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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夹击,户籍制度高墙终要坍塌?

作者:纠纠,媒体人

全文共42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具有独特迁移控制功能的一项基本制度,构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户籍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迁移、定居和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户籍制度和一系列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制度,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性障碍。

随着未来城市发展危机的进一步来临,户籍制度的全盘坍塌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自1950年代起,户籍制度在我国已实行了60年,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一生的羁绊。在某个时刻,你也许会心生这样一个问题——户籍制度什么时候会坍塌、瓦解?

在户籍高墙最终坍塌之前,争取一般的理想的城市户口,是理性人的选择。90后赵大发正是如此,几经周折,终于在2019年初拿到了深圳户口。

▌赵大发的户口突围战

赵大发,92年女生,来自中部农村,一路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重点大学。2014年毕业时,对户口的感知还比较低,就把户口扔到老家,去了北京工作。

当身边的人准备买房摇车牌时,她逐渐意识到了户口的重要性了,原来户口与这么多的经济权利、社会公共服务挂钩。在北京,没有户口,既没有购房资格、摇车牌资格(需五年连续社保),以后小孩上学也面临诸多困难。

赵大发决定要拥有城市身份,不能让自己的家庭在将来再受户口所累。

北京户口无望,但省城武汉和深圳的户口可以实现。

2017年,赵大发借武汉市出台的“抢人政策”——只要有大学学历就可落户武汉——将自己户口落到了省城。拿到武汉出具的户籍准迁证,她迅速从北京回老家,将自己的农村集体户口迁出。

成为“武汉人”后,赵大发获得了武汉的买房资格,选房、首付、贷款,她把每一环都做得迅速高效。但武汉户口并非她的终极目标。

2018年5月,赵大发预感深圳的学历落户门槛会抬高,便迅速张罗,将自己的户口从武汉迁入深圳。不幸的是,她仍然错过了最直接的落户政策(只要提供学历就可直接落户),深圳此时要求必须在本市缴纳半年社保方可允许学历落户。

虽然深圳户口门槛抬高,但仍然有解决途径,赵大发找了一家中介公司,通过他们在深圳缴纳半年社保,至2019年初,终于满足了落户条件。

迁户过程也出了些插曲。拿到深圳户籍准迁证后,武汉的街道办工作人员认为赵大发并未在本社区居住,不同意在迁出证明上盖章。如果这份迁出证明办不下来,她的努力将白费。幸好她最后找到熟人说情,街道办才盖了章。

拿到证明后,赵大发迅速从北京飞至深圳,办好了落户手续,终于,她如愿成为了“深圳人”。

▲ 2018年5月,口东湖公园边举办一场“人才进海南”活动,吸引符合海南引进人才政策条件的大学生办理落户手续。 © 图虫

▌一个家庭的户口羁绊

赵大发为何要如此周折地挪移户口?户口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身边不少人并不理解,觉得她付出如此大的成本就是为了一个身份,不划算。但我太理解她的坚持了,因为我的家庭就被户籍深深影响、羁绊。

我老家在中部省份落后山区,从90年代开始,父辈便开始涌入长三角,成为江南地区制造业工人,我的父母去了太仓时思,做了一家电镀工厂工人。

在媒体报道、政府文件中,我父母这样的人被称为“农民工”,出身农村、农业户口、离开家乡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与本地户籍居民区分,以强调“外来者”身份。

2000年之前,家里只有父亲外出打工,春节时才回一次家,母亲则带着我和弟弟在农村生活。父亲与家庭唯一的联络是一个月往家里打一次电话,我们非常想念父亲,每月都期盼着从电话中听到他的声音,但每次通话都不能太久,只因当时电话费极贵,手机是富人的象征,“农民工”如何能负担得起。

2001年后,家里实在太穷了,父母便决定都出去打工挣钱。但面临的现实是,我和弟弟只有一个能够跟随他们,另一个必须留在家。最后决定是我先跟着他们去太仓时思,弟弟留在家中寄住亲戚家。

我成为了流动儿童,弟弟成为了留守儿童。

我记得,由于外地人身份,父母都买不了社保。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多数情况自己扛,需要买药就在药店解决,只有实在扛不住,才舍得去公立医院。

作为“农民工”的孩子,我上学也面临同样问题,本地小学并不欢迎外地学生。但好在有房东帮忙,他在当地有声望,写了介绍信给当地小学校长,我才有机会被安排到五年级插班,条件是必须每年缴纳1900元的借读费。当时我父亲工资每月只有300元,他一咬牙,给了。

就这样,我在时思中心学校读完了小学,随着环境的适应,成绩也大有提升,尤其数学,能用一半时间做完考卷,常是满分。

小学毕业时,我拿到了当地一所初中的录取通知书,但父母选择将我送回了老家。因为作为外地学生,我不能参加江苏高考,而家乡的高中需要中考择优录取,所以要在初中时回去读,以适应中考。

我回到老家,弟弟替换我跟随父母去了太仓,我变为留守儿童,一直留守到高二。

户籍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轨迹,聚少离多,许多事情都成为终生遗憾。

▲ 2013-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数据。 © 城市化观察网

▌六十年桎梏

完成学业后,我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工作,所接触的几乎所有的不平等议题,最后都会牵及户籍制度。随着知识积累得越多,我对户籍带给家庭的桎梏理解也越深刻。

当前实行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单纯的人口登记制度,在古代历史上也不曾存在,而是从1958年开始建立的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到如今已有60年历史。

在此之前,人可以自由流动,迁移自由权写进国家宪法。但随着新的治理结构和身份体系的建立,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国家为了推进工业化、发展城市、管理城市秩序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筑起了一道户籍墙。一边是农村户口,一边是城市的非农户口,每个人都会被打上农与非农标签,农村人不允许随便流入城市,只能在村集体组织下从事农业生产。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具有独特迁移控制功能的一项基本制度,构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

什么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农民必须留在所属村集体,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及工业原料由国家统一征购,再统一销往城市,供应城里人吃饭,为工业化提供原料。为了降低城市发展成本,农民生产的粮食及工业原料被压低价格,长期低于农产品本身价值,而在另一端,城市生产的工业产品价格则长期高于价值,一高一低,如此形成城乡剪刀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道霞曾指出,价格剪刀差是对农村隐蔽性的“暗拿”,而公粮、农业税、拥军税、城乡道路修建税等等各种税收,则是城市对农村的“明拿”,两种途径积累的资金,便由国家集中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早期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在改革开放前,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绑在农村土地之上,城与乡彼此隔绝。但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户籍制度再次成为横亘在城里人与农村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制度根源。

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在今年初发布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指出,户籍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迁移、定居和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户籍制度和一系列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制度,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性障碍。

如何理解?通俗的讲,就是作为常住居民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所在城市户口,即使在这座城市辛苦地工作,每月缴纳个税、社保费,仍然无法享受与拥有本地户口的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买房、摇车牌没资格(或者需要连续缴纳多年个税社保),孩子上学设门槛,高考还必须回原籍,城市的经适房、廉租房更与其无关,未来养老也不同轨……

找对象,本市户口也成为了限制性条件;甚至走在街上,在部分地区,如果与本地人发生摩擦,也会被责骂为“臭外地”。总之,没有户口,处处被定义为“二等公民”。

包括刘守英、马晓河在内的诸多学者一直都在努力向政府建言,希望各地都能保障流动人口的城市权利,消除因为户籍身份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解决流动子女的上学问题,甚至他们多次提醒,如果任由这种因为户籍身份带来的阶层隔阂发展,将来群体之间的仇恨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隐患。

而远在深圳的已退休深圳副市长张思平,最近撰写报告直呼深圳应该将所有常住外来人口纳入城市保障房保障对象,甚至建议深圳建设更多保障房,为这些工作在深圳的外地人提供住房,消除因为户籍身份带来的巨大不平等。

户籍制度已走过60年,各界人士皆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户籍制度是阻碍当前城市化、制约社会发展的落后制度,但户籍制度仍“岿然不动”,是各地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是分配公共资源的直接依据。

▲ 2013-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及增速。 © 国家统计局

▌局部坍塌

户籍让像我一样的家庭都付出了沉重代价,父母年轻时离开孩子外出打工,在外工作30年,落下一身病,到了五十多岁,多半要回到农村。由于早年没有缴纳城市社保,他们只能依靠农村社保养老,据村里的老人说,养老金每个月80元。

但稍显欣慰的是,二十年过后,户籍制度已经开始局部坍塌,像赵大发这类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如今正成为除了北京上海外的各城市争夺的对象:2017年秋,省会城市武汉打响了抢人大战第一枪,所有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才都可以直接落户,很快西安、成都、南京、广州等省府城市均加入这场抢人大战,直辖大市天津也积极“参战”,户口是标配,除此之外还有租房补贴、购房优惠等等条件。

随城市间对人才争夺的深入,落户条件已经从本科扩展至大专,如西安对35岁以下大专生可落户,其他城市随后继续放低落户条件至中专(职校)毕业生,如郑州已经允许中专毕业生落户。

甚至到最近,南昌市将落户条件延伸到中专(职校)入学即可,由于中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免费免试入学,这实际上宣告原有城市户籍制度局部“坍塌”:至少江西及邻省农村子弟想要一张南昌户口已不是难事。

这些放低户籍门槛的城市意图也非常明显:在依靠低端制造业、建筑业粗狂式发展期之后,下一轮城市的增长将依靠人才和创新,谁能拥有最多的人才,哪个城市能做出创新性的产业,谁就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抢占先机。因此,争夺存量人才,成为各个城市的重点工程。

▲ 2018年各地常住人口变化。 © 21世纪经济报道

如果上述理由太“高大上”,另一个理由更接地气。如果100万大学生留在我的城市,将来就是50万个家庭,就有50万套房子、50万辆小汽车的需求。这是中部省会城市一位市委书记向他的局长们解释抢人政策的理由。

这位市委书记的解释,简单而有效。中国在2012年就已经走过了人口红利拐点,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低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城市增长的危机已逐渐显现,主政官员们急了,也就内生了撬开户籍制度缺口的动力。

60年的户籍制度,就当前形势来看,还远说不上整体坍塌。北京、上海的户籍门槛仍然高筑,省府城市虽然仅仅对学历、专业人才放低了落户门槛,但对大多数普通流动人口仍然持拒收态度。

可是我们从这些城市户籍高墙“局部坍塌”的趋势,可以做一个基本预测:随着未来城市发展危机的进一步来临,户籍制度的全盘坍塌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 2011-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统计情况。 © 中国产业信息

▲ 2000-2050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口比例。 © 中国产业信息

而这种危机,可确定的一种是:人口的持续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从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出生人口继续下降至1523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的效应没有达到预期,比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200万人,减少约12%。而另一方面,老龄化加速到来,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1.4%,预计到2050年达约30%。

可以预见的是,这场由人口数量变化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不仅会带来户籍制度的整体坍塌,还会带来更多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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