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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摄像头之外的自在

作者:袁香芹
 
北京北二环的德胜门附近有个公交站,孤零零的在立交桥下,前后的坡道旁都是绿化带,低于桥面,有些隐蔽。我上班时骑车路过,看见过憋不住的西服男躲在绿化带上对着草丛撒尿。后来又看到过负责清扫那片区域的环卫工人也背着马路撒尿。百米外有一个红绿灯,路面的一侧高高横着两个摄像头,经过的汽车和摩托车都老老实实等着绿灯。
 
我的中学老师对人性的洞察有时深刻有时单纯,她曾经在课间向我们分享过“屙尿不看人,看人搞不成”这样的民间哲思,却也期待过我们在上课的45分钟里全情投入到她的教学中。人性的复杂也体现在这里,总能轻松原谅自己,却总对他人抱着太高的期待。就像总有老师和家长觉得必须在教室里装上监视学生的设备,最好还能有个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或者头环,精准分析学生的注意力。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一再强调技术创新构成了人类能力和感官的延伸,就像住房是体温调节机制的延伸,自行车是腿的延伸……任何追求技术进步的人都无法拒绝这样浪漫的高度概括,它简直可以用来回应一切反动思想,拒绝新科技就是拒绝人类的进步。
 
南京的部分环卫工人曾经收到过公司配发的一种智能手环,只要环卫工人上班期间在原地停留20分钟,这种具有定位功能的手环就会发出“加油”的声音,提示环卫工人继续工作。现代科技不但进入到了城市的细微处,还充满了激励的人文关怀,技术延伸了,定位是眼睛的延伸,“加油”声是嗓子和关切的延伸。
 
但这些延伸汇集到了谁的身上?不在环卫工人本身,而在某个管理团队的信息收集终端。复杂的现实背景变成了坐标上的一个时动时静的小亮点,如果20分钟没有移动,就会得到“加油”的鼓励。如果在极端天气里,是否就得加油去迎接中暑或者雷雨?
 
关于技术进步,还有一个更冷峻点的观点——技术是中立的,你无法批评一把杀人的枪,受罚的应该是扣动扳机的人。“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话是尼尔·波兹曼说的,他认为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比如印刷术就是要被用作语言媒介。
 
生活在电视铺天盖地的年代里,尼尔·波兹曼将电视视作一种只是让人在情感上得到满足的媒介,虽然它也能承担诸如收音机、文字显示屏等功能,也可以用来播报新闻,但它更核心的功能是娱乐,“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
 
在新技术诞生的早期,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随着更新进步,就可能演变成新的形态。如果说摄像机最初的功能还是记录连续不断的画面,是一种图像的媒介,那么再加上影像显示器,到了全面布局、智能分析的系统时代,这套系统的功能就演变成了监视一切行为。
 
到底是谁需要监视?既然能够监视学生,不如把老师也监视了。不如把校长室也监视了。不如全都监视起来。这种视线、行为分析的延伸和目标对象并非监视者自己,而是对权力关系中更低层级的人的控制和威胁。这种监视本身就是层层压迫、不公平的。
 
因为这种不对等,既可能产生一种并非所有人都被监视的“真空”,也可能产生一种“剪辑”,在全面监视的世界里,更高等级的权力总能去要求删除、篡改局部信息。这套系统的布局越是广泛、复杂,剪辑的代价就越大。真相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还因为它是最高效的——任何判断,只要到了真相这一层就结束了,而不需要牵涉更多。谁又愿意生活在《1984》里?老想着怎么让被篡改的历史重新“自洽”,如果真的亲力亲为,估计老大哥自己也天天头疼。
 
 
《美丽的新世界》也是一个全面监视的世界,但那里并不要求那么专注地读书,“如果老坐着读书不动,你的消费可不高”。为了消耗不断生产的社会资源,人们不能热爱自然和研究文化,因为这些自由是免费的。为了摧毁这种天性,新生儿在婴儿时期就被人为设置为憎恶花朵,在他们触碰花朵的时候会遭到电击和噪声,两百次“巴甫洛夫的狗”之后,人基本就告别关于自然的自由了。
 
谁又能拒绝自由?如果时间太晚,摄像头有足够高的清晰度,一定能在我骑车通勤的路上拍到一个双手丢开车把的人,这人偶尔还会用上肢做点体操或者捶鼓的动作。路面宽阔,没有其他车和行人,又掌握了骑车丢双把的核心技术,一旦承认“我不要脸”,这种行为便不再有其他道德压力和惩罚,我无法拒绝这样的自由。当然也摔过,但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但如果上课走神要被录下然后受罚,如果骑自行车丢双把要被拍下然后入刑,我就必须得重建我的生活、学习态度了。“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又怎么会担心被摄像头拍到呢?”总有人这样反问。我猜他一定没有经历过找不到厕所的窘境,不然他一定会明白这句来自民间的反思:“屙尿不看人,看人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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