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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不动楼,这些老人住进地下室

何曾,前媒体人

全文35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

“在地下室住习惯了,和孩子们楼上楼下,又不缺吃缺喝,还图个啥?”赵常娥说:“回村也没房没地了,想回也回不去。”

 

进城投靠子女,是一些农村老年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尤其是失去老宅的、或落单的高龄老人。但进城上楼之后,如果行动不便,爬不动楼梯,和许多老旧小区的城市老人一样面临着“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他们甚至会搬进阴冷潮湿的地下室。

 

都说农村老人最好面子,一辈子啥都可以不图,就图个“面子”,但到了腿脚不便、有心无力的年纪,解决现实中最基本的出行问题,不在城里做“悬空老人”,远比面子重要得多。


89岁的申凤仙,已经在10平米的地下室住了三年多,儿子一家住在六楼。

 

这是一个位于城郊的安置房小区,有400多户,大多数居民来自同一个村庄。

 

小区是十几年前建的,楼间距宽敞,出行也便利,周边还有一个小菜市场。但小区里,全部都是6层高的楼房。

 

户型、楼层都是儿子选的,申凤仙当初没过问,也没打算搬进城里。她和老伴住在村里的老宅,有一方小院,院子里种上了小葱、香菜、韭菜、菠菜,日子过得平淡踏实。城里的新房再漂亮,也不如自己的“丑窝”住着舒心。

 

老伴去世后,屋里一下子冷清起来,生活也变得空虚了。经不起孩子们的再三劝说,申凤仙收拾了衣物,锁上院门出了村,住进城里小儿子的家。老人与最小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在当地农村是一种普遍现象。

 

申凤仙有三子一女,对她颇为孝顺。在小区里,也时常能见村里的老姐妹——很多邻居都搬了进来。虽然上了年纪,老人的身体还算硬朗,除了高血压,没有其他大毛病,但腿脚越来越不利落了。从一楼爬到六楼,中途要歇五六次,回到家气喘吁吁,半天缓不过劲。申凤仙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最长的一次,在屋里整整窝了近一个月,用她的话说:“快窝出绿毛了。”

 

住地下室,是申凤仙主动提出的,儿子、儿媳坚决反对,但在这个小区,老人住地下室的又不是一家两家。渐渐地,孩子们松口了,把原先堆放杂物的地下室清理、打扫了一下,帮着老人搬了进去。

 

地下室不算特别狭小,摆放好床铺,还能挤下桌椅及简单的置物架。随身换洗的几件衣物,则堆在床铺的另一头。

 

地下室通着电,简单拧上一个节能灯泡就能应付照明,至于生活用水,每隔两天,儿子就拎来满满一桶水放在墙角。

 

搬进地下室后,申凤仙开始自己买菜、做饭,连带洗洗涮涮,两天一桶水够用了!过惯了苦日子,老人的节省意识比较强,怕费水、费电,连儿子家的洗衣机都舍不得用,大小件基本都是自己手搓,然后搭在一根扯起的尼龙绳上挂晾。

 

比较麻烦的是入厕问题。

 

小区公厕距申凤仙住的地下室有七八十米的距离,去方便时,需要一只手拄着拐,另一只手拎一把坐便椅。到了夜里,只能将就用一下便盆在屋里墙角解决了。

 

在北方的城市,冬天没有暖气是一件非常令人难熬的事,何况是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但申凤仙没觉得这对她的生活质量有多大影响,毕竟还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可以通风。至于暖气,住在村里也从未有过,乡下的冬天,可比城里冷多了。

 

申凤仙是一个乐观开朗的老人。住在地下室,至少说明自己的生活还能自理,进进出出不太需要孩子们操心。那些日常起居都需要儿女照顾的老人,下楼晒一次太阳难着呐,几个月不出门都是常态。

 

一个多月前,申凤仙的嘴角突然歪了。“现在吃饭费劲啦!这边吃着、那边漏着。”她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自嘲。


像申凤仙一样住在地下室的老人,小区里就有好几位。

 

85岁的张花兰,老伴多年前就去世了。近些年,她一直在三个子女家轮流住。每年一入秋,大儿子就把她送到小儿子家。

 

小儿子一家住在四楼,她住在小儿子的地下室。

 

在张花兰看来,没有什么比住进安置房更好的选择了。村里很多老房子年久失修,大多数人又无力重盖,换套现成新房也不错。尽管不少安置小区都是超高密度的电梯房,社区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有的安置小区确实不错,甚至可以和商业花园洋房媲美。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都个个盼着赶紧征迁、搬进楼房。

 

农村分户卡得越来越严。张花兰的户口和小儿子一家在一个本本上。小儿子选择了两套12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一套与老人同住,一套留给在外地打工的孩子。但老人的膝盖渐渐僵硬,下楼买菜、遛弯越来越困难,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人搬进地下室。

 

毕竟,从单元门口到地下室,只有七八个台阶,而若上到四楼,需要爬72个台阶。

 

天气渐渐暖和了。张花兰穿着儿媳妇春节时寄来的紫红色棉袄,坐在小区的绿化带旁晒太阳。春天的阳光映射在老人的脸上,她眯着眼睛,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以前在村里,小儿子下地干活,伺弄几亩葡萄,张花兰在家帮儿媳妇做饭,还在院子里圈了一小块菜地。如今,果园没了,灶台没了,“人也越来越老,越来越不中用了。”

 

每天早晨6点起床,张花兰的漫长一天就开始了。

 

儿子送来早饭,就出门干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闲坐发呆。小儿子年近6旬,还在附近到处找活打短工。村里六七十岁、有胳膊有腿、身体没毛病的人,种地的种地,打工的打工,其实都不闲着。但凡有一点力气、有一点机会,都在想办法挣钱。

 

“养老金”、失地补贴等各项收入去年又涨了几十块钱,张花兰现在每个月能领到400多元。这已经令她十分满足,只要身体不出毛病,除了吃喝,就没啥其他消费了,拖累不着子女。

 

看见一位路人从身边经过,张花兰问了时辰。听说已经11点多,心里有些慌,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站起来,把小凳子往另一边挪了几步,这样就能看到单元门口和儿子家的阳台。儿子已经赶回来做午饭了,每天快到饭点,会下楼给她送饭。

 

张花兰的小儿子近几年独自在家,儿媳妇去了孩子家帮忙带孙子,疫情之下,更是一年难得回来几次,那是几百公里外的一个省会城市。

 

“上楼不敢抬腿,下楼不敢迈步。” 张花兰拍打着自己的腿说:“现在是混吃混喝等死。”

 

再过几天,张花兰就要去附近村子的女儿家住了。按照规矩,每年小儿子照护她半年,其余时间,由大女儿、大儿子轮班。


出行不便,是这些腿脚不利落的老人在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难题,72岁的赵常娥也是“望梯兴叹”。她患上骨质增生多年,和老伴进城投靠子女没两年,就搬进了地下室。她与申凤仙、张花兰都是一个村的,现在同住在一个安置小区。

 

和老伴住的地下室,摆上一张双人床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所幸赵常娥的儿子在小区对面的巷子,有一间很小的平房闲置着。老俩口平日里做饭,都去那间小房解决。

 

“我的手指受过伤,现在是家里的老头子做饭。” 赵常娥露出一只戴着厚手套的手。

 

赵常娥有一子一女,同住在这个小区。她住在女儿家的地下室,女儿住在6楼。“她在附近企业打工,为了带孙子,刚把工作辞掉了。” 赵常娥说。

 

上了年纪的人,以软食为主,和子女们吃不到一搭儿,也不愿意麻烦孩子另做。菜市场不远,拄着拐杖去买一次,足够老俩口吃上好几天。

 

“咋不买低层?还是差钱!有钱就不买顶层了,我也不用住地下室。”赵常娥说。在北方城市,多层楼房的顶层保温隔热差、冬冷夏热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果防水性能不好,还容易渗水,价格比低层便宜一大截子,即使安置房,楼层差价也不小。

 

在小区里,这些住在地下室的老人经常碰面。天气晴好的时候,“无所事事”的他们会穿得整整齐齐、拎一把小凳子出来坐在路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闲聊唠嗑,看看来往的路人。

 

进了城住在一搭儿,这些老人们并未脱离乡村原有的熟人社会,都知根知底。大半辈子的往事,足够老人家追忆了。谁家的孙辈出息、谁家的子女挣钱、谁家的媳妇孝顺,是很长脸面、值得炫耀的。而住进地下室,也并不被左邻右舍笑话,反而是一件比较令人理解的事情,谁没有老了爬不动楼的那一天呢?

 

和当地的一些村干部聊起住在地下室的老人,他们并不见怪。各村的安置房小区都有这种情况,一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申凤仙等几位老人所住的小区,其实距老村并不远。村里前几年办起了日间照料中心,为有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每个月200多元就能吃到合口的饭菜。但照料中心只是日间照护服务,床铺也仅供老人们午休,晚上不允许留宿,还得各回各家。

 

因为在城里的小区居住不便,也有一些在村里还有老宅的老人,最终离开儿女、搬回村里独自居住。有老宅的尚有选择,老房无存的老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持续加快推进,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一大批安置房小区相继建成,农民纷纷进城居住,一些老人也先后投奔子女。但由于不少安置小区都是未配备电梯设施的多层楼房,同时也不属于“老旧小区”,难以加装电梯,各种方便老年人生活的公共配套设施,比如防滑地砖、扶手等,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现实中最基本的出行问题,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由于这些安置房小区在居民构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些爬不动楼梯、被“悬空”的农村老年人,即使生活在高度熟人化的社区,最终还是放下面子搬进地下室。相较城市老人,农村老年人更能忍、更能吃苦——他们吃过的苦,如果不是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了解的。

 

“在地下室住习惯了,和孩子们楼上楼下,又不缺吃缺喝,还图个啥?”赵常娥说:“回村也没房没地了,想回也回不去。”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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