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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取消大小周”,是真的乐于加班吗?

文 | 曾于里
 
人人都在加班,正常下班就成为异类,乃至于“加班得不那么卖命”也显得反常。正常下班由此被污名化。
 
在狼性文化的氛围里,做一个正常人,可能会被扣上“不努力”“没上进心”的帽子;高喊“我要加班”并身体力行,才能显示出“我很努力”。
 
“我要加班!”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近期互联网大厂纷纷取消“大小周”后,不少员工发出的“呐喊”。继快手从7月1日开始取消“大小周”后,字节跳动也宣布将于2021年8月1日起取消隔周周日工作的安排,8月开始,有加班需求的团队和个人,可以通过系统提交加班申请。
▲ 字节跳动宣布将于2021年8月1日起取消隔周周日工作的安排。© 字节跳动
 
“大小周”是现今部分国内公司的一种工时安排。指一个星期上六天班(只休息星期天一天),接着一个星期上五天班(休息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再下个星期又只休一天,再下下个星期又休两天,如此单双休循环。取消“大小周”的话题近期屡屡在微博、知乎、脉脉等社区平台引发讨论。固然有为之叫好的声音,但也有员工在脉脉上表示不同意见:也许以后加班就被“白嫖”了。
 
事实上,不久前字节跳动内部做的调研显示,员工对取消“大小周”是有争议的。字节跳动CEO曾在公司的open day上宣布,经过调研,三分之一的人不支持取消“大小周”,三分之一的人支持。
 
互联网上对“大小周”、“996”这种超40小时工作制的声讨不曾停止,可当一些大企业真的打算取消“大小周”时,仍有不少员工跳出来反对。难道是真的有人乐于加班吗?
 
▌“自愿”加班:因为从不下班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劳动法》对加班工资也有明确规定。如果是平时延长工作时间,至少1.5倍工资;休息日,至少2倍工资;法定假日,至少3倍工资。
 
但现实生活中,违反《劳动法》相关规定,或者打法律擦边球的工时机制比比皆是。某互联网大厂自2012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实行“大小周”工作制,“大周”一周工作5天,“小周”一周工作6天,等于每两周加班1天,打破了周末双休制。而“996”则是“大小周”的升级,“99”即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6”即每周工作6天。这不仅打破了周末双休制,也打破了8小时工作制。这几年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99”几乎是各大厂的工作标配,差别仅在于是“大小周”还是周末单休(周末只休一天)。
 
“996”蔓延之后,对它的控诉就不曾停止。2019年3月,一个程序员在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注册了名为996.ICU的代码库。所谓996.ICU,即“工作996,生病ICU”,用以标记实行996制度的公司,表达谴责、控诉与反对。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大厂都在这个代码库里榜上有名。
▲ 一个程序员注册了名为996.ICU的代码库,用以标记实行996制度的公司。© GitHub
 
但在互联网企业“期权文化”(除了薪水福利外,还允诺给予员工一定的企业股份期权。在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期权可能意味着巨额的收入)的诱惑下,很多员工还是愿意牺牲休息时间的。而资本家则鼓吹“996福报论”——“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员工对“996”的控诉基本只是网上的口舌之快,并不能改变企业的实际。业界甚至还出现了升级版“996”,即“超级大小周”,大周工作七天、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时间。
 
没有加班工资的情况下,在工作日超时工作,早已成为互联网大厂的常态。新京智库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6.15%的受访互联网从业者表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工作的高度分工和精细化,使每个员工都只是整个链条中的螺丝钉,只要产品、研发、运营、审核等任何一个环节有人要加班,所有人就要跟着加班。
 
而手机互联网时代,各种社交工具让我们“时刻在线”。这也意味着老板和同事可以随时找到你,随时让你处理工作事宜,工作一直在入侵生活。脉脉发布的《2021职场人加班真相调查报告》显示,48%的受访者处于“灵活机动的加班”之中。他们的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并不分明。在所谓“弹性”工时制中,他们被“隐形加班”吞没。不少职场人士下班回到家后工作群还会有消息闪烁,52%的受访者认为下班后有必要秒回企业微信。
▲ 76.15%的受访互联网从业者表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 pixabay
 
因此,网上有这么一个让人心酸的调侃:“不准加班,因为从不下班。”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占比倒置,生活成了穿插在工作中的点缀。即使没有加班的名义,员工也在加班。
 
人人都在加班,正常下班就成为异类,乃至于“加班得不那么卖命”也显得反常。正常下班由此被污名化。不久前一大厂的实习生因为在12点前睡觉,没能完成同事深夜布置的工作任务,被其他同事拿来当成笑料:“太好笑了,竟然敢12点睡觉”。在狼性文化的氛围里,做一个正常人,可能会被扣上“不努力”“没上进心”的帽子;高喊“我要加班”并身体力行,才能显示出“我很努力”。
 
如果仅仅是取消“大小周”就心满意足,可能会让我们忽略了对不合理工时机制更深层次的检讨。“大小周”更像是分散火力的一个靶子,比它严重得多的加班行为比比皆是。
 
▌拒绝“白嫖”
 
即使企业实行双休制度,也不代表员工彻底休闲下来。周末员工虽然不用待在工位上,但当工作量并没有相应减少时,员工还是得把工作带回家处理,或者在工作日加班熬夜完成。譬如腾讯光子工作室实行“周末双休、周三必须6点下班、其余工作日不准超过9点下班”的工时机制后,就有员工表示:在工作量不变,人手不增加的背景下,“如果工作真的多到做不完,还是要带回家做”。“不加班”只是不在公司加班,但还是得回家加班。
▲ 员工哪怕不在公司工位,工作量也没有相应减少。© pixabay
 
并且,没有“大小周”的名义,公司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发2倍的加班费。“大小周”是绝大多数互联网大厂给员工发加班费的唯一理由,工作日哪怕员工在工位上干到凌晨,公司也不会按照加班时长支付1.5倍的工资。于不少员工而言,“大小周”的2倍加班费,支付的不仅仅是周末的加班,也是对他们工作日加班的一种“补偿”——虽然从法律角度讲,工作日加班费本来就应该给,但实际上“不给”才是职场常态。
 
对于高薪的互联网行业来说,由于时薪高,加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有字节跳动的员工算了一笔账:取消“大小周”意味着每年要少赚22天X2的工资,对于一些重要部门或重要岗位的高薪员工来说,这笔钱可能超过10万块。这也是脉脉上对取消“大小周”的主流意见:“取消‘大小周’,就等着被白嫖吧,工作量还是那么多。”员工在事实上还是在加班,一旦取消加班制,不给加班费,多出的工作时间犹如被公司“白嫖”,形同公司给员工降薪。这是一部分人高喊“我要加班”,并拒绝取消“大小周”的理由。
 
▌“薅资本主义羊毛”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互联网企业的加班风气令人怨声载道,还在于畸形加班、无效加班的泛滥。上述脉脉的报告中列举了不同的加班原因,“工作流程安排不当导致效率低下”占了29%,“管理层次过多导致效率低下”占了23%,“大家都迫于压力加班”占了23%……此外,27%的职场人士上班有效时间未超50%。
 
这就造成了职场里“摸鱼”现象的流行。员工并非总是因为工作忙到脚不沾地所以要加班,而是迫于领导压力不敢早下班。为了把漫长的工作时间填满,只能“假装很努力”。互联网行业不像传统流水线那样能保证按时出活儿,这给摸鱼提供了便利条件。“职场表演艺术家”的说法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职场人士多多少少都学会了一些摸鱼技巧和假装在努力的策略。本来常规工作可以完成的事情,拖到下班;本来工作日可以完成的事情,拖到周末加班,还可以得到2倍工资。
 
这是斯科特所谓“弱者的反抗”,或者用中文的表述:“薅了资本主义的羊毛”。“薅资本主义羊毛”说法的出现与流行,已经说明了资方通过传统的“赶工游戏”让工人自发、主动地努力工作这一管理方式,面临着强大的挑战。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一书中,采用民族志的手法,对芝加哥的一个农业生产设备公司进行观察后发现:资方通过“赶工游戏”(超过一定的份额有奖励,未超过这一份额则没有奖励,甚至会被淘汰)的手法,让工人自发地“赶工”,以超过他的同伴;“赶工游戏”让工人自发接受了生产秩序,变成剥削和压迫自己的帮凶,并为资方制造出更多的利润。并且,“赶工游戏”也将劳资之间的矛盾,转换为工人之间的竞争矛盾。
 
“赶工游戏”里设定的游戏份额,其实就相当于今天企业里很流行的“KPI”,完成KPI有奖励,连续排名末位就会被淘汰。“赶工游戏”的管理方法仍然是职场主流,从正常下班被污名化,到“内卷”的出现,都可见一斑。
 
然而,从“996福报论”遭群嘲、“奋斗X”(形容与老板站在统一战线上、热衷于加班且不计酬劳的普通员工)被排挤、到“摸鱼学”的流行,多少说明了:不少打工人已经看穿资方“赶工游戏”的伎俩。在熟悉游戏规则之后,他们就化身为职场“老油条”——该完成的KPI会努力完成,但能薅羊毛的机会也不会错过。当工作无法量化时,职场人士有的是法子浑水摸鱼。一方面,在正常工作时间出工不出力,“白领”工资;另一方面,虽然不见得是热爱加班,但如果有加班工资的话,那么大家就遵守默契:将工作日可以完成的工作,匀出一部分到可以领取加班费的周末里。
 
于是“996”有了新解。公众号“轻拿轻放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9点到公司刷微博,11点选外卖吃饭,午休发呆到下午三点,喝完下午茶又准备吃晚饭,等到夜幕降临才开始做昨天的报表。”
 
▌“闲暇”的自由和能力
 
人们愿意在周末加班,除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已经消弭,周末可能名存实亡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人们闲不下来了,或者闲下来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DT财经的《2021国产青年周末调查报告》显示,在以满分为10分的标准下,年轻人对自己周末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只有5.67分,超过40%的人给自己的周末打了6分以下——不及格。只有4.8%的人对周末有精确的规划。“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做什么,导致糊里糊涂花掉宝贵的周末时间,是导致年轻人不快乐的一个原因。在时间宝贵的现代社会,站在一种理性计算的视角,“什么都不做”几乎能和“浪费时间”划上等号。所以有将近6成的人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会产生罪恶感。
 
不少人闲不下来,甚至一闲下来就深受罪恶感的困扰,一大原因是劳动在异化,劳动吞噬了个体,自然也无视闲暇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吞噬闲暇。
 
这首先有外力在驱动。比如项飙对“996”的研判:“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高工资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这有点像是卓别林《摩登时代》里那个拧螺丝的人,工作成了我们下意识的反应,不工作反而让我们难受。
▲ 电影《摩登时代》中,工人查理(卓别林饰)在工厂干活、发疯,最后进入精神病院。© 《摩登时代》
 
而在员工的内心,也有自我的规训。用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的说法,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变成了“功绩社会”,“如今的社会不再以规训为主要内容,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它逐步消除了戒律和禁令,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人们秉持着类似“只有拼命才能拥有美好生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信念,对效率、成功等目标孜孜以求,最后演变为一种“自我剥削”,“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也能照常进行”。
 
外因和内驱力合作,促使人一直处于劳动的状态,闲暇自然无地容身。
 
一方面是闲暇被吞噬,而另一方面,闲暇在消费主义浪潮下被篡改成各种虚假的需求和满足,被片面、庸俗化地理解为各式各样的舒适享受,乃至于最后闲暇就变成“奶头乐”式的消费活动,变成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消耗行为。不少人以为闲暇就是买买买、刷抖音、看直播,每有闲暇时间就这么耗掉了。最后就如同卢梭所观察到的,这是“人们于无意中给自己带上的第一个枷锁”,“身体和精神继续衰弱下去以外,这些舒适的享受一旦成为习惯,便使人几乎完全感觉不到乐趣”。没有创造性的消耗行为,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成就和自我满足感,人们被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毫无自我,短暂的快乐后是无尽的空虚。
▲ 外因和内驱力合作,促使人一直处于劳动的状态,闲暇自然无地容身。© pixabay
 
这就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周末在家抱着手机玩一天,最后还是感觉百无聊赖,且有一种隐隐的罪恶感。因此有些人宁愿选择加班,至少可以获得某种虚妄的“功绩”(和加班费)。
 
显然,并非人们真心喜欢加班,“自愿”加班多是一种无奈。一方面是劳方在资方面前弱势地位的又一次体现,他们无法拒绝资方对加班的要求——哪怕私下里有摸鱼这样“弱者的反抗”。甚至更进一步,加班由外在的命令变成一种自我规训,人们彻底失去了享受闲暇的能力,而闲暇的本意是促进自我认识、自我完善与自我创造,使生命更丰沛。不工作时,人们也不知道怎样度过闲暇的时光。
 
工作不是“人”的全部目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然而人人知道的常识,却鲜有人能够践行,这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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