建立一些简单可行、普及性强的标准,传递到基层的人,也许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心理困境发生率。

 

主持人:谢谢各位。今天的讨论接近尾声,接下来是观众互动的环节,和大家探讨,普通人如果遇到心理上的焦虑和情绪,该如何寻找心理支持的渠道?刚才有观众提问:“感受到莫名的愤怒,有什么好的办法分析处理?”

 

姚玉红:真实的情绪是不会“莫名的”,一定有原因的。只是这个原因一时半会我们没有捋清楚,当下克制住,到后面就反弹了。可能愤怒的原因不是当下,是过去留下来的。可以去找一找,发火的上下文是什么,稍微扩展一下,可以理解一下自己生气的原因。愤怒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表达,是说“我不要”,但是它到底“要”什么,可能还要再问一问。

 

如果从行为上来反馈,希望自己不要说错话、做错事,不要产生什么伤害性的行为,可以策略性地喝水,舌头转一转,让自己整个情绪安静下来,等到有大段时间的时候,再想想看,反思一下,或者找人聊一聊,就会发现你的愤怒是有原因的,是心理在跟你说话。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我们老师提到了,在创伤中感受到习得性无助。如果我们陷入到习得性无助这个状态里,怎么样能够重振旗鼓走出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徐凯文:为什么这次会说到习得性无助?是因为我们大家多少都有这种感受,疫情反反复复,我们期待它结束,却没有结束,甚至更严重。我觉得这个情景跟研究当中的“习得性无助狗”是相似的,它每次都想挣扎去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挫败了若干次以后,就“躺平”了。

 

结合疫情来说,我们可能要去面对一个现实,疫情会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需要调整好期望值。如果你期望明天就消失,你明天可能失望,如果你希望后天消失,后天也会失望。我们放弃可能并不现实的期待,接受抑郁或者焦虑。焦虑的特点是,你越想控制它,它就越失控,什么时候接受焦虑,焦虑就走了。

 

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从出现疫情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件事大自然要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对我们人类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警告或者提示?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不是要更加敬畏自然?

 

第三,从心理和认知的角度来说,习得性无助这样的无助无望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怎样调整这样的想法,以更适应现在?需要具体的个体分析。

 

主持人:北京和上海这两天进入到复工的阶段,有一些人在家里这么长的时间,觉得复工有些不知所措,更加不知道怎么社交了。回到办公室,花死掉了,杯子没有洗就离开了。突然回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很难回到那个状态,这种感觉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调试自己,恢复到复工复产的状态?

 

姚玉红:总归会有一些不适应,我们要有预期,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做状态的调整和转换。感到困难的人要想想,你觉得难在哪里?是不是环境比较陌生?第一天溜达溜达,可能就好一些。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词“封控性社恐”,反映人际方面的困难。我们可以思考:第一,如果是关于人际方面的陌生感需要调整,是不是你对自己的社交有太完美的期待?希望自己显得热情得当、从容优雅?事实上,不用给自己这么多的期待,按照自己自然的状态,表达你的善意,点点头,看看自己觉得哪一个地方需要调整,有一些地方稍微转换一下就过来了。第二,如果是人际方面有什么担心,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可以事先做一些思想准备工作。第三,可以做一些小的应对,舒缓自己的焦虑。

 

人还是需要交往的,今天早上我们同事开车上班,说第一次发现,堵车也可以很幸福。这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最终我们是喜欢这种烟火气的。

 

李香枝:我刚才看直播间里的留言,很多人其实最后提到了“接纳”“觉察”“创造”,这几个词特别好。借花献佛,我觉得可以在疫情下更多去关照和觉察自己的情况,接纳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去行动、去创造。

 

主持人:我们共同经历这一切,我们一起去理解和应对。虽然我们希望疫情尽快结束,但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世界终归不是那么可控的,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决定外部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知识和服务,通过人与人的支持,通过发展我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参与到社区,投入生活,缓慢来安抚我们的焦虑和创伤。

 

另一方面,焦虑也会让我们想办法去应对环境,促使我们行动,愤怒也可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悲伤会让我们连接到自己的内心。当我们感受到疲惫的时候,就休息一下,也不一定每天都要饱满地生活。我们也需要休息,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方式可以在一起,虽然经历一些苦难,但人类总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也不会放弃寻找生活的空间和希望,最后希望每位老师可以给听众说一句话。

 

徐凯文:我觉得经历这场灾难和危机,无论如何需要继续保持我们的热情和信心。刚刚姚老师也引用了我特别喜欢的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

 

姚玉红:雪莱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给人以希望,鼓励人去努力。但鲁迅也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如果在春天的时候别人告诉你,别看现在是春天,但马上就会是冬天了,你还会努力吗?”我们看到希望时,我们会努力,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那么确定希望,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努力呢?

 

李香枝: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未来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活在当下,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要焦虑。

 

主持人:对于一部分人,我们错过了春天,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拥有夏天。这也是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

 

第四部分完,“哀伤与抑郁——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沙龙记录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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