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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失衡还是重男轻女?中国妇女拐卖的原因何在

[南都观察编者按 :在大部分人的直觉中,“男多女少”、“三千万光棍”是妇女拐卖案件的直接诱因,但直觉是否就是现实?
 

南都观察今天刊发一篇社会学论文,作者基于大量的司法裁判文书,以数学统计的方法分析对比各个变量,在其样本中:
 

85.9%的受害者是为了强迫婚姻或性和生育而被拐卖,9.3%的受害者被拐卖者购买,2.3%的受害者被卖到性和娱乐行业,其余的目的不明;

33%的女性受害者有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一半的受害者来自周边国家;

被贩卖妇女的平均价格不低于一个农民的年可支配收入;

农村地区的被拐卖妇女价格增长快于CPI的增长。

 

经对比研究发现:

因为人口流动和选择性婚配的存在,出生性别比和婚姻市场中的单身性别比并不一样,落实到具体地区对应的拐卖案件数量: 

也即:妇女拐卖案件的数量更多地与出生性别比而不是单身性别比相关。

出生性别比代表的是根深蒂固的父权价值观,和购买妻子用于生育有着相同的根本原因,是为强迫婚姻而贩运妇女行为的直接促进因素,对于一些买家来说,对妻子的需求和对儿子的渴望在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

 

此外:

来自外国的妇女和健康的妇女售价更高,价格高度依赖于妇女的生育价值。

 

高出生性别比地区的低单身性别比更有可能是男性主导的外迁而不是女性主导的内迁的结果,选择留下来的单身男性是被负向选择的。

 

案件数量和价格还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相关,可能的原因包括:

经济机会吸引人口流入,扩大了正常婚姻市场的规模,降低了对被贩卖妇女的需求;

经济繁荣产生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和希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男女在正常的婚姻市场上有更好的机会;

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反映并支撑着更强的政府能力防止人口拐卖;

经济繁荣通常伴随着对性别平等、婚姻自主和法律意识的普遍接受。

 

更好的公民社会发展(作者用文盲率为指标)将通过提高法律意识来减少人口拐卖案件。

 

移民对人口贩卖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人口流入地区的婚姻市场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将性别比例失衡的负担转移到流入地区。]

 

以下为论文全文:

原文题目:

Does the Shortage of Marriageable Women Induce the Trafficking of Women for Force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China

适婚妇女的短缺是否诱发了为强迫婚姻而拐卖妇女?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章来源:

Violence Against Women 3(2021)

 

本文意图验证一个普遍直觉:在中国,适婚妇女短缺是否为以强迫婚姻为目的而拐卖妇女行为的诱因。作者利用司法裁判文书,收集了2010-2018年的1215宗为强迫婚姻的妇女交易作为研究数据。分析表明,贩卖妇女并不是当地适婚妇女短缺的直接后果。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价值观,这表现为当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高,国内特定性别的人口流动,以及缺少女性的情况下被社会边缘化的男性所忍受的婚姻挤压。


▌引言

 

公众认为,中国适婚妇女的短缺促使为强迫婚姻而贩卖妇女行为的盛行。出生人口性别比倾斜(男性出生过多)导致“新娘”短缺,抬高了正常婚姻中订婚彩礼的价值,为拐卖妇女的黑市提供了温床。然而,现有研究还没有确定性别比例失调与拐卖妇女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适婚妇女的短缺是否会诱发拐卖妇女的现象,并确定贩卖行为的根本原因。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别的性别比作为衡量妇女短缺的标准:出生时的性别比(SRB)和婚姻市场中单身人士(never-married)的性别比(SRNM)。SRB高反映出重男轻女和父权主义价值观,SRNM衡量适婚妇女的短缺情况。

 

▌背景介绍 

 

(一)中国的人口拐卖
 

以强迫婚姻为目的的妇女拐卖,是指违背妇女意愿、以性和生殖剥削为目的的贩卖,而不论正式的婚姻状况如何。这种类型的拐卖占中国被定罪的国内妇女拐卖的80%以上,妇女主要被卖给贫困农村地区处境不利的单身男子用于强迫婚姻。买卖妇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购买妇女作为家庭佣人或妻妾都是合法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了严厉的打击人口拐卖的运动。然而,在1970年代末的经济转型期这种做法又重新抬头,并在1980年代变得十分猖獗。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以扭转人口拐卖上升的势头。尽管有这些努力,人口拐卖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问题。

 

反对贩卖妇女的运动在基层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在中国农村,特别是在偏远的山区,许多村民依据婚姻中小妾和彩礼的传统做法,认为为了延续家族血统而购买妻子是合理的。对于一些村民来说,妇女在婚前被认为是其父的财产,婚后则成为其夫的财产。同时,他们认为结婚和生儿子是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村民们忠于社群中的父系氏族,所以他们在防止村里被拐卖妇女逃跑或被解救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对救援工作的抵制可能是有组织的、暴力的。一些村长认为,由于单身男子过多,买入新娘是解决不稳定和暴力环境的一个实际办法。因此,他们也没什么动力去报告并与公安部门合作解决被拐卖的妇女。因此,许多人口拐卖案件仍未被发现。

 

(二)性别比失衡

 

性别比以每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来衡量,是人口结构的一个指数。本文中性别比失衡指男性过多。在没有任何有意的社会和行为干预的情况下,人类人口中正常的SRB为103-107。然而,自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的SRB逐渐失衡。全国平均SRB从1982年的108.5攀升到2004年的121.2的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到2017年的111.9(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倾斜的SRB导致了在出生人口达到适婚年龄时新娘的短缺。据预测,2020年在中国,每5个男人中就有1个无法找到国内的新娘。然而,当地婚姻市场上的性别比例(SRNM)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由SRB决定。图1绘制了地级市的SRB与同期的SRNM的对比图,显示地市级的SRB与SRNM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且不显著,这是由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组群规模的波动、选择性婚配、内部迁移和婚姻挤压所导致的。

 

▌背景介绍

(一)裁判文书

作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得刑事审判裁判文书。样本包括以《刑法》第240条和第241条定罪的涉及拐骗、收买、贩卖妇女的案件。以“案由:拐卖妇女儿童”和“文书类型:判决”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搜索,对2018年12月31日以前所有符合条件的文书进行下载和存档。

以交易为单位进行观察,每一笔涉及女性受害者和买家的完整交易都构成一次观察,对交易信息进行提取和编码。全样本包含2008-2018年期间发布的996个法院中的2001宗交易,跨越了中国大陆的29个省、205个地级市、504个区县。从交易到定罪的时间中位数为24个月。在全部样本中,85.9%的受害者是为了强迫婚姻或性和生育而被拐卖的,9.3%的受害者是被拐卖者购买的,2.3%的受害者被卖到性和娱乐行业,其余的目的不明。表1将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公布的被定罪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数量,与每年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失踪妇女儿童报告数,以及网上发布的裁判文书数量进行了比较。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案件被发现的可能性,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发生在案件侦破和文书发布的过程中。虽然本研究收集的数据集只是中国已发现的贩卖妇女案件的一个子样本,但它是目前最好的一个研究样本集。


(二)分析样本

 

作者在全样本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分析样本:一个是交易层面的,一个是地市级的,还有一个是县级的。
 

表2显示了交易层面分析样本的汇总统计。交易价格从0至372000元,平均值为43599元。相对价格由交易中的实际价格与交易当地当年平均年工资之比来衡量,以反映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的地区差异。表中平均相对价格为0.96,意味着被贩卖妇女的平均价格不低于一个农民的年可支配收入。在样本中,33%的女性受害者是身体残疾或有智力障碍的,一半的受害者来自于周边国家。
 

在地市级分析样本中,分析的单位变成了地级市。最终的样本包含了中国大陆334个地级市中的281个,其中164个有公开案例。买家案例最多的前五个省份是安徽(364)、河南(300)、山东(161)、河北(139)和湖南(100)。

 

县级分析样本的构建与地市级样本类似。该分析样本包含2620个县,其中393个县有公开案例。表3显示了地级市和县级分析样本的汇总统计。
 

(三)性别比
 

地级市和县级的性别比数据来自2020年人口普查。作者将性别比与买家的居住地相匹配。分析样本交易年份的平均年份是2014年,因此用2010年的SRB来代表交易时的SRB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至于SRNM,作者使用2010年15岁及以上的从未结婚的性别比来代表交易时的婚姻市场状况。

 

(四)人口和经济统计

 

地级市的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来自“中国数据在线”。作者获得了2010-2016年的地市级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人均市域生产总值,以及其他经济变量。根据交易年份和买方居住地将这些信息与案件相匹配。为地市级分析样本匹配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以掌握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情况。对于县级分析样本,标记所有被中央政府在2012年脱贫运动中列为贫困县的县,作为极端贫困的一个指标。使用1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比例来代表该地区的公民发展状况。使用省、县迁入人数反映移民情况。

 

▌方法

 

作者将障碍模型(hurdle model)和随机截距泊松回归模型(random-intercept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应用于地市级和县级分析样本,以研究性别比和拐卖案件数量之间的关联。使用普通最小平方(OLS)回归和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利用交易层面分析样本分析相对价格。

 

(一)案件数量

 

地市级和县级样本的关键因变量是2010年以来的案例数。离散计数的经典模型是泊松回归模型,然而,自2010年以来没有公布为强迫婚姻的妇女拐卖案件的地级市的数量大于泊松模型中的预期。作者探索了两种方法来处理过度分散分布。

 

一种是障碍模型,即用一个Logit方程来模拟一个地级市是否有任何案件,同时用一个零截断的泊松模型来模拟至少公布一个案件的地级市的案件数。将i县的案件数表示为Ni,Ni的无条件概率质量函数( the unconditional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为:


作者将πi 和μi建模为:

其中Xi是地市级变量的向量,包括地市内的SRB和SRNM、它们的交互项、人均GDP的对数、文盲百分比,以及外来人口总数的对数。si是县内15岁及以上的从未结婚男性的数量。作者将障碍模型与各地级市的案例数进行拟合,将ln(si)作为抵消,使估计的系数能够解释发案率。同一省份的各地市在政策和文化影响方面可能并不独立,因此作者使用了省一级的聚集标准误差(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来将省内的相关性考虑在内。

 

另一种处理过度分散化的方法是采用随机截距泊松模型。每个地级市公布的案件数量取决于一些不可见的因素,例如救援工作的地理障碍、拐卖网络的特点以及当地政府打击拐卖的决心。这些未观察到的变量大多被认为是当地性别比例的外生变量,但不一定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引入随机效应增加了过度分散性,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数量。在随机截距泊松模型中,假设i市的案例数符合泊松分布,其平均值为μi:

这两个模型在拟合度和预测方面比负二项模式和零膨胀泊松模型表现更好。
 

对于县级样本,模型的格式类似,只是缺少县级的人均GDP数据。作者替代性地使用了一个虚拟变量,表明该县是否被列为脱贫运动的目标对象,作为贫困的替代指标。

 

(二)相对价格
 

作者使用交易层面样本来分析性别比是否影响价格,其中的关键因变量是每笔交易的相对价格。解释变量具有多层次结构,案例镶嵌在区县和地级市里,所以作者使用了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

其中,yij代表i市妇女j的相对价格,Wij是妇女的特征向量,包括她是否有任何身体或精神残疾以及她是否来自外国。宏观层面的控制因素Xi包括包括上述同一组地市级或县级控制因素。地市/县级随机效应和案例残差是相互独立的,并与协变量无关。标准误差以省为单位进行分组,以考虑省内的相关性。作者没有控制交易的年份,因为相对价格已经考虑了每年的通货膨胀。

 

▌结果和讨论

 

图2显示了自2010年以来强迫婚姻贩卖妇女案件的价格趋势和被拐卖妇女的相对价格,价格和相对价格在2013年之前有所波动,之后稳步上升。图2A显示了使用农村地区年度CPI调整后的平均价格走势,上升的形状意味着农村地区的被拐卖妇女价格增长快于CPI的增长。图2B显示2017年的相对价格超过1,意味着平均价格高于当地就业人员的年工资。价格趋势因妇女类型不同而出现分歧,来自外国的妇女和健康的妇女售价更高。
 

(一)案件数量
 

表4显示了拐卖案件数量模型的估计值。对于Logit模型,这些系数被转换为优势比(odds ratios),对于泊松模型,这些系数被转换为发生率(incidence rate)。

 

在分别包括SRB和SRNM的基线模型中,SRB的系数显著为正,而SRNM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当两者都包括在内,但没有它们的交互项时,只有SRB与案件发生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正相关(第3栏)。加入交互项后,SRB和SRNM的系数都是显著的正数,但它们的交互项是负数。图3绘制了各性别比例不同数值下的平均边际效应(AME),清楚显示SRB的AME随着SRB的提高而增加(见图3A),而SRNM的AME不显著(见图3B)。

在所有模型中,SRB和SRNM之间的交互项始终为负且显著,这意味着当一个性别比值低时,另一个性别比值的影响是高的。作者用分组的SRB或SRNM进行了辅助回归,以呈现互动效应。将性别比分为三个大小相同的组(SRB:低<111,111<中<119,高>140;SRNM:低<131,131<中<144,高>144),并在回归中将分组性别比与另一个连续性别比进行交互。回归结果图表清楚显示了交互作用的效果(见图3)。图3B显示,在SRB较低的县,拐卖案件的预测数量随着SRNM的增加而略有增加。然而,SRNM的效果在SRB中等或高的地方得到了逆转。图3A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在SRNM较低的县,SRB有更大的影响。
 

SRB(出生性别比)高是中国传统父权价值观中重男轻女的表现。在裁判文书的定性叙述中,买主提到他们希望通过生儿子来延续家族血脉,这种情况很常见。在供求框架中,SRB(出生性别比)的不平衡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力量,它推动了拐卖妇女黑市的需求,因为SRB(出生性别比)高和购买妻子用于生育有着相同的根本原因——传统的父权价值观。对于一些买家来说,对妻子的需求和对儿子的渴望在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因此,SRB与贩卖妇女之间持续的正相关是合理的。

 

SRNM(单身性别比)和为强迫婚姻而贩卖妇女之间缺乏一致的联系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从理论上讲,当地的SRNM(单身性别比)高会增加人口拐卖黑市的潜在需求,因为可供结婚的妇女会更少。而且,随着正常婚姻市场上适婚妇女的大量短缺,正常新娘的搜寻和彩礼成本会上升,那些无法负担这一成本的人可能会转向黑市。经验证据部分支持这一猜测。加入交互项后,SRNM(单身性别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SRB(出生性别比)较低的情况下,较高的SRNM(单身性别比)会增加拐卖妇女的可能性。在SRB(出生性别比)和SRNM(单身性别比)都低的地方,平均发案数最少,这些地级市普遍也更富裕、更发达。在SRB(出生性别比)高的地方,较高的SRNM与较低的预测拐卖概率相关。高SRB(出生性别比)和低SRNM(单身性别比)的地方人口拐卖案件数量最多,集中在安徽、山东、河南,以及广东和福建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均GDP往往低于平均水平,人口众多,外迁率高。

 

在控制了地市级变量后,SRNM(单身性别比)的系数以及它与SRB(出生性别比)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这表明SRNM(单身性别比)如何影响强迫婚姻的妇女拐卖的机制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简单。当地婚姻市场上“适婚”妇女的可得性受到地区SRB(出生性别比)、组群规模的波动、选择性婚配、内部迁移和婚姻压力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可能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SRNM(单身性别比)失衡。例如,高SRB(出生性别比)地区的低SRNM(单身性别比)更有可能是男性主导的外迁而不是女性主导的内迁的结果,选择留下来的单身男性是被负向选择的。另一方面,吸引工作移民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高SRNM(单身性别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口流动性高,更大、更有活力的婚姻市场可以部分缓解高SRNM带来的压力。

 

人均GDP增加显著降低了拐卖案件的可能性(表4第4栏)。首先,经济机会吸引人口流入,扩大了正常婚姻市场的规模,降低了对被贩卖妇女的需求。其次,经济繁荣产生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和希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男女在正常的婚姻市场上有更好的机会。第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反映并支撑着更强的政府能力防止人口拐卖。最后,经济繁荣通常伴随着对性别平等、婚姻自主和法律意识的普遍接受。

 

有两个社会经济特征可能与拐卖妇女问题特别相关。一是更好的公民社会发展(作者用文盲率为指标)将通过提高法律意识来减少人口拐卖案件。二是移民对人口贩卖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人口流入地区的婚姻市场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将性别比例失衡的负担转移到流入地区。

 

作者预计,更发达的城市更善于发现人口贩运案件,因为它们拥有更强的政府能力、资源和基层合作。在欠发达地区,预计未公布的案件比例会更大。考虑到这些情况,目前基于检测到的案例的估计值可能只是一个下限——性别比失衡和贫困对贩卖妇女的实际影响很可能高于目前的估计。

 

(二)价格

 

表5显示了使用交易层面样本的价格分析。相对价格是由实际价格与交易时当地劳动者的年工资的比率来衡量的。前两栏是使用地市级控制和随机截距的模型估计值,后两栏是县级的。

 

妇女特征对价格决定非常重要,外国妇女的价格要高得多,溢价的部分原因是这些“进口新娘”往往更年轻、更健康、身体更有吸引力。那些有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的售价比平均价格低30%。这些发现意味着,在被贩卖妇女的黑市上,价格高度依赖于妇女的生育价值。

 

在没有互动项的回归中,SRB(出生性别比)的系数为正,而SRNM的系数为负且显著(第1栏)。在考虑到它们的交互项后,只有SRB(出生性别比)对相对价格有统计学上显著的正向影响,SRNM(单身性别比)对被贩卖妇女的价格没有影响。

 

当地的人均GDP与相对价格没有统计上的显著联系,但较高的移民率会显著降低价格。

▌结论
 

实证分析表明,SRNM(单身性别比)的不平衡本身与为强迫婚姻而贩卖妇女既没有一致的联系,也没有实质性的联系。相反,不平衡的SRB(出生性别比)与拐卖妇女案件数量和妇女价格相关。此外,案件数量和价格还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相关。结合法院裁判文书中的定性描述分析表明,高SRB所表明的根深蒂固的父权价值观是为强迫婚姻而贩运妇女行为的根本原因。适婚妇女的短缺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贩卖妇女的直接原因。

 

 

本文转载自“实证法研”

作者:熊婉茹,香港科技大学城市治理与设计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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