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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行动为什么失灵?读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

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一书中,历史学家秦晖以志愿和强制,私益与公益为元素,阐释了国家、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区别——市场是以志愿(自由交易)方式满足私人利益的机制;国家是以强制(权力运作)的方式满足公共利益的机制;第三部门则是是一种自由公民的公益社团,以民间组织为形式、以志愿为方式,满足公共利益。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间组织有不同的目标,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组织以提供公共物品为己任;在传统社会与发展中社会里,是为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建设现代社会;到了现代社会中,则以“可持续发展”等“后现代”目标而努力。秦晖还认为,现代公益制度以现代社会为基础,现代社会则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制度,这消除了过去专制政治产生的弊端——由指令经济所造成的“以强制产生私益”。
 
▌摆脱传统共同体?
 
积极主动的志愿行为不仅需要道德上的感召,还需要行动者投入时间或财富。如果说前者尚能靠个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两者的投入则会受各种限制——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没有自由,或者依然在为个人生计而奔波,便难以再去关照他人。因此,独立人格、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又需要公民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束缚。
 
秦晖将共同体分“大共同体”(如秦朝开创的一元化统治)和“小共同体”(如村社、教区、家族公社等)。西欧传统社会在近代化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近代化启蒙和个性解放思潮所针对的,则是“小共同体”社会下的中世纪传统。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来自于教会、村社、宗族等小共同体,为了突破这一桎梏,“公民可以与王权携起手来反对领主权力与村社陈规,而在依附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建立起现代社会的基础——公司、协会、社团、自治社区等。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取代‘王朝国家’”。
 
在古代,还存在另一种王权强势、小共同体和人民均羸弱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大共同体一元化的传统下,皇权(以及完全附属于皇权的吏权)剥夺了每个国民的个人权利,并且不允许家族、村社或领主截留这些权利而形成隔在皇权与国民个人之间的自治社区。此种背景下,如果要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束缚进而建设现代社会,则可能需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
 
及至近代,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和国家主义的思潮兴起,并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国家主义的黄金时代”,此一思潮影响了东方诸国,“更近一步加剧了只反宗族主义而不反国家主义的倾向”。“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当时批评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对,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权利(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
 
回到现代社会里三种组织制度的产生,在逐步摆脱共同体束缚的过程中,实现公民个人经济权利,并通过自由交易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民个人政治权利,授权公益代理人,由他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并提供公共物品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现代政府制度;实现个人社会权利,并通过志愿行动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不经代理环节而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自治化过程,产生了现代第三部门。
 
 
不同维度的权利在经确认并受保护的前提下,更可能激发出利他行为,秦晖认为,“道德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只有人们明白自己‘可以做什么’,他才能真正知道什么‘应该做’。只有人们有选择时,他才可能作出善的选择。”“今天的人们未必比以前的人们更少行善,区别只在于他们是以全权自由公民的身份更‘志愿’地作出选择。公益的基础从身份性义务转向公民权利,这是各种文化中,传统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的共同本质。”
 
▌有益无害的乌托邦?
 
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为现代福利国家时,传统慈善中的扶贫济困由政府行为所覆盖,但志愿服务依然有其效用。“福利国家制度应当由志愿努力来补充,这不仅由于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以作为压力团体对国家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国家的忙——志愿部门不像政府衙门,它有自由去开展实验,能成为开创性的先锋,而国家可以接着干——如果这种开创被证明有益的话。”
 
在“自由实验”方面,私营企业也有极强的创新动力,但其产出的是私营物品,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路径更多是在市场交易中完成,常常无法照顾到最弱势群体。不像政府或第三部门,可以直接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直接转移支付或传授其生存技能。
 
再者,相较“以强制满足公益”的政府,“以志愿满足公益”的第三部门对志愿者和受助者都不具有强制性,且活动范围常常不广,即使其实验失败,多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如果以强制的形式大搞实验,便可能因此酿成灾难。因此秦晖认为,第三部门再不济,顶多成为“有益无害的乌托邦”。
 
2003年非典期间,陕西妇女研究会曾印制传染病防治相关的宣传画,主题包括个人防护动员、关心医护人员等,“这几幅宣传画几乎成为西安市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象征,多次出现在报纸、电视、包括全省抗击非典的大型文艺晚会上”。随后又关注到防疫薄弱的农村的地区,向贫困地区提供宣传品、消毒与防护用品。当时的负责人高小贤总结民间组织在突发公共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在面对非常态的事件时,民间组织没有严格的决策程序,这种灵活度能让它们快速做出反应;同时民间组织是多元、平等参与、相互独立的,能到达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顾及到公共政策在紧急状态下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关注到的角落,尤其在对于弱势人群的服务上。
 
但也因为资源来自于志愿,因此第三部门对外界的依赖性极强,其资金要么来自于企业或公众的捐赠,要么来自于政府部门——将第三部门的行动作为公共服务的一种补充,以“采购服务”的形式满足公共利益。
 
无论是过于依赖企业、富豪捐款,还是指望着政府资金,筹款来源单一的第三部门组织都会被质疑、批评为独立性不足,更糟糕的是,一旦对方停止资助,机构本身都无以为继。无论过于依赖于哪一方,在行动上都可能受其控制。
 
此外,由企业或富豪家族创立的公益基金会越来越活跃,将其私人财产投入至公益服务之中,批评者对此的忧虑在于,这一方面模糊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区别,使得不断集中的私人财富变得正当化,另一方面,这在弥补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的同时,也让政府部门摆脱了其本身的部分义务。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这些不同的要素本来可以由一个个具体的公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不断积累,却逐渐聚集至不同领域的“寡头”和代理人手上,权力一点点让渡出去,权利却难再一点点争取回来。
 
▌现代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在秦晖看来,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第三部门,既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也必须是因为现代问题而出现的组织。“现代制度构架的最主要内容就是民主福利国家与规范市场经济”。他认为凡是不能由这一组政治、经济制度所解决的问题,就是现代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环境、难民、劳工等等新旧议题,并非政治光谱上的某一段代表所能解决,也绝非某单一的经济政策能应对,虽然关于环境运动、难民政策、劳工就业的争论声四起,一些志愿组织以抗议或建设的方式各自努力,但问题依旧持续。这也是第三部门所面临的困境——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它得依附于其他的组织形式,虽然不断有“美好的改变”发生,但改变的都是些成功的例子,而并非问题本身。
 
这些难题所涉范围太宽广,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上,民主作为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市场作为最“不坏”的经济制度,都还没有将其解决,虽然第三部门被一些人寄以厚望,却也还在艰难摸索。
 
一种关于第三部门兴起的描述是,其发生于西方现代化进程完成以后,“民主福利国家与规范市场经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局限性也充分展露,在那里,所谓‘政府失灵’实际是民主福利国家失灵,即‘以强制求公益’的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实际是规范化竞争失灵,即‘以志愿求私益’的失灵,而‘以强制求私益’的问题、‘传统国家’和‘传统市场’的问题都已消失”。
 
如果第三部门的发展背景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是在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同步的环境下发生的,面临的则是尚未建立的民主福利国家制度,以及还没有成熟的规范市场经济。秦晖认为这种背景下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还主要是“传统政府失灵”和“传统市场失灵”,实际上也就是“以强制求私益”的问题。
 
而在大共同体依然强势的历史阶段,尤其在突发危机面前,不同领域的“失灵”便可能陆续发生。
 
参考资料:
1.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2.高小贤.中国社会转型:农村妇女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3.Linsey Mcgoey.The Philanthropic State: Market-state Hybrids in the Philanthrocapitalist turn〔J〕.Third World Quarterly,February 2014.
4.Marc-Olivier Déplaude & Nicolas Larchet.What are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Hiding?〔OL〕.Books & Ideas.2017〔2020-02-27〕http://t.cn/A674ylvJ.
5.The Economist.Sins of the secular missionaries〔J〕.The Economist,Jan 29th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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