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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就自己帮自己” | 外出打工的妈妈们

〔 01 〕
 
快到上午10点了,广东科学中心一层大厅的门口,20个低年级的小学生站成两排,两位年轻的母亲半蹲在两边,举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整齐贴了18张打印纸,用不同的水彩笔涂了“蓝欣公益趣味阅读之广州科技馆活动”18个字。未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主题活动,只需要重新换一批涂了字的打印纸就行,方便又省钱。
 
朱小梅是活动组织者之一,站在合影队列的后面。“茄子甜不甜?”她问。
 
“不——甜——”孩子们拖着长长的音调。进馆之前的拍照任务完成了,这些照片既是这次公益活动的留念,将来也可能出现在蓝欣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的项目报告、宣传资料上。
 
孩子们来自番禺傍江西村,得经过两次换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交通,才能到位于广州大学城的科学中心。为了看好20个孩子,朱小梅又找来了七个“大人”,包括她已经上中学的儿子。他们选了四个孩子作为组长,组长举着自制的小旗,再加入两个大人,排队进馆。
 
大人、免票的孩子、半票的孩子……朱小梅开始清点人数。几个孩子一定要跑到量身高的标识处去证明自己长高了,一个小队长在队列中举着旗子戳其他同伴,还有嚷着要上厕所的,跑到一边的长椅上跳来跳去的……大多都是不到10岁的小孩子,制造出各种各样需要处理的情况。
 
“大家都按照小组排成四队,我看哪一组最先排好。”朱小梅开始整顿纪律,“我们是不是一个团队?我们能不能安静?我们去哪里是不是都要排队?我们是不是应该守秩序?我们能不能等待?”每一个问题都顿了顿,得到的都是孩子们拖长了音的认同的回答。
 
“好,水杯拿出来,每人喝三口水。进去之后把自己的零食装起来,或者丢垃圾桶里。”队伍开始往二楼检票处前进。
 
“我们表扬菜菜,他要丢垃圾,但是他离开团队之前先打报告了。”另一位同行的志愿者妈妈边走边说,大家都叫她月亮姐姐。
 
 
〔 02 〕
 
孩子们的父母从更远的地方来到广州,打工或做生意,成为流动人口,并因为户籍制度而面对各种桎梏,其中之一便是孩子的教育入学问题,经过家庭的各种权衡,成为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
 
1998年,朱小梅从河南到番禺打工,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了16年。2014年,她开始做一些劳工相关的公益活动,几经波折,逐渐投入在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妇女身上。
 
但现实似乎与此有些不同。逛科学中心的是孩子们;从公交站下车,再钻进傍江西村的两条街巷,蓝欣租的办公空间里,架子上摆满的大多都是玩具和儿童读物,连桌凳都是矮矮小小的。
 
通过孩子们,才能进一步接触到他们的母亲。有工作在身的家长很难在下午四点半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于是蓝欣开启了课后的托管照顾,家长们组成志愿小组,轮流去学校接孩子们,然后带到蓝欣不到60平米的空间里,写作业、看书或者玩玩具。在人多的周六日,空间里可以托管二三十个孩子。家长们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
 
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后,绝大多数女性的时间会迅速“贫困”下来,在工作和原本的家务之外增加照顾孩子的劳动。有的会脱离工作好几年,甚至可能没有机会重返职场。有人经过抉择,把孩子放回老家,但是当孩子出现叛逆等问题时,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更容易指责母亲。朱小梅很熟悉这些指责,“他们会说,‘为什么你为了一点钱就不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也有母亲选择回老家照顾孩子,但是丈夫长期在外面一个人的话,夫妻情感又可能出问题,如果有外遇的话,最终丈夫打工挣的钱也可能不会转移到家里去,支持孩子和家庭,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不到40天,朱小梅把他送回河南老家托给母亲照顾。那时候她没有办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也不能支持父母到番禺来带孩子。送回孩子后,她的经济支出和时间支出都减少了一些,她想专心挣够钱之后在番禺买房,把孩子接过来读书。“是很痛苦的决定,每天都会很想念孩子。”
 
有一次,朱小梅和一位广西的打工姐妹一起,对方接到电话之后突然昏倒,其他人以为是电话漏电,设法把她唤醒之后,她开始嚎啕大哭。她两个留守在老家的孩子同时溺水身亡了。她开始冲着往楼下跑,“她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死掉,去找到自己的孩子。”朱小梅说。
 
后来,溺亡孩子的父母陆续回了老家。“更多的是孩子遭遇车祸的,每当这个时候,在外打工的父母就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
 
因为亲子关系疏离,朱小梅一位同事的孩子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烟酒赌,只在缺钱时找母亲要钱,被拒绝后还说,“你本来就是给我钱的,你不给我钱谁给我钱,你是我妈”。
 
再回忆起这事,朱小梅把自己代入同事的身份,说:“作为一个妈妈,难道我只是给你钱吗?其实我们在这里工作,不只是为了给你提供一些物质的基础,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给你更好的教育。可孩子理解的只是,你只是个提供钱的人,所谓的情感,还没有我和外婆那么亲。”她说她害怕孩子们不珍惜学习的机会,将来又像她们一样,早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陷入同样痛苦的抉择和挣扎中。
 
朱小梅把一岁八个月的儿子接回了身边。刚刚重新开始的时候,她和儿子亲近起来非常困难,她想抱儿子,但儿子会因为有一点不开心就扇过来一个拳头。“我就在想,这是我生的孩子吗?我对他朝思暮想,可他跟我没有任何的亲情感。”
 
朱小梅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继续照顾儿子,如今儿子已经念中学了,一起到了广东科学中心,成了照顾小孩子们的“大人”。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帮忙看管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学生,把离队太远的叫回队列,在午饭的时候用大铁盘帮忙搬运十余人份的盒饭。
 
吃饭间隙,他跟朱小梅说想在活动结束后直接从科学中心离开,去找同学。朱小梅希望他能跟着一起回傍江西村,因为回程还要换乘两次公共交通,孩子们又这么多。两个人都有些生对方的气。
 
 
〔 03 〕
 
月亮姐姐也有一些生气,她的小女儿在队列里,已经走了大半天,有些累了,希望妈妈能抱着她继续逛。“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要黏着妈妈呢?今天只有月亮姐姐,没有妈妈。”她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孩子们都叫朱小梅为“小梅姐姐”,她四岁的女儿有时候也用“小梅姐姐”来称呼自己的妈妈。志愿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担着母亲的身份,常常既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带着其他人的孩子。当别人都按照约定好的规则开始活动,自家的孩子总想挑战一下规则。
 
“因为你和孩子太亲近了,你在家里可能有很多表达爱意的机会,孩子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妈妈,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女儿有时也叫我小梅姐姐,我也会答应她。她知道,在蓝欣的时候,我就是小梅姐姐,她也没有例外,也要遵守这里的规则,不遵守的话,小梅姐姐一样会批评她。我没有要求她一定要这么叫我,但是,虽然她是我的宝宝,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头几次还不太习惯,后来慢慢就发现撒娇也没有用。”
 
2017年5月,包括朱小梅、月亮姐姐在内的五位女工共同发起成立了蓝欣,其中学历最高的高中毕业。朱小梅念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了。见过了太多令人悲伤的事情,她们希望通过姐妹间的共同努力,互帮互助,做一些改变。
 
在一次关于流动儿童的研讨会上,朱小梅作为公益领域的一线从业者上台分享蓝欣的工作,讲完服务孩子的部分,她继续说:“我们(打工者)很想分享到应该属于我们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应有的福利和待遇,可是没有,我们只有共同去创造。……如果我们女人都不帮助女人,你还指望谁去帮助你。我们也就不指望谁来帮助了,自己来帮助吧。”
 
她们把地址选在了附近三所学校的中心区域,既有公立学校,也有打工子弟学校,至少两所学校的学生规模超过3000人。“因为孩子在这里,家庭肯定就在这里,不可能跑得太远。”
 
 
朱小梅对蓝欣的选址很有信心,傍江西村本来就是流动人口密集区,蓝欣门口不到两米宽的小巷里人来人往,放学后有学生推一辆车把弯扭扭的共享单车到门前,说校服被链条卡住了,要请小梅姐姐帮忙;摩托车轰隆隆开过,朱小梅一再叮嘱调皮的学生不要越过门口摆的塑料围栏;吃完饭之后散步的一家三口站在围栏外往里张望……门口张贴着蓝欣最近的活动以及机构简介和联系方式,还放了一把小椅子,上面是一摞介绍蓝欣的三折页,时不时有驻足好奇的人取一张再继续穿过巷子。
 
放学后来蓝欣写作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参加活动的妈妈们也越来越多,积极的参与者们和蓝欣的发起者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妈妈帮”,算是决策机构。讨论的事务各种各样,上到蓝欣未来的发展,下到各种细碎但必须的规则,大家纷纷提出问题和意见之后,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最近大家正在发愁的是空间里的秩序。有的孩子要写作业,有的想玩玩具,大家觉得玩耍的声音太吵,会影响其他人学习,于是开始实行“六点半之后才能玩玩具”。但是限制玩耍时间之后,有的孩子就不来了,又跑回外面玩去了。他们又开始担心回到以前那种孩子在街头巷角玩耍,无法保障安全的情况。
 
朱小梅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结果,但是依然希望家长们都能参与其中,“我们是希望妈妈们看到,她参与了之后,我们是愿意去接纳、改变的”。
 
 
〔 04 〕
 
除了当志愿者参与日常服务和讨论决策,有办制衣厂的志愿者给蓝欣捐了一批定制的文化衫,有人给活动送来一百多份意外保险,蓝欣的冰箱和灶台里则时不时就会放着附近家长“顺便”带来的食物,天南地北……
 
“一定有些家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就可以集合起来,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们相信每个妈妈身上都有独特的优点,让她的这种光可以变得更强更热,感染更多的人,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朱小梅说。
 
一起去科学中心的,还有吴杨春,手里拿着一摞五六页厚的打印纸,里面写着参与者名单和活动的注意事项。她是蓝欣的另一位全职工作人员。
 
加入蓝欣之前,吴杨春是一名全职妈妈,从福建嫁到东北,在儿子一岁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南下到深圳。更早一些,在她还没结婚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工作被分配到了人事部做文员,但因为当时的能力有限,被公司批评之后留下了“恐惧症”,从此再没工作过。两年前,吴杨春的丈夫从深圳到广州工作,如今趁着儿子升小学,一家人彻底搬到了广州,住进傍江西村。
 
刚搬来的时候对广州不熟,吴杨春不知道该带儿子去哪里玩,但是常常经过蓝欣,路过几次之后,看见一场亲子阅读活动的公告,她想着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参加,报名了。又几次活动后,朱小梅觉得吴杨春性格很细腻,很会观察别人,又是全职妈妈,想邀请她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
 
在朱小梅的带领下,吴杨春开始设计活动、做计划表、带孩子和家长们一起亲子阅读、逛公园……还有关于“积分入学”的分享。一些申请成功的家长已经有了很多经验,需要哪些证件证明,申请流程如何……各种细节和注意事项分散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些信息需要一个交汇点。当社区里有一定数量的家长想了解、学习,吴杨春就发起一个座谈会,邀请熟悉政策和流程的妈妈过来,一般会有二三十个妈妈过来交流、学习。“还有一些妈妈可能没有这些意识,但是积分入学要早准备,起码要早五年。”吴杨春说。六七岁已经是孩子们升小学的年龄了。
 
 
〔 05 〕
 
“怎么感觉下午的时间好长,现在才三点多钟。”坐在场馆休息区的一位志愿者妈妈说。“好累啊,比上班累多了。”月亮姐姐回应她。孩子们在“感知与思维”主题馆里嬉笑着走完了镜子迷宫,四点多,该回家了。
 
按照分好的小组,每个队列的两个大人一前一后,孩子们则抓着前一个人的书包。队伍要经过公交、地铁、公交的换乘,刚好是交通高峰,每一次上车、下车、进站、出站,大人们都要清点一次人数, “孩子们,现在还不能睡啊。”朱小梅冲着车厢里的孩子们喊,又降低音量,和身边的志愿者说:“这么多人,走丢了是一定找不到了。”
 
她坐在公交车的后面,前后左右也坐着开始显得疲惫的孩子们,她的儿子则坐在前面一些,看着坐在前面的孩子们。“这个车是不是很拥挤?”她问,“爸爸妈妈天天上班都这么挤,现在城管又查电动车,距离越远越辛苦,浩远的爸爸就是这样,很辛苦。”车经过大学城,她又说,“孩子们,你们长大之后,考上大学城里随便一所大学,妈妈们就很开心了。”
 
对蓝欣来说,逛科学中心是比较大的考验了,因为换乘复杂,照顾孩子们的大人又总感觉不太够。平时的活动大多不会离傍江西村太远,家长们可以直接骑车把孩子送到公园之类的地方。有的活动需要搭舞台,或者郊游需要搬运一些比较重的东西,爸爸们就出现了,“爸爸们就说,这么重你们肯定搬不了”。
 
朱小梅觉得在城中村的打工家庭中,男性其实比女性更轻松,夫妻都去上班,但是女性还要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家里。“很多丈夫会觉得,孩子带在身边,老婆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有时候女性投入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多了,就不太能兼顾工作,家庭收入就可能减少。”正是出于这种经济上的考虑,夫妻就会把孩子送回老家,产生新的留守儿童。
 
除了通过托管等形式帮助女性挤出一些时间,蓝欣还会组织粤语教学、职业技能分享等活动,帮助女性在能力上有一些提升。但朱小梅觉得男性也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既是父亲也是丈夫。
 
在家长们参加的座谈会中,蓝欣设计了一个相互分享的环节。朱小梅发现陪妻子来参加的男性大多都很害羞,不点名的话,就躲过去了,如果是轮流分享或者要点名指定了,他们就借口上厕所,最后就只剩下几个妈妈。
 
有一次是要夫妻分享对方的五个优点,有个姐妹怎么都想不出来,“她说,我实在想不出来我老公有什么优点”。其他参与者就故意问她——你老公是不是还接孩子啊?是不是还来我们这里当志愿者啊?……那个姐妹就点头,说“对,这一点他还是可以的”。那个丈夫就脸红了。
 
朱小梅说:“我们最后又请那个姐妹的丈夫分享,他大概就说,很多家里的事情都是他老婆在做,他有时候工作回来就很晚了,都没怎么管孩子,老婆辛苦了……其他妈妈们听了都很开心,我们觉得丈夫们就是要知道我们是很累的,希望其他人也向他学习。上次有个妈妈说,他老公参加了这边的活动之后,觉得这里的氛围挺好的,回家之后在分担家务上就多做了一些。另外有个姐妹就说,‘我得赶紧把我老公也拉来熏陶一下’。”
 
〔 06 〕
 
从科学中心回来的两天后,三张新桌子也送到了蓝欣。之前买的桌子有些矮,高年级的学生写作业有些费劲。三张桌子可以调节高度,朱小梅按高中低装成了三种高度。所有人都用得上了。
 
晚上七点半,晶晶来了,她是番禺本地人,孩子在蓝欣参加过暑期活动,后来她就时不时捐钱给蓝欣,让给孩子们买水果。有一次朱小梅问她,可不可以帮忙把粤语课带起来,因为很多妈妈都反映说想学粤语。晶晶很快答应了,还说保准教得绝对标准、绝对本土。
 
 
就这样,每周一节课,晶晶先准备好日常交流的口语材料,包括普通话汉字和粤语字音,然后和天南地北的女工们围坐在孩子们白天用的矮桌四周,她一句句念,其他人一句句学,最后再逐个在她面前接受检查,通过的才可以回家。
 
巷子里时而有行人经过,有的抵不住好奇,站在窄巷对面久久张望。也有带着小孩过来玩玩具的,慢慢移过视线,在一旁看其他人的口语材料,又慢慢跟着默读。有家长端来了两盘饺子,吴杨春从冰箱里拿出两碗水果。晶晶耐心地指导着一些不标准的发音。
 
大家陆陆续续完成了当天的测试,陆陆续续回家。还有一些人留下来帮忙收拾好座椅,打扫完地面。巷子里早就暗下来了,蓝欣的灯还亮着,照亮了巷子里的一小片。灯暗了,卷帘门哗哗落下,她们的脚步声敲着巷子的水泥地面。
 
“鸦路顺风,注意安裙。”有人在复习口语课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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