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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北川的“妈妈农场”|留守在家的妈妈们

〔 01 〕
 
杨华荣推开“妈妈农场”的铁门,拿着两个小小的铁锹和镐子往地里走,埂子边用树枝和秸秆搭了两个一平米左右齐腰高的围栏,里面围着已经发黑的堆肥。她掀开上面盖着的黑色遮雨布,把手掌探进堆肥,温度不够,发酵的效果还不好。
 
堆肥的原料来自北川新县城的绿化草坪。农场发起人高思发看见环卫工人在推草坪,去问能不能把那些不要的草叶给他,运回农场堆肥之后去修整租来的已经有些板结的土地。将近一万五千斤草,只花了一些运费,接下来要再花些时间,等它们慢慢发酵成可用的有机肥料。
 
二十多米开外的一块田里已经覆盖了一层堆肥,是从中药厂运来的中药渣,发酵的效果也不太好,还能看到大块大块的结块,没能和原本的土壤融在一起,有的堆肥块外面还起了一层白色的霉菌。
 
农场有四处这样的堆肥,杨华荣装了四袋,要带去成都的一个培训活动,请专家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她把四个袋子放在办公室门口,不一会儿又拿出来四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同堆肥的位置,以免弄混。字迹歪歪扭扭,有两个错别字。
 
 
〔 02 〕
 
2011年,杨华荣的丈夫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全家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女儿刚上高一,二女儿宁诗才8岁。杨华荣和自己的妹妹在医院里轮流照顾丈夫,一个侄女就在家里照顾几个小孩子。家庭突然遭遇剧变,甚至连支持孩子上学都成困难。“当时我想的是,活着比死更困难,死肯定是个很容易的事情。”
 
二年级的宁诗画了一幅画,里面是六月间的天上下着大雪,她解释说是爸爸生病了。又画了一个大孩子带着三个小孩子,那是姐姐在照顾她和堂弟们。又画了一道彩虹,一扇门,两个人搀着一个人往门的方向走去,那是她和妈妈一起带着爸爸回家了。宁诗说,“妈妈,你要相信爸爸会好起来”。大女儿也想继续念书,跟杨华容说:“妈,还要辛苦一下你,多照顾一下爸爸,我不能放弃读书,读书才有出路。”
 
杨华荣去求助残联妇联民政局和红十字会,没有回应,教育局也去过,但大女儿在绵阳上学,户口在北川,两头都算异地,流程走不通。最后大女儿的小学老师帮忙联系了“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经过审核之后,大女儿成了资助对象。
 
“中国心”成立于2008年,那年汶川地震,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北川完成抗震救灾工作后,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正式将志愿者团队注册成当地的公益组织,开始在助学、救灾、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十年时间,资助对象遍布北川的贫困地区,最远的家庭在离县城100多公里远的山上,家访的时候只有坐摩托车才能到达。家访为中国心建立起了一个信息丰富的资料库。
 
2017年,“中国心”的负责人高思发去山里一个受助家庭家访,因为丈夫去世,那位单亲母亲不得不去山里挖药挣钱,一去就是7天,在山里吃住,深山里湿气极重,最后挣了1500多元,治病就花了800多元。
 
农村女性在丧夫之后极容易陷入困境,在婆家失去了作为沟通纽带的丈夫,可能会和公婆妯娌等起冲突矛盾,若回娘家,又是一副和出嫁之前大相径庭的境况。还可能面对流言的中伤,甚至是村霸的侵扰。
 
“大山里面的一个单亲妈妈,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去照顾。她要面对生存和生计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只能在山里面做事情。这时候你最担心的就是她们的安全问题。”高思发说。当时受资助的有421个家庭,其中是单亲母亲家庭的就有61个。他又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承担的责任。“那时候我就觉得,在社会上,很多时候女性就真的是不平等的。”
 
2018年3月,“妈妈农场”在北川安昌镇东升村成立了,“中国心”租了一个大院子,里面的几栋屋子,一部分用来办公,一部分用作青少年营地活动的住宿,一部分专门办活动,又租了附近村民的土地,开始用生态种植的理念改良土壤,耕种作物。
 
 
〔 03 〕
 
杨华容的两个女儿都得到了资助,家庭经济面对的教育压力减小了一些,但病后的丈夫右手没有知觉,步行也困难,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却已经不能再外出工作挣钱了。
 
最困难的时候,杨华荣还要去扯野菜,一家人想吃肉的时候也是去街上买点肥肉,熬点油出来炒菜吃。“宁诗那时候还小,就问我,妈妈妈妈,这个猪好奇怪哦,怎么尽长肥肉,不长瘦肉。街上白菜便宜,宁诗又问我,妈妈,街上怎么尽卖白菜。”杨华荣向女儿解释说,等家里经济好一点,会好起来的。
 
有一次杨华荣决定也带宁诗出去买菜,让她选择,但也和宁诗约定,去和爸爸说好,好好待在家里。母女俩不能在街上待久了。“最后宁诗就说,妈妈我们买点白菜就算了。”
 
患有类风湿,杨华荣不能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还要照顾丈夫和女儿。经济上和精神上,杨华荣觉得自己的家庭都陷入了困境之中,丈夫意志消沉,变得自卑封闭,宁诗也总是默默无闻,内向消极。
 
2017年2月24日,杨华荣报名参加了“妈妈农场”的拓荒。更早一些,高思发在受助家庭的交流群里为农场招募义工和未来的全职员工。“中国心”数年来给众多家庭提供着各种支持,除了孩子的教育资助,还会组织针对家庭生计的活动,带领家长们去学习种植养殖知识,也举办家庭教育工作坊,传递新的家庭教育、沟通方式。农场需要新的全职员工,首先考虑的也是受资助的家庭。
 
高思发知道杨华荣的身体不好,就去和李兰商量。李兰也是一位受资助家庭的单亲妈妈,当时在农场大约2.5公里外的彩虹小区开小吃店,农场需要帮忙,她就给大家做饭,没有桌子,一帮人就在乒乓球台上吃饭。李兰说:“先别管她行不行,来试一试再说,能行就做下去。”
 
杨华荣的丈夫和女儿也知道她身体不好,不支持她去农场。“但我觉得,就算你不支持,我也要来做。我可以先做几天义工,‘中国心’和高队(因为“中国心”的前身是志愿者团队,很多人都称高思发为高队)这么无亲无故的人都这么关心支持我们,我就尽力。”杨华荣去农场了。
 
最初的开荒之后,杨华荣留了下来,成了“妈妈农场”的正式员工,负责生态种植。到同年5月,腰椎有些受伤,她有点退缩了。“我女子(女儿)就说,刚开始叫你不去,你要去,现在做到半途了,你一句话说不做就不做了。意思好像是我做事不能有始有终,没有责任感。”她先请了半个月假。
 
第二个月,杨华荣发现自己虽然半个月没去工作,但没有被扣工资。“可能是高队觉得我一个人做那些事情,有点劳累,就没有扣我的工资。”这样慢慢几个月之后,杨华荣觉得农场的团队和家庭一样温暖,大家都相互支持,就一直工作到现在。
 
家庭教育工作坊和青少年营地活动开始在农场里开展,有时候杨华荣会带着宁诗一起来农场,慢慢的,她觉得女儿变得开朗一些了,“脸上有笑容了,可能是因为有时候我把她带到农场来参加活动,和外界的接触多了。如果我不在农场,在家里的时间多,我们一家人和外界的接触都少了些,可能语言表达就会差一点。”
 
转变也发生在丈夫身上,有时候她回家晚了,丈夫会把洗脸水给热好。“他有时候也会慢慢走到农场门口来,但不会进农场。”
 
 
〔 04 〕
 
如果有青少年营地活动的话,李兰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从彩虹小区出发,六点到农场,为参与者们准备七点半的早饭。她负责厨房,午饭和晚饭的菜大多数都来自农场的地里。
 
2009年,她的丈夫出意外去世,家里面临经济困难,有个幼儿园的园长建议她去找“中国心”。“我想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怎么会无缘无故帮你。”李兰不太相信。
 
后来园长带了“中国心”的两个志愿者过来,详细了解了李兰家的情况,开始资助她的二女儿,从幼儿园一直到现在初一。李兰也会参加“中国心”组织的一些关于种植养殖的学习活动。
 
2017年11月,李兰在住的小区里租下一间门面卖小吃。高思发开始觉得农场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妈妈们都有务农的经验,农场的工作又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李兰在农场选址的时候就参与了进来,安昌镇小学的校长介绍了东升村这个场地,她和高思发等人一起来看,发现场地宽阔,房子多,一切都是现成的,不用花大价钱再去建设。
 
第二年2月下旬,李兰的小吃店刚做趁手,得知农场开始运营了,也来帮忙。刚开始没有厨房,她就在家里做好饭,然后送到农场来。“我当时想的是,做事开头难,就想帮农场开个头,之后就不来农场了。”花了半个月时间,大家把农场归置整洁,李兰还没有走,“毕竟刚好开了个头,突然就闪了(离开)也不好,农场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替代。”到了5月,李兰关了小区里的小吃店,进农场工作了。
 
那年夏天,“大鱼公益”(2016年从“中国心”独立出来专注于青少年发展和成长的公益组织)开展几场青少年营地活动,李兰就负责厨房,营地活动结束之后,也继续负责农场和“中国心”工作人员的用餐。
 
但李兰有风湿,水碰得多了,关节会痛。到2019年,她的工作有了些调整,只负责营地活动的用餐,员工吃饭则所有人轮流排班,其他时候她就帮忙杨华荣做地里的活。李兰觉得自己在农场的收入比外面的低一些,“以前要是这么多工资,我就不会来做了。但是现在老大(孩子)毕业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对‘中国心’有份情在这里,现在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用钱就能买到。”有修理厂请她去做盒饭,她也拒绝了。“在农场这边也挺好。”
 
但是她还不习惯一些工作流程,“我自己买东西的话,也不用报账,买贵了或者买便宜了,都没人说我。但是在这里,买东西就有点麻烦,还要发票那些。我的性格也不细腻,毛燥躁的。自己挣钱的时候,挣了多少钱好记,花了多少钱就记不清楚了。我文化又浅,现在又都是电脑操作,也恼火得很。”
 
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在农场工作和在外面工作不一样,“在这里就像是自己的事情一样,没有人说你必须要做什么,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可以休息一下。连外面的人来了,也觉得就像是走到自己家里一样,不会感觉那么生疏。”
 
李兰发现高思发对农场里的妈妈们特别“小心翼翼”,“他在我们这些妈妈面前都是轻言细语的,即使你这几天做得特别错,他也不敢像说其他同事(“中国心”的其他员工)一样。他生怕又给你造成心理阴影了。高队还说,(农场)本来是给妈妈解决心理这些什么名堂的东西,如果还再来加深这种(压力),就觉得有点点不怎么好。”
 
 
〔 05 〕
 
高思发觉得“中国心”团队的性别意识比较高,早在七八年前,机构就开始给女同事每个月50元的卫生补贴费,是对女性例假的补贴。“我们整个‘中国心’里,女同事比例也高,现在有25个左右,一年要支出一万多的卫生费。有的女性有时候很脆弱,例假来了都没法来上班。”
 
在高思发的设想中,农场的妈妈们未来都可以独当一面,生态种植、自然教育……未来农场会以青少年营地活动为特点,并以此营利,妈妈们可以慢慢储备起专业技能,带领营地活动,讲清楚堆肥的原理、四季的耕种,等等等等。他希望做成社会企业的形式,可以不靠捐助,自负盈亏。除了高思发,农场有5个全职员工,4个母亲,还有1个父亲,大家都叫他代叔,负责机械等工作。大家都去学习不同的技能,有时候把老师请到农场,有时候外出参加培训。
 
农场里的妈妈们也经过了很多次培训,现在还在补充专业知识。如果要跟前来参加活动的人讲解各种信息的话,还要求足够的表达能力。但对于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妈妈们来说,一些知识和技能学起来会很吃力。农场的工作形式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高思发说:“大家衣食住行都在农场,是工作和生活在一起了,还要照顾大家的情绪。”
 
春天之后,农场的事务变多,高思发和大家商量着是不是把每周的工作时间改成六天,天热之后,需要下地的工作,就得早起,中午太阳大的时候休息,下午下班的时间也要往后推。他还拿不准,要和大家一起去别的农场看看,如果外面大多都是一周工作六天,那“妈妈农场”也要改回最初的六天。
 
李兰的女儿本来在学校住校,被选为室长,有一次老师查寝,发现她们寝室在熄灯之后还有人说话,就问室长都有谁。女儿拒绝了老师的要求,结果被取消了住校资格。这对李兰有些影响,“如果真的是工作六天,娃儿就可能照顾得不周全。这几天我都是回家吃饭的,要回去带娃娃。”
 
中午太阳大,从农场回家休息也不太现实,可能就直接在农场休息了。杨华荣觉得这是工作需要,可以和家人提前说好。
 
高思发也在想,未来介绍农场的时候不要用“困境妈妈”“单亲妈妈”这些词了,用“妈妈”“农村妈妈”就好。杨华荣觉得没什么,她想起自己一位隔房的姐姐,丈夫在捡柴的时候出意外去世了,留下她和两个分别五岁、一岁的孩子。“那个姐姐就每天不分昼夜的打衣服(做衣服),撑起了那个家。她跟我说,你现在家里出事情了,就去面对事情。”
 
她又想起去年5月,团队一起回北川老县城的地震遗址,高思发在路上跟他们说:“活着就得面对困难,但困难是会过去的,会慢慢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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