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南都观察 > 悲伤、愤怒、恐惧——疫情下的群体性心理冲击

悲伤、愤怒、恐惧——疫情下的群体性心理冲击

本文为南都观察“哀伤与抑郁——关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沙龙速记稿整理第一部分

全文6600余字,读完约需13分钟

 

 

三年来,全球新冠疫情已经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背景。南都观察这几年围绕疫情推出了很多系列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在这样的疫情背景下,我们如何互相尊重,共渡难关。

 

2020年南都观察曾经举办过两场和疫情相关的主题讨论,一场是如何重启经济生活,一场是如何在风险社会生存。我们认为当时已经是后疫情时代,但没想到,2022年,我们还在做疫情下的主题,而且从经济社会深入到了心理健康的层面。2022年6月1日,南都观察邀请李香枝、徐凯文、姚玉红三位心理学研究和实践者,分享他们的一线观察和专业思考,希望我们共同感受和理解所经历的悲伤与恐惧,安抚内心的创伤。

 

中科院院士陆林老师和他的团队在2020年调查了中国34个省市5万多人,发现居家隔离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失眠和急性应激反应,且大部分人在疫情后也未能恢复健康。他甚至提出,新冠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少要持续20年。

 

和他的研究结果相印证的是,我们这段时间的确会听到有人因为疫情结束自己生命的消息,也会看到一些令人悲伤的事件。

 

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个研究,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前三个月,武汉地区的死亡率增加了66%。《柳叶刀》上有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万例重度抑郁症和7600万例焦虑症患者,其中青少年和儿童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同时疫区之外的我们也会感觉到悲伤、愤怒、无力的情绪,有时候我们担心这些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出现一些所谓替代性创伤这样的症状;但另一方面,人也会有非常大的心理弹性,我们会不断地寻找一些应对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看到希望。

 

本次沙龙的三位嘉宾都是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一起分享他们关于疫情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共同理解和面对经历的这一切。

嘉宾(按姓氏首字拼音排列):李香枝: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平台运营总监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创始人姚玉红: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主任委员

 

一、 悲伤、愤怒、恐惧,我们怎么了?——疫情下的群体性心理冲击

 

徐凯文: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个词叫“疫区”,指“发生疫情的地区”。我的第一反应是,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不是疫区。这是疫情和汶川地震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汶川地震时我们称那片地区为“灾区”,14年前的灾区只是在四川,全国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那几十秒钟造成了近10万人罹难,几千万人受到影响,重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千年一遇的疫情,和汶川事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影响到每一个人,而且持续延绵不断。恐怕地球上没有谁敢说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以前所有乐观的预期都没有被证明。

 

第二,这场疫情,相比于以往任何一场灾难,对人类的影响最为不同的地方,就是集体创伤。集体创伤的重点并不是我经历了生死,所有的创伤都会经历生死。集体创伤最大的后果,是它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导致我们产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涉及最大人群、最大程度上的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

 

很大程度上我们失去了本来习以为常的自由状态,而这种被隔离的孤独状态,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比如我的博士研究是犯罪心理,要在监狱里面惩罚一个不服从管理打架斗殴的犯人,处理就是关单人牢房,不能跟别人交流。绝大多数的犯人两周左右就崩溃了,就会求饶,只要放他出去,能够跟别的犯人一起劳动,他愿意写检查承认所有的错误。

 

除了被隔绝这种心理创伤,疫情时间我访谈了很多中小企业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大一部分是经济上的问题。这不仅是他们,也是全社会在面临的问题。但最糟糕的不只是经济的损失,而是对我们信心和预期的影响。我们对国家未来、对人类、对经济的预期,都变得不确定。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学研究:不断电击试图逃跑的狗,后来即使没有电击的惩罚,狗还是放弃了逃跑。我们在疫情中就像习得性无助实验里面的狗,疫情缓解以后,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振旗鼓,充满信心去面对更开放更美好的未来,是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一点,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危机干预。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思想,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到问题,要注意到,负面的情绪会传染,形成连锁效应。

 

12年前富士康出现了15连跳事件,我两次去参加调研和提出干预方案,非常清楚地看到负面情绪怎样在几十万人中迅速蔓延扩展,到人人自危的程度。在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人正在经历疫情的这一切,所以要打断这样一个负面情绪的传播,要有信心在危险中看到改变的机遇和可能。面对未来,可能是我们现在心理学最值得去做的一个工作。

 

我住的小区里差不多有近3000个家庭,周边出现了疫情,我们是管控区。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那天晚上24点解封,但到了24点,居民们并没有收到通知。直到1点50分左右,居委会收到区政府的通知,转发给所有人。大家都很高兴。

 

但当这么一个我们期盼的好消息传来时,有业主的第一条回应是:“我们要对居委会追责。”他质问居委会,为什么拖了1小时50分钟才告诉我们?要求我们业委会代表业主去向居委会究责。

 

其实居委会并不是故意的,他们也是刚收到通知。他们住在居委会,打地铺40多天,非常辛苦,收到通知第一时间就转告大家。

 

但我也理解居民们,并不是他们有多苛求,而是大家都有很强烈的负面情绪,一旦有一个导火索,就可以点燃所有人的情绪。

 

我咨询做得越多,越会认识到,人非常容易受自己的情绪影响和操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流派说,认知决定自己的情绪。当然认知是会影响情绪,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是情绪影响我们的判断。当我们处于强烈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把很多事情看得非常糟糕,会有很多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判断。

 

在这个时候,管理好情绪尤为重要。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同事中也发生了很多冲突,我们很容易因为不充分的、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不认为是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是因为我们都积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在相互传染。

 

我们当然可以从网上获得一些信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负面的信息和消息,要学会一点回避。

 

说得具体一点,在疫情之下,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因为手机最容易传播负面的消息和情绪。好消息不太容易传播,进化的需要使得我们对危险信息更敏感,你更容易感知到不好的消息。可能100个消息当中,有90条是好消息,10条是坏消息,但是那10条坏消息占据了90%以上的心理空间,你又做不了什么,情绪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书当中有人类长期的历史智慧,人类其实经历过无数的灾难和危机,我们都走了过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有长期主义的信念,不仅仅看到眼下的困难,也要看到我们长期的优势和希望。

 

现在的阶段当中,让自己有更多的理性,同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合适的方式宣泄,而不是传播给其他人,尤其是家人孩子,这是特别值得去做的事情。

 

姚玉红:我同意徐老师,相比于以往的灾难,疫情有其特殊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它在灾难的同时还会造成人际隔离。

 

疫情会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难、地震或者是自然灾害,大家会聚在一起,想办法抱团取暖。但疫情会强调,大家要通过相互隔离来保护彼此,切断传染源等等。这对人的刺激很大,在困难的时候,人们需要互相拥抱,亲人在一起、或者朋友在一起,给予互相支持和传递温暖。而疫情背景下这一切就变得不可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相对困难和模糊。我们只能通过网络连接,而这个效果大家还没完全适应过来。

 

第二个困难是不可控感。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只狗,最后就是习得性无助。面对疫情,我们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面对新闻,什么都怀疑、什么都质疑。在应激反应下,我们特别希望找出一个可以归咎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谁,是他的问题,他的毛病……”在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特别容易把人割裂成过错方和受害方,于是人群就更加分裂。

 

本来我们在灾难面前,人与人是握手抱团手拉手的状态,但这次,一方面疫情需要隔绝传染性,另一方面情况太不可控,太让人受挫,我们开始怀疑、质疑、批评他人,开始挑各种各样的毛病,我们以为有个始作俑者,希望把他抓出来,假想一旦把他抓出来,事情就可控了。

 

小范围内,社区买菜让我们发现了邻居的好处,这是一个好的、小小的补充,在小区域内大家感情好一些,但在大范围或者在一些公共组织机构范围,信任度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李香枝:渡过是一线抑郁互助社区,有很明显的感觉。原来很多活动是线下互助,疫情之后,我们被迫把活动放到线上。我们发现,疫情后人和人互助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是这次上海的疫情,上海同城群的活跃度比原来更高,大家被迫去寻找一种替代的方式。疫情带来了隔离,大家互相倾诉的需求、抱团取暖的需求被迫通过线上去实现。

 

渡过另一部分工作是青少年抑郁方面的支持,疫情给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青少年居家上网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成长时期,社交是非常重要的,居家网课变相导致了青少年减少社交,依赖手机。对于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来说,本来有一些人处于康复期,需要恢复社交,因为疫情居家隔离,他们可能又会出现社交上的退行;有部分休学在家的孩子,本来已准备调试复学,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错过了复学的窗口期。对于他们来说,恢复社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姚玉红:我补充一下,关于网课,我发现错过复学的窗口期,其实有一些学生是受益的,因为上网课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他们本来在学校有压力,而在线上,发现我只要点一下腾讯会议,挂一个名,就可以了,对一些学生相当于多了一个校园压力适应期。但是要提醒的是,当他们再度返校后,又要重新适应复学和人际的压力,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主持人:人们在经历了隔离这种很大的事件后,会产生种种创伤的情感体验,例如暴躁等情绪,我们感觉已经有一点创伤和应激反应。那么,在人们经历心理冲击之后,会有哪些正常的反应阶段呢?玉红老师在上海,对这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姚玉红:身处上海,确实我是有一些波动的。刚开始大家有一点惊讶,像我会有点侥幸,总觉得这事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我头上。当时正在上班,学校一下子就关了。我有点难以置信,但我们认为马上就能解除。过程中我有点惊讶,有点慌张,后来调整一下,就变平静,在办公室里睡了。

 

然而后来的封控期是2+2+2……一直加,一直到14天,我后来一共在学校被封控了42天。其中会有很愤怒的阶段,会想,怎么会这样子?哪里出了问题?那一刻我的需要就是找出问题在哪里,好像这样就能够对事情有一个掌控。愤怒的阶段里,我又和家人隔离开来,充分感受到夸大的死亡焦虑和夸大的无能无力感,有一种恐惧,我会不会跟家人永久分开?那一刻很焦虑。

 

除了需要自己调节,我还需要给学生做咨询,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又找回一些力量感,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

 

但是突然在学校里被隔离,刚开始是在校园里、后来在楼里,再之后就足不出户,管控程度越来越厉害。在整个升级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很起伏的,我不断跟学生说,要有希望,但自己内心还是会有动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应激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后来发现,光是当助人者不行,因为自己内心也不稳定。后来我对自己重新定位,是助人者和自助者、甚至求助者。我也联系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去聊,努力再次平静。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上会有否认、讨价还价、愤怒、妥协、平静接纳等很多的阶段,但是放在每个人身上,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一个起伏的阶段。

 

徐凯文: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原因很简单,这场疫情跟以往任何一场灾难都有本质上的不同,汶川地震几十秒后,就是一个重建和抢救救援的过程,灾难本身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场灾难一直延续到现在。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也出现了很多感染。其中武汉精神卫生中心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前辈童俊主任,她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我们现在自己创伤都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咬牙挺着,但是疫情过去后,我们可能需要全国的救助,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当时童老师有非常多的创伤反应,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想到后来疫情会这么普遍,只觉得是武汉的事情。武汉和汶川不同的地方,是武汉医务人员可以到第一线帮助,但是去的人,一线的医务人员包括心理工作者回来以后,都有严重的替代创伤反应,一直延续到现在。

 

灾难发生以后我们一般会有一个预期,会有一个英雄期,后来有的会陷入到蜜月期,一个社区同舟共济,接下来渐渐会产生幻灭、不信任、愤怒,再接下来就是在悲伤中前行,因为有人罹难,最后就是重建。但以往的经验不能完全应用到现在这场经历当中,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事影响到所有人,以及它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还没法说现在开始重建。

 

举个例子,前天我们业委会代表小区去给居委会送锦旗。我们到了居委会以后,看到12个工作人员负责7000多人的工作,已经打地铺40多天。居委会主任是一个妈妈,她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她原来没有高血压,现在血压150、180,很危险。

 

事实上我想说在灾难过程中,很多大白也好,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好,还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也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比普通个体受到更大的压力和创伤,因为他们还经历着长期持续的疲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情绪是不太容易控制的。

 

我们居委会的小姑娘因为工作压力哭了好几次。天天做核酸,医生也会情绪崩溃,加上太累太热,情况就更严重。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同舟共济去理解他们,无论是医生、护士、居委会的社区干部包括警察,他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细致,或者说他们也有情绪,有时候他们的处理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放在整个灾难的背景下去看,可能我们彼此的相互支持理解可以多一些,不要让负面情绪使我们产生阴谋论,觉得他们就是来整我们的。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看到积极的东西,才能够从这样的一场灾难中齐心协力走出来。我自己对我们居委会的干部和大白的贡献是非常感激的。今天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说,MIT做了很多研究,发现感恩感谢非常有利于大脑健康,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既要面对很多情绪,也要学会如何不被这些情绪淹没,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徐老师和玉红老师是两种方向,但我不觉得它们是冲突的。一个是我们更加积极,玉红老师讲,面临崩溃的同时,我还要去做助人的工作,我要去找我的支持资源,去诉说交流;徐老师提到,这可能是我们在传播焦虑,但我们不应该让传播焦虑这件事无限扩大,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共存呢?

 

姚玉红:我认为一定要诉说,包括我们后来设立的心理老师支持活动,都强调了你要诉说。但诉说要分人群,不能见谁都说,不能不负责任地说,不能在公众场合把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用很负面的情绪来说,毕竟还有一个助人者的身份,像我还有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成年人还会有一个影响青少年的身份。

 

鲁迅是一个呐喊的战士,他有一篇文章叫《我要骗人》,文中说,他的内心非常难受沉重,但当他面对十几岁的孩子时,他还是会说更多有希望的部分。不是不说,而是你有很多的面向,在什么情景中、对什么群体,选择什么内容去讲,都很重要。到现在为止,疫情还没有结束,事情完整的面向还没有露出来,我们每个人还在盲人摸象的过程中。需要说的时候,要说,不能憋,但确实要负责任地说,或者要有挑选地说,想清楚、看场合再决定怎么说。

 

徐凯文:可能我刚刚描述得不是很准确,我认为情绪是要表达,不表达要生病,很大程度上抑郁症就是情绪没有表达而产生的。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表达情绪是为了疏解情绪,解除情绪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不让负面情绪影响我们对理性的判断和对未来的信心。

 

北京很多核酸机构被查了,这让人们很愤怒,但发国难财,该查就是要查,该撤职就是要撤职,这不矛盾。我还是会觉得,人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否则青少年会是最大的受害者。当父母的,如果自己的负面情绪管理不好,自己的孩子首当其冲。

 

李香枝:刚才有提到,汶川地震可能是爆发性的,是短时间内对局部的影响,而这次的疫情几乎影响到所有人,影响面非常广。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到某个时候某个人,可能影响并不大。我们渡过的公众号这两天刊登了一篇关于黑天鹅事件的文章,黑天鹅是指突然发生的、不可控的、影响很大的事件。最早席勒在《非理性繁荣》里有句很经典的话:“很多事情能够出现黑天鹅事件,并不是大家对一个大的问题置之不理,而使它慢慢扩大最后无法控制。而是很多的小问题,我们常常都不以为然的、认为很轻松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断地变多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前进汇总。当真相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大到你无法想象了,大到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

 

回到疫情的背景下,疫情发生后,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一些不舒适,这个不舒适看起来没有严重到需要就医或者找心理咨询师,但确实会有很多人感受到时常的焦虑,这个时候倡导心理健康就非常重要。微小的、被忽略的小问题慢慢积累,突然几年之后就会有爆发性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因此我觉得南都观察做这样的论坛沙龙非常有必要,提醒我们去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心理健康问题。

 

沙龙记录第一部分完,欢迎持续关注二、三、四部分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