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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完美病毒”,新冠为什么可怕?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新冠肺炎已经从地方性流行病迅速升级为全国性疫情,继而又变成了全球性危机。由此引发的社会普遍恐慌情绪,恐怕是几十年来未有的。
 
不久之前, 张文宏医生也以其一贯专业、理性的态度,劝告人们不必过度紧张,因为从感染后1%-2%的死亡率来看,新冠病毒的“毒性”没有当年的SARS强,其级别“真的很小”。这次的病死者主要是老年人等已有其它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但“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正确地做好了自身的防护,我认为感染的风险是极低的”。
 
我有一位朋友非常认可这样的观点,她很难理解为何人们会为一个小概率的风险惶惶不可终日,觉得只要做好防护,安心待着,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用她本人话说,“得乳腺癌比得新冠肺炎死亡的几率高多了,也没见到每个我这年龄段的健康女性天天担忧自己得乳腺癌而死啊”。
 
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声音,但很多人之所以惶恐,也不是因为没有理智,相反,这是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正常反应。我的一个飞行员朋友曾问:“车祸的发生概率和死亡人数远比空难多,为何人们更怕坐飞机?”简单地说,“概率”作为一个客观而抽象的数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人们的情绪反应,往往取决于主观上的风险判断。更何况,概率再低,降临到自己头上都是100%。有时,哪怕你明知空难概率很低,却还是会很害怕,因为“坠机而死尸骨无存”可以非常直观地对人造成心理影响。
 
相比起车祸,空难对很多人而言是“小概率、高风险”——也许你不太可能遇到,但一旦遇到就很难幸免。这样的风险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在飞机上,命悬人手,不如在汽车上有掌控感和安全感。通俗地说,人最怕的可能并不是死,而是失去对生死的控制。人的心理很奇妙,有时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反倒镇定了,但如果不知道死亡会不会、会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却是最令人不安的。
 
这就好比战争爆发,如果是正规军作战,尽管前线参战者会切身感受到恐怖,后方却可能毫无感觉,所以才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说法;但如果是战线不分明的恐怖袭击,敌人也许人数极少、也无法造成正规军作战那么大的伤亡,却能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门,因为没人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事实上,哪怕只是当地出了一个连环杀手,都能达到类似的威慑效果。真正让人害怕的,其实是伴随着这种隐蔽性、突然性而来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之所以显得那么可怕,也是如此:它的致死率也许没有癌症高,但癌症不会传染,医学对其已有更充分的了解,而且是可管控的。而新冠肺炎相对于其它疾病,带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患病就难以控制,而且现在没法有效医治,是不是能自愈获得免疫,好像完全是碰运气的事,也不清楚“治愈”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它毒性不强,所以早期根本无法识别。患者往往在感染之后感觉不到,或是症状轻微。“毒性强则传播性弱,毒性弱则传播性强”是病毒的一个特点。同样是冠状病毒,如果感染SARS,患者两三天内就会出现较严重的症状,基本无法出门,传染范围自然不强;新冠病毒却相反,患者症状较轻却传染力极强,以至于很多无症状患者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新冠病毒作为一种RNA病毒,比DNA病毒更原始、更不循常规,变异更快。所以,现有的检测手段来不及全面检测,有时甚至检测不出来。有感染者多次检测才确诊,还有些患者明明已经“治愈”,出院后却又复阳了。这些现象最让人心神不宁——不妨试想,假如一种病毒的传染性不强、一旦检测就能测准、治好也不会再反复,那么就算其致死率比新冠高十倍,恐怕世人都不会这么恐慌。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冠病毒可以说是风险社会的“完美病毒”,它身上正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诸多特征。齐格蒙特·鲍曼曾在《寻找政治》一书中,用德语中的Unsicherheit一词来总括当代风险社会中“最险恶且最令人痛心”的特征,该词包含三重意味: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在“上帝已死”的年代里,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中,人们感到前途未卜,为未来小心翼翼,为安全而担忧。如果说以前中国人还对这种心理难以感同身受,那么在新冠疫情中,我们可都是切身体会到了。
 
经此一“疫”,对中国人而言,风险社会正式降临了。这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将改变我们对风险、对未来的感知和预期。新冠疫情也极其生动地展现出“风险社会无国家边界”的特征,这不是一个切断联系就能应对的危机,也不是“他们”的事,而是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正因此,才更需要所有国家、所有人放下隔阂,克制住对集体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恐惧,更勇敢地直面它。
 
在这场疫情中,不同人群对待风险的反应迥然不同。相比起欧美人,哪怕是旅居当地的华人,往往也更快进入战时心态,表现出一种对风险的高度敏感,但这有时又不无极端偏向: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行动起来,坚壁清野,备战备荒,甚至还有一种“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架势。这究竟是反应过度,还是有先见之明,在多变的形势下可能评价相去悬殊,但背后的一个心态却是在中国社会中不时可见的:人们常常觉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过激的反应都不为过。
 
正因此,中国人常常无法理解欧、美、日国家的平静,或者讥讽其为“佛系躺倒、无力管理、心大无脑”。日本自疫情爆发至今,仍然保持着社会生活大体不变,公共交通和大部分商业设施也依然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同样控制住了;相比起来,中国已经治愈了6万感染者,湖北新增病例也已经归零多日,然而日前各地还是有拒绝湖北大巴入境的事。这种非理性决策的根源是对病毒的恐惧,而不消除这一点,复工、复产、复学就始终无法落实,社会无法归复正常运作。
 
冷静下来看,也能发现,对新冠的恐慌其实是来源于不了解、不确定和不可控。当然,面对这样数十年不遇的疫情,一时的恐慌在所难免,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会一点点更多了解、也更能管理这一风险。日本人之所以表现得那么镇定、克制,与其归结于某种“国民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地震多发的岛国,突发灾害几乎就是生活常态,因而有着完善的公共应急机制,国民也就不太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绝非一蹴而就,但对个人而言,至少多了解一下相关的医学常识和防护措施,也就会慢慢意识到,它其实真的没那么可怕。可理解、可控的事物,是不会让我们害怕的,而这都需要借助理性的认知。这也是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是我们在进化中胜出的终极技能——理性是个好东西,你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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