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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卷”成为“问题”,社会转型的临界点或已到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恐怕没有一个术语比“内卷”更出圈的了,因为它极好地契合了疫情之下人们别无选择、在重压之下又不得不面对激烈竞争的心态,进而指向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痼疾。近期又爆出拼多多年轻员工“过劳死”事件,足见“内卷”之下超高强度劳动的严重后果,然而很多人似乎既苦不堪言,又觉得无法摆脱这样的状态。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内卷”?到底还有没有选择?如果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选择?

 

 

▌内卷的界定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理解什么是“内卷”,它真正的核心问题究竟在哪里。

 

“内卷”(involution)一词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提出的,他在研究爪哇岛农业社会后,于1963年出版了《农业内卷: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一书,以此描述一种“没有发展的劳动力密集投入”。因为他发现,这些农民祖祖辈辈以来,在小块田地里不断精耕细作,但产出即便有增长也很有限,其结果,他们的效益产出其实是递减了。

 

这个术语随后就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当时“停滞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共鸣,用以解释为何非西方社会未能自发产生现代化。生态史学者伊懋可又进一步归纳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一说,强调中国、印度这样的亚洲传统社会,都面临着庞大人口对资源的巨大压力,劳动力过剩而资本短缺,与欧洲近代恰好相反,最终在原有的模式里越做越细,但却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的不断自我重复,而无法通过渐进增长或突变进入到更高层次。

 

这也是“内卷”和“匠人精神”的区别所在:虽然“匠人精神”也着重不断投入精力,但它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精益求精地追求优化;更重要的是,“匠人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职人制度的产物,虽然它也不能退出(往往子承父业),但它却不需要面对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同质化竞争,而更接近于欧洲的行会制度,那恰恰是极力限制劳动力自由竞争的。职人、行会可以通过垄断来获得稳定的高利润,由此避免了陷入效益递减的内卷漩涡。

 

在一个开放、动态的市场机制底下,资本本能地寻求效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内卷到了完全无利可图的时候,自会有人退出或寻求开辟创新的模式。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同质化的村庄组成的小农社会,每家每户都会种地、也只会种地,人们精耕细作的目的也并非寻求资本增殖,而是尽可能地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社会的人们很难意识到、甚至也很难理解,同质化竞争的结果,最终势必将导致自己的产品(粮食)和劳动力都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人们的思维就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市场导向的。

 

因此,这个词最初是与西方工业革命出现的突变式发展相对比而言的,用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做到了,但东方没有做到”,因为“内卷”(involution)的反面即“外卷”,也就是“革命”(revolution)。是不是“内卷”,其实是从结果倒推出来的:因为没有出现创造性的破坏,自发实现现代化而跃入更高层次,所以再多努力也只是原地转圈。

 

不难看出,围绕着这个概念,原本有三个关键内涵:首先是“效益”,有没有用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价值;其次是“创新”,即人们能否找到新的模式来消化过剩的劳动力,还是在原有的模式底下同质化竞争,不断加码,这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是否足够开放,能让人们有丰富多元的其它选择;最后是“发展”,即不断投入的劳动力是否带来增长、扩张和转型,由量变到质变,累积下来最终导向创造性的变革。

 

 

▌当下的内卷

 

当这个词被经济史学者黄宗智引入来分析传统小农经济时,它仍是一种“圈内人话语”,聚焦于经济史上的中国社会转型,然而在去年“出圈”之后,它所指向的却是人们当下所关心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的是一种焦虑的心态:人们不断密集投入劳动力,但却看不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前景,也没有退出机制。

 

在此,当下流行的内卷概念其实已经偏离了其最初的内涵,它虽然也隐含着“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层意思,但真正在意的却不是整个体系的效益和转型,而是身在其中的个体主观的感受:一种人人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很忙很累,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的困境。由于这种困境既是整体性的,又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势必对此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解读,并被宽泛地到处使用,因为人们找不出其它更好的词来描述自己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这究竟是中国社会的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在“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当社会遭遇转型的阵痛、疫情的收紧、阶层的固化、大学扩招带来的大量新劳动力涌入等种种问题时,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找到新的模式,其结果是僧多粥少,人们被迫加剧竞争来争夺有限的资源。由于这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你想要胜出,就得拼尽全力来获取一点点优势。用人类学者项飙的话说,这是一个“高度耗能的死胡同和死循环”——实际上,这相当接近于当年所说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从社会层面来说,一个组织或一个经济体,为了避免内卷,就应当研发新技术、优化流程,提升效益,同时不断鼓励创新,创造更高的价值,逐渐带动整体转型升级。这在市场机制下,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效益差的组织自然会被淘汰,最终只有那些能灵活应对挑战的组织才能在不断摸索、创造中成功胜出。从这一意义上,“内卷”现象本身就是社会机制市场化不彻底所造成的,以至于低效的组织仍能存活,而高效、创新的组织却无法仅凭这一点就获得充足的回报。

 

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就更难了,但有一点至少是明确的:只有不断拓展、创造新的机会,扩张现有的资源,让每个人都充分自主地的选择机会,他们才不至于陷入不断加码的内卷。这在中国的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教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唯一途径,那么就算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还是不免会从幼儿园就开始卷,因为北大、清华的名额始终是有限的稀缺资源。只有允许多样的成才途径、鼓励差异化竞争,才能打破这种高度一体化、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恶性竞争机制。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如今人们都在谈论“内卷”,这本身就是通往改变的第一步:至少全社会普遍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真正没有希望的,是那些虽然内卷、但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觉得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上,在传统社会,这根本就不会被问题化,因为人们想不出还有其它可能。

 

就此而言,这或许正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进入到了临界点:一个蕴藏着巨大能动性的社会,在危机和寻求变革的道路上,遇到了一时难以突破的瓶颈,此时,如果不能实现动态调适和市场扩张,那么人们便会本能地寻求对稀缺资源更公平的分配机制。这个问题最好的钥匙便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机制,因为只有它能兼顾效益、公平和发展——发展可以消除内卷,而消除内卷之后的中国将催生全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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