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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时代:为什么年轻人不想结婚了?

作者:伊利亚金·奇斯列夫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晚婚、独居越来越成为时代现象,单身生活越来越成为时代潮流。在单身生活越来越被年轻人接受的同时,他们对婚姻也越来越缺乏憧憬。除去社会压力之外,还有哪些重要因素塑造着单身时代呢?
 
在一年当中某个特别的日子,你会看到一群单身男子穿着内衣(甚至一丝不挂)跳进河里,而大城市的单身女性穿着婚纱跑上街。在中国有单身的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以购物、庆祝活动、与朋友相聚来欢庆单身。这个节日源自1993年,南京各大学的单身人士会在这一天和单身朋友狂欢,后来逐渐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在线购物活动,也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标记。
 
这个节日是每年的11月11日,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数字“1”代表着单身。这个单身节庆在中国被叫作“光棍节”,因为其日期形似孤零零的树枝或棍子,“光棍”在中文里是单身人士的代称。这些年来,光棍节已演变成反情人节,而这个节日的单身庆典包装也确实大获成功。
 
2017年光棍节当天,在线零售巨头阿里巴巴的收益达到250亿元,是当年美国最大在线购物节“网络星期一”的四倍之多。有鉴于美国的单身比例更高,单身节的活动居然起始于中国,有点令人意外。
 
不过,美国也很快加入了这股潮流。美国版本的全国单身节,首次出现于 2013年1月11日,数字“1”再次成为单身的有力象征。俄亥俄州的七叶树单身协会,自1980年代起便开始庆祝全国单身周;2017年时,全国单身节为配合这个活动,改期至9月。全国单身节发起人凯伦·里德接受《单身杂志》访问时表示:
 
“其实,在美国发起单身节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中国的光棍节……我也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新鲜、新颖的单身节庆,因为近年来的变化很大。21世纪的单身人士是一个全新的物种。现在的单身人士充满活力,包括各形各色的族群,应该受到重视……单身的定义很复杂,包括自愿单身或被迫单身;法律意义的单身或暧昧不清的单身;永远单身或暂时单身。”
 
几十年前,庆祝单身的节日简直难以想象,今昔的差异令人惊讶。然而,婚姻制度历经深远的改变,在现代社会也连带改头换面。中国的单身节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历经陡降,自1947年每个家庭5.4人降至2005年的3.1人,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都市社会。
 
你很难想象,一个在乡村地区长大的青年,所有的亲人都以种田为生,而他长大后的生活环境却迥然不同:也许住在巨型城市中高楼大厦的一间狭小公寓里,在大公司工作,很晚才下班。事实上,2014年中国有超过6000万家庭登记为独居户,而1982年时则只有1700万单人家庭, 而同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率只有40%。
 
在慕尼黑、法兰克福、巴黎等欧洲大城市,50%以上的家庭为单人户。1950年的美国成人有22%单身,今天的单身比例已跃升至超过50%;据预测,每4个美国新生儿中就有一个终身未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中先结婚再生小孩的比例逐渐降低,与双亲同住的美国儿童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87%降至2015年的69%。
▲[以]伊利亚金·奇斯列夫著,林怡婷、陈依萍、罗椀龄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版。 © 中信出版集团
 
在单身人口的增长方面,日本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2015年时,30岁以下的日本成人约有三分之一从未约会过,超过40%从未有性经验。此外,在日本18岁至24岁的未婚人口中,将近60%的女性及70%的男性于调查当时并无交往关系,比起2010年的调查提升了10%,而与2005年相比更是跃升了20%。事实上,甚至有30%的男性及26%的女性表示自己无意寻找对象。
 
2006年,日本的热门作家深泽真纪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对亲密关系不感兴趣,他把这类人称为“草食男”。由于在日文中,对亲密及肉体关系的渴望被称为“肉欲”,因此草食男的标签代表他们自亲密关系中撤退。此外,这个名词还意味着日本男子气概的瓦解,战后日本奇迹时代曾经精力充沛、繁殖力旺盛的男性变得了无生气。值得一提的是,草食男登上2009年全国“年度热门词”的决选名单,至2010年时已普遍获得认可,成为一般名词。有一项调查显示,20岁至39岁的日本单身男子中有75%认为自己是草食男。
 
这种趋势快速扩散,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个人主义、大规模都市化、寿命延长、通信革命、女权运动等过程,皆在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这种趋势曾在美国出现短暂例外,也就是1950年代的“黄金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城市郊区的发展,使得人们结婚年龄降低,出生率提高。不过,单身的生活形态于1970年代又开始兴盛,当时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风气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扩散开来,又使人们远离婚姻,向”后家庭文化“迈进。
 
过去数十年来,南美洲、中东,甚至非洲国家的单身人数都有所增长。许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度、韩国、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的数据皆显示,人民的结婚年龄提高,离婚比例提升,更重要的是,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独自生活。事实上, 在许多国家,单身都是现今成长最快速的关系形态。也难怪有一份报告预测至2030年,世界单身人口比例的跃升幅度将是惊人的20%。
▲中东单身女性群像。 © 燕京书评
 
遥远如中东等保守及超保守的社会,也显现了类似的趋势。例如,伊朗的单身模式就正经历前所未见的改变。伊朗的传统关系形态受到宗教及文化期许的强烈影响,法律及社会观念鼓吹早婚及从一而终的婚姻形态,不鼓励离婚。不过观察人口数据可知, 过去30年来,伊朗在总体及个体的层次上都历经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生育率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降幅,1996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7个子女,2000年时降至2.1个。虽然部分原因是政府倡导避孕措施,不过数据分析显示,只有6.1%的降幅来自避孕观念及避孕方式的普及,其余的31%是婚姻形态改变所造成。伊朗的年轻人口(尤其是女性)晚婚、离婚比例上升,生育年龄提高,甚至选择不婚。
 
另一个保守社会单身比例反常提升的例子,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2014年,30岁以上的大公国女性有60%单身, 离婚率为40%;不过20年前,离婚率只有20%。晚婚或不婚的趋势从1980年代就开始显露迹象,阿联酋的男性为了逃避当地婚约常见的高额聘金,开始到国外寻找结婚对象,或选择根本不结婚。
 
晚婚或与外国人士结婚的现象,驱使政府设立资金来鼓励国民结婚。现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男性若与本国女子结婚,可获得补助金,每生育一个小孩可获得额外福利,政府也出资补助婚友社及婚礼。以下段落摘自该国政府的官方网站: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为建立并维护稳定坚固的本国家庭,为强化本国社会及人口结构,故鼓励本国男女缔结婚姻。在此方面,本国根据1992年通过的第47条联邦法律成立婚姻基金,贯彻本国总统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所提出的社会政策……除婚姻基金外,各酋长国皆设有相关机构,提供的服务包括婚介、提供小区中心及伊斯兰议会作为婚礼场地,以及婚前与婚后之婚姻咨询。
 
实施政策的头10年,有3.2万个家庭获得补助金。不过该国的婚姻数据显示,在减缓单身人数增长的方面,这项法律效果不明显。与此同时,中东及北非各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皆呈现同样的趋势,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婚姻基金类似的计划及举措也都成效甚微,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皆一再印证这个现象。
 
似乎各地晚婚、独居或选择单身的人数都逐渐提升。要解开快乐单身的秘诀,关键在于了解婚姻形态改变背后的机制及特定情况中的因素。
▲ 《单身时代》英文版封面。 © Amazon
 
▌为什么我们不再憧憬婚姻?
 
单身比例提高,只是冰山一角。综观历史,人类的生活和生计通常涉及三个基本架构,由内向外推展分别是核心家庭、扩展家庭,以及由家庭组成的地方社群。家庭身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地位不容挑战,因此新家庭的起始点——婚姻,更是焦点所在。现今由地方政府及机关提供的服务,过去是家庭肩负的责任:家庭照料个人的温饱、健康、教育及住屋。个人的职业也离不开家庭,通常牵涉到家族历史及家族在地方社群所扮演的角色,假如偏离这样的角色,很可能会影响或打乱社群的平衡。
 
不过,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及现代福利国家出现后有了急剧的改变。传统家庭在照顾个人方面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逐渐被蓬勃发展的国家及市场力量所取代。由于家庭不再是个人生存所必需,一连串影响家庭及婚姻的变化开始出现。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讨论促成婚姻地位改变的八大原因:一是人口变化;二是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三是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四是经济因素;五是宗教变迁;六是大众文化、媒体及社群网络的发展;七是都市化;八是国际移民。这八项因素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也不是互相独立,很可能彼此牵涉、相互影响。不过,我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因素同时发挥影响力,使单身比例上升变成确确实实、持续发生的趋势。
▲ 由于家庭不再是个人生存所必需,一连串影响家庭及婚姻的变化开始出现。 © cultura collectiva
 
▌人口变化
 
近来各地人口组成的变化大幅推动单身比例的提升,世界各国出生率急剧下降就是一大因素。以下是几个生育率降低的明显例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库,1970年墨西哥平均每位女性生育6.6个子女,2016年降至2.2个;印度尼西亚同时期从5.4个降至2.4个;土耳其则自5个降至2.1个。
 
在西方国家中,这样的变化出现得更早。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育率,约于1970至1980年代开始大幅降低,甚至跌至人口替代率以下。今日的数据更是创下史无前例的新低,举例而言,西班牙的生育率为1.3,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为1.4,加拿大1.6,荷兰、丹麦1.7,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则为1.8。
 
低生育率会引发一系列影响,导致单身人数上升。第一,如果生育的子女较少,夫妻就可以较晚结婚,也就是说,整个生育年龄只需生一两个小孩,而不是六七个,那首次生产的年龄就可以延后。第二,孩子较少的话,离婚时照顾孩子的负担也比较轻, 甚至可能没有子女需要照顾。第三,低生育率代表有些人根本不必结婚或缔结伴侣关系:单亲照顾一两个小孩要比抚养6个子女轻松得多。第四,这样的情形会延续到下一代,在小家庭中成长和未来建立小家庭具有相关性,因此这样的现象会持续下去。
 
另一个影响到单身人数人口变化的是预期寿命的提高,导致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的时间延长。现代医学的奇迹大幅延长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1940年时,美国社会约有11%为65岁以上人口。至1970年代,老年人口比率提高到17%,2010年的比率大约为2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的数据指出,成员国国民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近80岁。
 
随着寿命延长,个人离婚或丧偶后独自生活的年数很可能会随之增加。举例来说,“欧洲健康、老化及退休状况调查”的数据指出,2015年欧洲75岁以上的民众有57%为丧偶人士。此外,2010年离婚的美国人中,50岁以上的人数是1990年的两倍之多。
▲ 独自阅读的老人。 © unplash
 
在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快速延长,预计将扩大老年人口, 因此使单身人数急剧增长。以中国为例,该国的平均寿命由1990年的68.5岁延长至2010年的74.8岁,因此老年独居户也有相当大的增幅。此外,这个现象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独居老人所面临的健康、经济及社会问题,为年轻一代带来不小的社会及财务负担,这样的负担很可能使年轻人延后结婚,逃避成家的责任。这在中国社会中尤为明显,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老年及青年人口的比例失衡。
 
部分地区的性别比,也对单身人数有大幅影响。性别比失衡会使当地潜在伴侣的人数减少,使许多人找不到对象。举例来说, 印度部分地区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每100位男性相对只有62位女性。即便是印度北方最富裕、开发程度最高的哈里亚纳邦,当地的性别比也高度失衡:各年龄层每100位男性相对只有88位女性。在这种性别比失衡的环境中,年轻男性可能无法找到另一半。事实上,由于失衡过于严重,2015年某地方议会决定放宽跨种姓婚姻的禁令,以便村民就近与邻居结婚,这在传统印度是前所未见的举措。
 
现今的性别失衡问题,主要发生于三个情境。首先,偏好男孩导致中国、韩国、印度部分地区及世界各地某些较小型的社群出现性别比失衡的现象。其次,国内的人口迁移或国际移民也有性别不均的情形。比方说,2016年欧洲统计局(欧盟的统计机关) 的报告显示,14岁至34岁寻求欧洲庇护者有75%为男性,35岁至64岁的年龄区间则有60%为男性。除非能克服语言及文化障碍,否则这种性别不均的现象会限制他们的择偶范围。
 
最后,流向城市的国内人口也会造成性别失衡。举例来说,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的报告显示,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及同性恋男性大多集中于城市。以曼哈顿为例,当地的大学毕业单身女性比男性多了32%。此外,曼哈顿有9%至12%的男性为同性恋,而同地区女同性恋只有1%至2%,这自然缩减了女性的潜在对象人数。
 
这几项近年来的人口发展改变了婚姻制度的基础。有些变动是不可逆的,比方说,许多研究者都预测出生率会持续下降,预期寿命也将继续增加。而性别失衡等现象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也许会随着移民融入社会或中国二胎政策等政府措施而缓解。不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拆解了过去建立家庭的基础条件。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下随处可见的关于生育方面的大标语。 ©全现在
 
▌女性的社会角色改变
 
20世纪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是另一个促使单身比例提高的重大原因。尤其是在西方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中,女性婚育的压力较低,同时拥有更多机会追求职业与学术成就。过去女性对于是否结婚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她们在财务方面必须依赖男性。过去女性若无法自给自足或独自抚养小孩,就必须留在家庭中,借此确保经济来源。不过,如今性别趋于平等,尤其是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中,有越来越多女性能在传统婚姻关系之外蓬勃发展,因此迈入交往或婚姻关系的人数下降,有时甚至将事业置于家庭之前。
 
结婚率降低的另一个类似原因,是女性的受教育的水平。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第一次结婚的年纪就越大。研究也显示,职位空缺增加与女性延后或避免生育具有相关性。这些趋势背后所显现的观念是,就读大学或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女性还没准备好面对婚育。
 
此外,社会对于单身女性的看法变得不那么严苛。声援单身女性的社会团体及活动纷纷出现,对抗“老处女”的污名,让单身女子不必感觉自己像局外人。因此,虽然单身女性仍会受到负面的社会批判,但这种新论述鼓舞更多女性不必因为单身而羞愧。有些社会较为传统,当地法律严重歧视女性并禁止她们与丈夫离婚,但即便在这些社会中,女性主义发展也影响了家庭结构及交往或婚姻关系。举例来说,阿拉伯女子赋权的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2010年至2012年的一系列运动及之后,参加这场社会运动的女性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虽然部分阿拉伯世界目前正在经历反抗过程,年青一代变得更为保守,不过女性地位仍逐步提高,对于结婚的时机及对象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导致生育率陡降,平均初婚年龄稳定上升。即便是有意结婚的女性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伴侣,女性地位及独立程度的提升对某些男性来说并不是好事,这些男性可能偏好抱持传统价值观的女子。不可否认,这些观念正在逐渐改变,不过在许多社会仍然是普遍现象,且对婚姻模式有负面的影响。
 
此外,医学及科技的进展也会影响女性交往、结婚、建立家庭的决定。随着当今不孕症治疗的进展及普及,女性不再觉得有必要为了把握生育年龄而早早进入婚姻、生儿育女。部分国家的政府甚至补助单身女性接受不孕治疗,为生育下一代提供更多选择。因此,女性即便有意生小孩,也能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观察辅助生殖科技的保险承保发现,不孕症治疗的普及与初婚年龄上升之间具有相关性。此现象在保险承保范围较为全面的富裕人口中更为明显。
 
▌在离婚兴盛的年代回避风险
 
这个因素较少被考虑到,不过同样重要,那就是回避离婚的风险,因为离婚的经历可能带来严重的情绪、心理、财务创伤。离婚率陡升的同时,越来越多人也干脆不结婚。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人的幸福安康是最重要的事,人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计算各种人生大事的利与弊。计算之后就会发现,离婚会危及个人的幸福,而婚姻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
 
理查德·卢卡斯及其团队的研究前后长达15年,这份获得奖项肯定且具开创性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能暂时提升快乐感,不过结婚两年之后,快乐感通常又会降回婚前的基准。惊人的是, 这样的发现也有生物学的依据,与幸福感相关的脑部化学物质苯乙胺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相应的波动。
 
研究人员主张,快乐感的降低(以及性生活频率的下降)可能有两个原因:神经元开始适应苯乙胺的作用,或是苯乙胺的浓度随时间逐渐下降。就算某些研究显示婚姻会使快乐感长期小幅提升,研究者也承认,这可能是选择效应所造成。也就是说,这是因为比较快乐的人结婚概率较高,而不是因为婚姻能让长期坏脾气的人变得开心。
 
另一方面,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较为持久。卢卡斯的研究团队并未发现结婚能对幸福感造成长期的影响,不过在离婚方面,幸福感会在正式离婚之前就开始下降,离婚期间幸福感降至谷底,虽然之后会逐渐回升,但不会恢复到基准水平。后来的研究也一再证明这样的结果。即便是显示结婚能使幸福感长期小幅上升的研究,也指出离婚会大幅降低幸福感,超过结婚所提升的幅度。
 
这些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启发不只限于学术层面,还反映了现实情况:婚姻对于幸福感的正面影响比一般认知小得多。首先,结婚两年后,满足感就下滑到基准点;其次,离婚的人会比原来更不快乐,幸福感降到基准以下,而且也不会再回升。
 
年轻男女衡量利弊之后,决定审慎看待婚姻。在这个不太受传统束缚的年代,人们更重视自己的幸福,于是人们剥去婚姻假想优点的外衣,审视婚姻有何确定的益处,然后发现也许这不值得冒险,而且风险还很高:近来的数据显示,有40%到60%的西方夫妇离婚,而发展中国家的离婚数字也紧追其后。
▲ 越来越多人不信任一纸婚约。© antiquestradegazette
 
回避离婚风险,对于社会中的单身人口有直接与间接的长期影响。直接影响是,由于避免离婚的思维变得普及,结婚率因此下降。间接的影响是,有更多孩子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或是在离婚后的单亲家庭中成长。因此,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对于婚姻缺乏兴趣,更热衷于婚姻以外的选项。在此情况下,避免离婚的策略间接却必然地将单身状态延续到下一代。
 
此外,为了避免风险,与其干脆不结婚,也有许多人选择延后结婚。不过讽刺的是,晚婚的人更容易离婚。证据显示,结婚年龄在32岁以上的伴侣,每晚一年结婚,离婚率约增加5%。因此,如果有位年轻人为了避免离婚而逃避婚姻,于是延后到30多岁才结婚,那他/她离婚的概率就更高了。而后,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又对其他人进入婚姻产生阻碍。有鉴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初婚年龄正逐渐接近(或已超过)30岁,可以预期的是,上述现象会进一步推升离婚率。
 
把逃避结婚当做回避风险的手段,这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保守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通常较低,社会较注重群体,离婚这个禁忌以及随之而来的污名让人们不敢轻易走入婚姻。这种现象可能在无意间鼓励延长青春期或推迟结婚, 借此管控风险,避免离婚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在较注重个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选择以同居取代婚姻。由于解除同居关系比起离婚容易又常见得多,这能缓和关系结束的痛苦与风险。同居提供了在交往关系中搬进搬出的自由,离开之后就与交往对象无牵无挂。开放的国家对于同居的接受度高,因此同居及单身人数都不少。
 
1998年,荷兰通过下议院立法正式承认登记同居,是少数的先行国家之一,那在当时被视为政策方面的突破。不过,有些研究者提出疑问,认为这项立法引发了交往及婚姻关系的根本变革。
 
有一份评鉴研究试图厘清这项立法行动的影响。这份研究进行了7次群体焦点访谈,访谈对象共40人,研究发现受访者大致赞同通过同居降低风险的策略:因为比起婚姻,同居的约束力较低,变动性较大,提供更多弹性与独立空间。换言之,同居作为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某种程度上已取代婚姻,在荷兰的高离婚率社会中更是如此。
 
担忧离婚与倾向单身之间的关联,在不同族群中也存在差异。研究显示美国民众的少数族群身份、教育程度、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他们对婚姻制度的信任程度与对离婚的担忧程度。比方说,有一份关于性别及社会阶层的差异对离婚观念影响的研究,虽然整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担心离婚,不过低收入的女性对于婚姻最没有安全感,因为离婚会为她们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也难怪在某些社会中,低收入族群的风险规避比例与单身人口上升幅度最大。已有研究注意到并证实,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单身的影响出现在各种语境中,尽管各自稍有差异,但都显示单身与经济的交互效应。
 
(本文未完)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拥有咨询、公共政策和社会学三个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务院富布赖特奖学金和富布赖特杰出学者奖。目前是希伯来大学公共政策和政府学院的教员,专攻少数民族、社会政策和单身研究。本文选自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的《单身社会》,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发。
 
本文经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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