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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该如何发展?

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多元化态势明显。面对这种复杂形势,需要靠创新来驱动,但目前,中美关系从过去的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甚至有可能演绎为战略性对抗,两国之间的摩擦已经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创新驱动倍受打压。
 
不同的国家可能面临着一些共通的威胁,但基金会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米歇埃尔·施瓦茨看到这些作用和责任的重要性,希望能够跟尽可能多的中国基金会建立联系。

 
“全球经济的寒冬正在来临。”在2019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今年四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3.6%降至2019年的3.3%。报告还预测各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速,中国2019年的增长幅度为6.3%,2020年为6.1%;美国这两年的增长速度分别是2.3%和1.9%;日本分别为1.0%和0.5%;欧元区分别为1.3%和1.5%;印度分别为7.3%和7.5%;俄罗斯分别为1.6%和1.7%。
“全球的贸易投资增长也在放缓,据预测,今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可能只有1.6%。在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再叠加贸易投资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世界的分工体系、规则体系也一片混乱。”徐洪才说,“世界的目光投向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内民众也在关注:中国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的趋势中,到2020年末‘两个翻一番’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又能否成真。”
 
徐洪才认为,面对复杂又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的经济增长虽速度放缓,但韧性十足,多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中国总是做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在政策上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从经济治理的层面来看,中国模式和道路有它的独特的优势”。
 
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困难。首先,在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国家的创新驱动能力不足,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其次,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减弱,投资放缓、消费乏力、出口疲软,“三架马车”动力不足。
 
真正的挑战是,实现全面小康之后,中国能不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历史经验,上世纪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分工,享受了大约30年的发展红利,但这些国家在该阶段之后,大多会陷入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的泥潭。中国已经进入到新旧动能转换、增长速度换档的拐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让世界各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未来中国的一个挑战。
 
▌政治博弈下的中国机遇
 
当下,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多元化态势明显。面对这种复杂形势,徐洪才认为需要靠创新来驱动,但目前,中美关系从过去的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甚至有可能演绎为战略性对抗,两国之间的摩擦已经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的趋势,创新驱动倍受打压。
 
“机会和挑战总是同时并存的,我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徐洪才说,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通过改革土地制度,盘活土地,能够形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生产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的自由机制,这是未来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等体制障碍的希望所在。而且,农民变成市民,会产生新的消费,带动新的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更多集中于关系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领域。伴随混合所有制进一步推进,未来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定位会更加合理,其中竞争性、商业性的领域充分放开,通过公平竞争机制大展拳脚,与其他类型资本共同发展。
 
三是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潜力还有待挖掘。准入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管理体制,打破行政垄断,建立国有、民营、外资公平竞争的机制……这是中国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广泛的期待。
 
四是人才的红利。中国有1.6亿人口接受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是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坚实的劳动力基础。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未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大有潜力。
 
 
▌合作才能发展,公益亦是如此
 
徐洪才认为:“未来30年,中美经济地位此消彼涨,二者GDP规模共占全球约40%,只要这两个国家保持关系稳定,对世界和平、繁荣发展就是一个定海神针。”他曾在纽约发表演讲,强烈呼吁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崛起的事实,并与中国加强合作,公平、良性、有序竞争,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借鉴,才能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当把徐洪才的呼吁放置于公益行业,德国墨卡托基金会执行董事米歇埃尔·施瓦茨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国际的合作和交流十分重要。”米歇埃尔·施瓦茨这么看待公益事业。虽然中国公益行业的工作环境可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基金会都需要制定预算、招聘人才、接受评估、提交报告、承担责任。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合作”。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欧洲基金会中心有一个共同的公益学习平台,施瓦茨通过这个平台已经了解到如何运营一个基金会。他发现不同的国家可能面临着一些共通的威胁,但基金会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他看到这些作用和责任的重要性,希望能够跟尽可能多的中国基金会建立联系。
 
施瓦茨表示,墨卡托基金会是“战略公益”的实践者,战略公益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是根据社会关切的问题来共同制定目标;第二是通过转变或演变的理论,知晓如何实现目标;第三是衡量自身能力看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第四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关注受益者的感受和员工的意见。
 
战略公益植根于项目前期的评估和考量,相当于对公益项目的“私人定制”,以此提高方案的成功率,兼顾社会效益与财富回报。从2017年开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就与墨卡托基金会合作开展“基金会秘书长访欧”项目。施瓦茨非常关注中国的公益事业,希望两国的基金会能继续加强在战略性公益模式上的合作。
 
 
▌国际合作和影响力投资
 
除了战略性的公益模式,“社会影响力投资”在资本领域和公益领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这是一种兼顾多方的投资行为,通过投资者的主动选择,既创造社会与环境效益,又带来财富回报。公益基金会等机构开展社会影响力投资时,以改善特定地区和目标群体的福利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目标,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帮助贫困群体获得医疗、租房、教育等社会资源。这种投资有助于拓宽资本市场长期资金来源渠道,也有助于减小不同地区、不同目标群体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改善发展不平衡状况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5年,联合国各会员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议程”),议程主要集中于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每个目标都代表着一个全球最急迫的发展挑战,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公平教育等。在第二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Nicholas Rosellini)提出,“议程”为公益基金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而使其在推动这一发展议程方面能发挥更广泛、综合和可持续的作用。
 
罗世礼给出估算数据并称,每年发展中国家为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资金缺口为2万亿-3万亿美元,例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为了实现医疗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低收入国家每年还需要额外的1340亿美元,这样的资金缺口一般由基金会和慈善家的资金来弥补。“基金会和慈善家不仅仅是融资渠道,还可以发挥超越融资渠道的作用。作为施行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提供机会,带动当地的参与者积极参与到进程中来,并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本地化。反过来,这样做也会提高效率,得到更多支持。”
 
事实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直在记录中国慈善项目的工作,这些记录也在体现着中国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的工作。联合国之外,其他国际组织也在呼吁中国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其中,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增加入学儿童的数量,其主席朱莉亚·吉拉德认为:“成功的基础全在于国家计划,由政府主导和指导,由该国和全世界的捐助者、教师、慈善家、私营部门以及公众采用的教育体系来执行并取得进展。”因为因素和环节都参与其中,因此更容易发现重复和浪费,进而改善质量和结果,防止错误和腐败。“我们今天不仅在这里建立这些纽带,而且要说,我们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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