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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九五后的王小波阅读史

文|宗城
 

如今我们纪念王小波,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也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过时,理智、包容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当代社会依然欠缺。王小波的意义在于,在许多人年轻时的某一刻,他会打开一扇窗,提供给我们另一种看世界的目光。

 

我读王小波是从高中开始。在周国平、毕淑敏、余秋雨引领作文素材的年代,王小波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流,给我不一样的感受。他的文字有鲁迅的风骨,但少了些鲁迅的深沉,多了些玩世不恭。他是同学们私下传阅的“黄书”,不知多少男孩的春梦始于王二和陈清扬。和学术界崇高化的建构不同,对于九五后的我们来说,王小波的作品,最开始其实是性启蒙读物。

 

▌性启蒙与知识反叛

 

王小波生前是一位边缘作家,死后却成为一代文艺青年的图腾。在西祠胡同,有专门的讨论版“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那是天涯网、人人网还未衰落的年代,我的阅读生涯也始于那时。王小波、钱锺书、阿城、余华等,是那时候同学们酷爱传阅的作家。和伤春悲秋的抒情体相比,他们代表着一种理性、幽默的趣味,对于小镇青年来说,那是新鲜而丰富的思想资源。事后我发现,与其说那些思想资源是原创的,不如说是“中介”。王小波想必会欣然承认,他是罗素、杜威、哈耶克、奥威尔、卡尔维诺、尤瑟纳尔等大家的学徒,他曾在多篇文章里赞扬这些作家,而他也擅于运用罗素等人的思想资源,介入中国的公共议题。
 

王小波最有名的书之一是《黄金时代》,我对他的阅读也从那本书开始。最初把它当作“小黄书”,听同学说,性爱描写比《挪威的森林》好,我就去凑个热闹,结果很快被小说中那股玩世不恭、嬉皮流氓又透着股小伤感的腔调吸引,比如这一句:“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就会成了牺牲品。”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这是迎面而来的肃杀,是课本很少讲的东西。

 

说王小波是无法绕开性的,《黄金时代》整个中篇就是围绕性展开的故事。很多学者喜欢把王小波崇高化,但我觉得王小波恰恰是解构崇高的人,他把人从史书上、道德辞令上拽下来,回到最原始的模样。他就是要写身体、写欲望、写正统看不上的七荤八素,从中带出最真实的、那属于普通人的忧伤和浪漫。

 

王小波不是孤立地看性,而是把性与文化、政治结合来看。当道德家们把性看作洪水猛兽,王小波指出:性自由并不可怕。对于性欲,尤其是对女性欲望的禁锢,暗含着父权制对于女性自主权的恐惧。正视性欲,健全性教育,是比把性欲污名化更合适的做法。王小波敏锐地意识到,对性爱的正视,有助于社会在禁锢下获取些许活力。在小说创作中,他之所以写性,不是出于媚俗,仅仅是为了呈现真实的生存状态。

 

更进一步,王小波写性,到头来是对极权的隐秘抵抗。从古代君主的暴政到20世纪的法西斯,王小波旗帜鲜明地反对极权,他写性,写人的欲望,其实是在反抗极权政治塑造的压抑性话语,压抑人欲是专制的基础,极端的道德和禁欲一体化,共同维护一个森严的环境。王小波的写作是对控制术的讽刺和消解,但和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不同,他是从绝望中看到快乐,是用一种幽默、玩世不恭的方式(今日魔法学的前身)来面对绝望。如果说,鲁迅是黑暗中的剑客,王小波更像是黑夜中的喜剧演员。如果要给王小波找一个坐标,他倒是很像乔治·奥威尔与卡尔维诺的中国变体。


 

▌阅读王小波的世界

 

回到更日常的层面。王小波写性爱、写筒子楼,还有那些弥漫着集体主义氛围的单位宿舍、国营企业等,这些看似离九零后遥远,但对于一个生在广东小城市的青年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小城市,来来去去就那些人,圈子很小,有不少长辈,当年都是公社或者国营单位的同事,那种氛围,跟王小波写的很像。只不过,我们这里没那么知识分子,也没有如“反右运动”亲历者那般切身的疼痛记忆。我们的童年岁月,处在集体主义的黄昏、市场经济的上升岁月,后来的波折,当时(2000-2008)还想不到,躺平、内卷这些词,当时也还没有,所以是在相对平静又含混着压抑与叛逆情绪的氛围下,去读王小波。 


有一段时间,我和同学疯狂地阅读王小波的作品,它们宛如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雨,使人感到智性的愉悦。 

 

在当时,王小波吸引我的还有他的幽默感。比如《沉默的大多数》说到“沉默”:“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王小波敏锐地发现,许多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喜欢私下里关心,那股政治热情是被压抑的,但只要有个苗头,就会被点燃成熊熊大火。

 

 许多人夸赞王小波的思想,其实如不少评论家所言,王小波更具革命性的是语言。王小波的思想多是舶来品,他提倡常识,将罗素、哈耶克、奥威尔等人的思想中国化。但他对于白话文的锤炼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王小波不是一个卖弄词藻的作家,他不工于南朝齐梁体那般脂粉气的华丽,他笔下的汉语简约、干净、很少生僻字,却能在简单的语言中提供诗意和哲理。 

 

比如他写性爱:“陈清扬来找我时,乘着白色的风。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黄金时代》)”他写生活:“我也不能不去上班,走到灰色的人群里去,一路走一路想入非非。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红拂夜奔》)”。 

 

他的语言节奏感很好,有音乐性,大巧不工,看起来不华丽,却比华丽的文字更难写。后来冒出头的韩寒、双雪涛,多少都学了他的语言。这是率真、清醒、不谄媚的文字,这些文字里有风骨,仅仅是这一点,就比诸多同时代作者要更好一些。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王小波

 

高中毕业后,我慢慢走过了痴迷王小波的阶段。一来是文学层面,看到了比他写得更好的作家,比如他自己很推崇的尤瑟纳尔,觉得王小波写得好,但没有到心中第一流作家的地步,这是私人观感。二来是生活经验上,或许是意识到自由主义在本土落地的局限,在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劳工和性别议题上,容易成为一种“正确”但很难具体落地的辞令,而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更复杂的思考,进而对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王小波,也调整了看法。

 

他的杂文,如今来看,大多是常识,有洞见,可总觉得点到为止,还不够深,在解释更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求索于其他著作。所以,我走出了对王小波的崇拜,但还是欣赏他,毕竟在中国,像王小波这样的作家,还是很少的,他因为稀缺而可贵

 

长大以后,对王小波的性描写、性观念,也在继续思考。王小波对性的观念显然是开明的,但受制于作家本人的性别视角和历史局限,在他的小说里,对女性的塑造相对并不如男性知识分子饱满,他对于性的描绘主要仍是男性心理的,缺乏了一些女性层面更细腻的捕捉。这一点,伍尔夫、尤瑟纳尔、张爱玲的性别与性爱描写会更加直观一些。

 

不过,王小波依然具有先锋性。比起《黄金时代》,他更值得重视的作品是《红拂夜奔》《东宫西宫》。前者对传奇故事的改写、对知识分子与欲望、权力关系的刻画非常精彩,后者是一部酷儿电影,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呈现了同志、双性恋、SM等主流避而不谈的话题,倒是可以视作一次对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影像诠释。

 

福柯曾说:“运用一种进行询问、监督、窥视、期待、发掘、触摸、揭发的权力,就会获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兴奋起来以后,就会规避这一权力,逃避、愚弄或歪曲它:权力也让它追逐的快感侵犯自己。”

 

在国内,王小波是难得的对权力运作机制特别敏感的作家,他将利维坦的统治与日常行为联系在一起,在对情欲与权力关系的捕捉、对人们日常的压抑与反叛、施虐与受虐心理的窥探中,王小波探寻到权力运作的真正密码。另一方面,他的酷儿书写,也让更多边缘之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今回看,无论是文学还是思想上,王小波有他明显的局限,但在当时,在一个感伤、说教和正确泛滥的年代,王小波是一个异数

 

如果说王朔代表着一种大院子弟心理与市民文化双重熔炼的“痞子文学”,王小波就象征着一种异议者姿态的民间知识分子立场。他把文化视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含混地带,强调知识分子乃至独立思考者介入社会议题、充当起第三方监督力量的重要性。

 

与信奉犬儒主义、沉湎于物质享受的同辈不同,王小波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精神取向和实践动力,他呼吁智识和思辨,主张逻辑训练,同时警惕“以绝对真理之名去进行压迫”的话语。而王小波生前的朋友李静注意到:“与同时代的人不同,王小波宁可使用‘智慧’而非‘启蒙’一词。”这说明王小波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比起居高临下的知识布道,他更提倡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平视的关系

 

在中国,王小波的特殊在于,他是一位接地气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遗产不在于提供真理,恰恰在于对真理的解构和重新梳理。王小波是一位注重逻辑和提倡理性的作家,在回顾狂热的年代时,他提醒读者恰恰要警惕唯一的真理观、确凿无疑的话语,回归理智、常识和宽容的尺度。在我来看,王小波不是那类最好的小说家,但他的小说趣味,我想是启发了中国最早的论坛文学,如何用轻盈的方式,来叙述沉重的议题,让小说用一种看似玩世不恭、歇斯底里的口吻,去谈论公共政治,解构看似宏大、正确,实则可疑的口号和历史叙述。


王小波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的价值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怀疑者存在,同时他也是一位白话文小说叙述的革新者,他找到了互联网时代严肃小说如何参与公共议题的表达方式。

 

如今我们纪念王小波,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也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过时,理智、包容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当代社会依然欠缺。王小波的意义在于,在许多人年轻时的某一刻,他会打开一扇窗,提供给我们另一种看世界的目光。
 

如王二般嘲笑,如红拂夜奔般自由,逡巡在万寿寺与大明宫的砖瓦上,想象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在《未来世界》中叩问乌托邦的幻梦是否可能,王小波实践着自由的文体穿梭术,他像是御剑而飞的酒剑仙,在文字的迷宫里随意穿行,借此瓦解语言、身体、唯一真理观的束缚。到头来,王小波渴望追寻的,不只是一种“公共理性”,也不仅仅是自由个体对于克里斯马型偶像、乌托邦神话的去魅,还包括回到如何健全我们自我的生命,如何在对于趣味、理性、哲学与历史的思索中,拥抱一种更具独立性的自我生活。

 

面对沉重,东方人惯于苦大仇深,而嬉皮如王二,付诸荒唐一笑。这是王小波的反抗哲学,也是他留给现世知识分子的方法论,无论在任何绝望的处境,我们都要捍卫自己笑的权利,因为没有什么比笑,更令渴望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梅菲斯特们感到匪夷所思。

 

这是十余年来,王小波对于我这个九五后的启示,而在今天,当纪念王小波的浪潮层层叠叠,我所困惑的是,如果王小波活到今天,会遭到怎样的待遇?他会继续被当作一个勇敢可爱的知识分子,还是因为自己的表达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乃至遭遇诛心之论?

 

在今天,观众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异见者,又是否容许一个“找麻烦”知识分子的存在?思考这些,是比单纯纪念王小波更重要的问题。

 

 

今天并不缺乏纯粹技艺的作家,像王小波这样的人物却越来越少,文学曾经大胆地介入不同议题,而如今,文学变得越来越仅仅是“文学”。所以,今天纪念王小波,也是在借此思考文学与公共议题的关系。

 

而到头来,回到我作为一个“九五”后的私人记忆,王小波的文字,既是一份旧日的回望,也代表着一股鲜活的生命力。这种且悲且喜的滋味,就如同《黄金时代》那一段流传甚广的话: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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