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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可能吗? | 斯坦福访问学者的疫情观察之五

作者: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上一篇聊了疫情大流行对政治方面的影响,按说这篇该聊聊经济全球化了;然而细思良久,恐怕还是离不开全球化各方(尤其是世界两大主要强国)的内部问题。这是一个同样过于宏大的问题,任何有理智的作者都应当承认,短短数千字里如果能给自己和读者一点点启发,就已经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了。

七八年前,就有人将世界两大主要强国的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可以“吵架”,但不能“离婚”。社交网络上反对意见当然也很多,谁是夫、谁是妻?谁主内、谁主外?对这样的比喻,其实无需较真;这只是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了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事实:那就是,两国经济互补性极强,彼此对互相都非常重要。众所周知的最近一次“吵架”余波犹在,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可能性。思考或揣测“吵架”的原因和“离婚”的可能,正是人之常情;上到庙堂精英,下到升斗小民,情绪和理智齐飞,导出的答案亦千差万别。通过剖析典型的几类想法,也许能帮助我们展开自己的思考。


▌“脱钩论”镜像


去年11月份,我听了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一位美国著名鹰派人士的演讲。这位演讲者和其他中国研究专家(China Hands)一样,通晓普通话,并且有过在中国交流的丰富经历。演讲中,他“义愤填膺”于美国各界尤其是商界人士对中国的支持,认为他们为了商业利益出卖了身为美国人的“良知”。那他所指的这个“良知”是什么呢?首先是价值观;其次是美国国家利益。解决方案也很简单:脱钩(decoupling)。如何脱钩呢?“多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生意,哪怕短期会有阵痛。”他最后总结道:“世界与美国已经过于依赖中国,中国从美国人民身上赚到的钱正在用于反对美国。我们有责任制止这一切。”


不出所料,问答环节里,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提问的都是“典型”的美国学者和民众,毫无疑问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热爱美国的。代表性的几个问题是:“可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也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全球贫困问题呀?”“有没有可能不要这么意识形态化,大家一起推动世界进步不好吗?”“你说了半天脱钩,可是脱钩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令人惊奇的是,演讲者的回答居然令我恍惚回到了中文互联网舆论场;从论点到论据,都堪称镜像。例如,面对第一个问题,演讲者说,“尽管造福了一部分人类,但对方也掠夺了我们的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环境。”这样的指控,在中国民间一些反对外资的声音里,也屡见不鲜。面对第二个问题,演讲者说,“意识形态不同,必然意味着终有一天会要一决高下。”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像坚持认为“必有一战”、“忘战必危”的某些大V们?面对第三个问题,演讲者说,“脱钩会很痛苦,但更证明了脱钩的必要性。再不脱钩就晚了!”如果翻译成“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不是更加贴切了?再加上提问环节没有出现但演讲中反复被强调的,“我国的工商业者太过于追逐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安全”,听起来同样是“资本家最卖国”的美国版本。


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场听到“纯”美国人之间这样唇枪舌战的论辩,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不同人群持有的想法是多么难以协调的印象。也许他们完全不知道中文互联网舆论场是什么样,但说出的话语、运用的逻辑却是如此的相似。这让我不得不归纳出一个假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飘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香火鼎盛。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它都在那里。至于持有这些意见的人是多数抑或少数,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晓,但毋庸置疑的是,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都将不得不考虑这部分人的影响和诉求。


▌“脱钩”可能吗


让我们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部分,试着琢磨一下“脱钩”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


当前的中国在经济体量上是三十年前谁都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世界工厂”的名号名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前述演讲者也这么说过:“我们(美国)已经将工厂迁移走了,我们不再真正的拥有它们了,而我们甚至无法自己生产。”


如果一定要“脱钩”,那么就需要考虑跨国资本将目前正在中国的产能转移到哪里去?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和中东欧转轨国家?抑或转移回母国?这是每一个相关的政治与经济决策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按意识形态来站队是一个选项。按照美国相对“主流”的标准,在“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自由”(civil liberties)这两个维度同时占优的,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同路人”。不幸的是,符合上述条件的拥有足够体量的国家看起来只有印度还有承接潜力。“龙象之争”已经持续了很多个年头,但目前来看,印度还是有不少硬伤。从营商环境上来看,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将印度排在第77名,距离中国(46名)还有一些差距。印度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依然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按外交关系来站队也是一个选项。众所周知,与美国亲善友好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沙特阿拉伯,作为(在很多美国人眼里)权利和自由这两个科目得分都倒数的国家,沙特却一直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少国人在担心高速发展的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事实上,在我看来,从经济体量和人口潜力的角度,越南可能对广东、江苏或者浙江这样的经济强省形成一定程度的分流,但在国家层面恐怕难以达到与中国比肩的地步。当然,哪怕只是形成有效的分流,也足以对中国构成相当大的冲击;更何况在政治博弈中,相对落后的经济体以超常规的速度腾飞,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亚洲一直不乏其例。


回流美国同样是一个选项。对此我个人认为问题结节在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和人口大国,美国的人均总收入排名居然排在世界第四(2018年数据)。这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要知道,人均收入前九名的其他国家,全部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即便位列第十名的澳大利亚看起来是世界大国,人口也不过仅仅相当于上海市。如果问及世界上人口第三大国是谁(中国、印度前两名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很多人可能要楞一会儿,甚至会给出错误的答案。正确答案是美国,3.3亿人口。庞大的人口(更不用提同样规模巨大且质量相对优良的移民)意味着充沛的人力资源;但超高的人均收入却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高企。事实上,如果非要让我对未来做一个猜测,我会认为美国在本土仍将大力发展非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各项产业,以机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的趋势将一往无前。当然,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很严重,中低收入群体在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上,未必会输给已经日益富起来的一些传统制造业大国。

 

总体而言,国家安全将日益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考虑维度,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替代跨国资本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比较优势”理论、跨国分工协作固然将遭遇交易摩擦成本(以及信任感)的巨大挑战,但最终还是要看需要做出决策的跨国资本有能力、有意愿承担多大的成本。无论美国政界如何引导,企业界终究会有自己的判断。对此,中国(以及其他所有希望在疫情结束后重启的世界经济格局里面分一杯羹的国家)更需要做的,恐怕还是继续练好内功——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素质,还是营商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句著名的话,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有限的全球化”


那么,这种程度的“脱钩”抑或“全球化的倒退”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这样的辩证逻辑又该如何理解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最近指出,此次疫情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经济全球化将因此被重新定义。在他看来,今后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即“有限的全球化”,各国会把与国家安全、民生非常紧密的生产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到经济主权时代。至于结果,郑永年教授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换言之,郑教授认为,“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可以借机发展内需市场。”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场景。然而,内需消费的动力来自于可支配收入。有一句玩笑话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疫情后日益强烈的报复消费的需求,和口袋里没钱之间的矛盾。”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依靠融入全球化的二十年而超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在一个“有限全球化”的世界里仅以内需的增长支撑住外需的(可能的)下滑?须知道,外资(可能的)撤出并不仅仅在需求端影响到我们,更重要的是一整个链条上就业的人口以及他们的收入来源都将受到重大影响。


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这一提法已有很多年,投资的种种弊端、出口的脆弱性与波动性,我们也已经听了很多年。消费(内需)自然是非常好的东西,既可以自力更生,又可以保持生活水准。然而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来,为什么内需一直没有能真正有效地替代出口和投资?仅仅是因为大家不敢消费吗?仅仅是因为有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吗?这么多年顺风顺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真的可以在逆风和巨浪中迎刃而解吗?


许小年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从国家的层面上讲,就是坚持改革——从改革要需求,从改革要效率,从改革要GDP。通过供给侧改革搞活市场,激活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才能增加民众的收入,才能拉动消费需求,所以企业是核心、是关键。我们长期呼吁的政策建议没人听,我只好再说一遍:保护私有产权、国退民进、放松管制、全面减税。我就这几句话,没有什么更多好说的。想来想去,就这几句。”恐怕在有些人眼里,这又是一个标准的、值得调侃的“定体问”(“一定是体制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太过于艰巨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答案;但退一万步讲,即便我们的内部消费需求旺盛、欣欣向荣,我们也决不应该对外资撤出的可能性拍手称快,甚至乐见其成。跨国经济贸易交流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更在于更开阔的胸襟、更广袤的视野。


对外交流中,也许我们常常会受到委屈,外人的批评也往往比自己人的规劝更加尖锐刺耳。其中固然不免心怀恶意的指责,但更多时候,却是来自合作伙伴的善意提醒。毕竟,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才是大家合作的根本目的。


对外交往中,实用精神和专业主义也至关重要。我们也曾有过高呼口号的青葱岁月,但后来才慢慢认识到脚踏实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才是世界共通而行之有效的合作方法。“主义”可以不一致,利益却可以互补共进。


说一千道一万,对历史规律保持谦卑(humble)和敬畏,恐怕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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