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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一场生态农夫的年会,真香!

袁香芹,南都观察“未来的事”特约体验官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去过的“最好蹭饭”的大学了,两年前有一场关于农村人口、教育、社会的研讨会,我申请参加了,蹭了一顿午餐。今年又看见有一场关于生态小农的“农友大会”要在那里举办,介绍里还说,午餐的原材料是全国各地的农友种植生产加工的,一心动,我又报名了。
 
会议的议程也很简明,涉及农产品的加工和食品安全监管,以及农产品的销售与市场,小农本身的品牌与传播。都是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因为吃,还因为对我来说,“有机”是一个非常模糊暧昧的概念。
 
一方面,国家认证认可管理委员会对“有机产品”有专门的认证,其中《有机产品》国家标准规定,有机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得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以及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在国家标准这套系统中,会有一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它限定了农户的产品范围、数量,且每一枚都标志有唯一编码,可在国家认监委“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查询该编码。这是一套非常严格、可追溯的认证系统。
 
▲ 除“有机产品”之外,其他认证还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在市场上的商品包装上往往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但不能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绿色食品”认证依据的是农业部绿色食品行业标准。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但对用量和残留量的规定通常比无公害标准要严格。
 
但在另一方,“有机”二字又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我那不识字的爷爷,在钢铁厂的空地里开了几片地,种了些红薯土豆花生,就一直跟家里亲戚吹嘘说他种的都是有机农产品,绿色无公害。虽然确实没有用农药和化肥,可厂里的土壤早就被污染了,菜叶子上也常常蒙着灰。我作为亲孙子都不敢承认他那是真的“有机”。像他这样的农民在我们当地实在是太普遍了。
 
 
▌别指望了,有机农业养不活全球人口
 
“农友大会”上,中国农业大学的孟凡乔教授说:“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很多有机农业并不是真正的‘有机农业’,有的所谓的‘有机农业’产量很高,但在学术上来看,很有可能并不合规。”
 
农业部曾在1990年代请一些研究者翻译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关于有机农业和食品加工的基本标准,孟凡乔在那时候将“Organic Agriculture”翻译成了“有机农业”,沿用至今。但到现在,有批评者说,应该翻译为“生态农业”或者“环保农业”,这样至少可以将作为判断依据的“农产品生产标准”和一种农业种植理念、方式区分开来,不至于混在一起,常常令消费者误解。
 
在中国,真正满足“有机农业”认证的耕地也极少,到2013年底也才大约1800万亩,占全部18亿亩耕地的1%。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管理委员会2013年的全国统计数据,孟凡乔及其团队曾测算过有机农业的环境效益和生产成效,其结论为,因为不施用化肥农药,平均每公顷的种植成本降低了2868元,环境效益(减少农药、化肥、氮素淋失等对环境产生的正效益)为1659元,但同时,每公顷的产量损失为5802元。总的来看,对比当年同样面积的“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有机农业带来的环境效益为50.31亿元,对比而言的产量损失为61.15亿元。
 
 
这一对比以经济收益为标尺,其背后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以环境代价更大的常规农业为参考标准?为什么这一标准的统一单位是经济效益,而不是环境恢复的时间,或者人类健康的提升或退步,难道仅仅因为后两者更难量化评估,就直接放弃它们吗?
 
现实问题也确实存在。常规农业强调产量、经济效益,有机农业强调健康、环境效益,重点各不相同,在相关的争论中,持不同观点者既能逻辑自洽,同时又很难说服对方。尤其是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能提高作物产量的氮素,自从100多年前德国化学家哈伯发明关于合成氨(氨是无机化工产品之一,农业上使用的各种含氮复合肥多是以氨为原料)的技术,其便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如果没有如此高效的化工技术,而是单靠种植豆科作物或其他“有机方式”来慢慢恢复土壤中的氮素,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将无法被养活。
 
 
在数十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下,有机农业似乎注定让位于常规的农业生产。
 
孟凡乔还介绍了一些国外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背后的原因。比如欧洲的有机农业普及很广,不仅因为其违法(违规施用农药化肥)成本高、农民受教育水平高,还因为欧洲的农作物多为一年1季或1.5季(相比中国亚热带地区的一年2季甚至更多),农作物的单位面积年产量更低,所以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的产量差别不至于太大。有机产品的价格更高,再加上农业补贴,在欧洲,两类种植方式的收益基本上可以持平。他还说,在法国,人均耕地面积能达到六亩,都还能实现精细化操作,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才一亩多,也可以通过精细化操作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一味学习美国的大规模农业可能会是“死路一条”。
 
 
▌卖得越多,责任越大
 
中午,我这次“有机之旅”的终极愿望终于实现了——去食堂吃饭。五道热荤,六道热素,三道凉菜,五六种主食,来自各个“庄园”“农场”“公社”“农会”“加工坊”……我在拥挤的队列中端着餐盘,焦急但缓慢地往前挪,觉得自己像个突然进了自助餐厅的饿鬼。毕竟在会场坐了半天,真的有些饿了。
 
▲ 中午的餐点,无奈餐盘面积有限,还得掂量着哪些要多夹点,哪些夹一个试试味道就行。但我很自觉,吃完这盘之后又添了一次。
 
餐后又回到了主会场,主持人拿出三个小册子,分别是《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说:“大家今天中午吃的,有一些仍然可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所以,在讲食品加工与安全监管之前,推荐大家先读读法律,不要做法盲。一些人由于不了解这些法律法规,其实可能触犯了其中一些,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人要找你的麻烦的话,你会非常被动。”
 
随后,几位做农产品加工的农民上台了,开始分享自己的“血泪史”。
 
从西安来的大黑已经“上岸”了,主持人介绍他是现场“最合法的那一个”。他从2014年开始做农业,最开始是种小麦,但2015年以后,自己农场的产能已经很难被消化掉,“小麦加工成面粉很容易,但是看不到它的未来。包括玉米也是,基础加工品很难卖出去了”。但家庭的经济收入基本上全部依靠农场,于是他决定再进一步,开始做饼干。
 
最开始是一个家庭小作坊,每天做几十盒,在朋友圈里卖几十盒,但是这种社区化的销售规模很小,长此以往也养不活家庭。于是大黑想搭一条生产流水线出来,也在想办法获得生产资质。在中国没有找到小农可用的流水线生产设备,就又去意大利找做饼干机的工厂,结果一套20万欧元起步,还不连关税。最终才又在国内买了一套满足要求的设备。
 
在建厂和办理生产资质的过程中,大黑花了快一年的时间来设计、施工、测试、磨合……他总结说:“当按照所有的规定,整个流程走下来之后,会发现所有的规则都是在保证产品的品质,而不是为了刁难生产者。它也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教训,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中所产生的一个基础规则,它其实是最低标准。”大黑说,他的加工厂最终拿到了生产资质,“专家来评审我们的加工厂,说我们可能省里甚至全国最小的面粉厂和饼干厂,但我们(评审方)愿意把生产资质发给你们,因为知道你们是做事的,不是骗人”。
 
但也有没能“完全合法”的,大黑高中毕业,主持人说:“大黑旁边两个都是大学学历的,都没能搞定生产资质。”
 
李庶就是其中一个,他说他的“生意”是制作面点,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可以现场制售和在网上销售他们的食品,但是不能给渠道商供货。他感受到,从2017年底开始,北京郊区“抓得有点紧”,村里面连豆腐房、馒头房都是“非法”的。镇里的安全科也会把一些“任务”给到村里,村里没有执法权,但是会巡查,发现不合规的地方会举报给安全科或者派出所。如果经营者没有食品经营执照,会面临当月经营额10倍的罚款,房东则会面临20倍的罚款。“小农的抗风险能力很低。”李庶说。
 
另外还有一位开豆腐坊的孙秀才,他去镇里办证,镇里需要他出示能证明土地合规的文件,但是村里一直没开出来,“村长也没少吃我们的豆腐”,他开玩笑说,“要想从小作坊变成正儿八经的生产加工厂很麻烦,但小作坊绝对不等于黑加工厂”。
 
其实很多省市都陆续施行了“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但因为具体政策不同,有的地区显得更“包容”一些,有的则很“严格”。孙秀才说:“有时候特别矛盾,现在提出了振兴乡村,要产业兴旺,但我们这类特别想发展的小产业在一些地方又不被支持。这就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
 
▲ 2018年11月,山东菏泽市的一处乡村,很多房屋老旧破败无人居住而空置。空心村与宅基地问题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 图虫
山西的酸梅晶曾经在网店上卖加工产品,2014年,因为被邻居投诉投诉,她在居民楼里的“仓库”被查,她回忆监管部门的警告:“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到食药监局来监管了(而不是质检部门),很严重,你甚至可能被送进监狱。”后来她办了食品流通许可证,“所有的小卖部都可以办,即使面对罚款,也可能会轻一点”。
 
后来她又遇到了“职业打假人”,对方在买了她的产品之后,拿出《食品安全法》要求她赔偿1000元,并且投诉给了她的所在地的食药监部门。按照程序,要么食药监部门彻查,要么消费者撤销投诉。酸梅晶有好友在职业打假人的群里做卧底,咨询好友后,她被告知,一旦向顾客妥协,赔钱给对方,马上就会来一群人下单,并继续要求赔偿。所以即使要赔偿,也得把所有的产品下架。
 
酸梅晶选择了妥协,赔给了对方1000元,就在下架商品的时候,依然有人赶在全部下架之前买了一单。后来她又赔偿给那个“同伙”500元。吸取教训,她开始和有食品生产许可的工厂合作,顺便总结了一些识别职业打假人的方法——比如一次下单很大量的,可能是为了要求“十倍赔偿”;小额商品下单很多次的,可能是为了“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不留具体地址的,“也要警惕一下”。
 
“现在职业打假人也在‘进化’,”酸梅晶说,“有时候即使有生产许可,职业打假人也可能在‘旺旺’上追问商品的成分细节。如果商家回复得不好、有出入,对方也会记录内容,以‘产品和描述不一样’为由去要求赔偿。”
 
▲ 2014年2月,湖南长沙,消费者在商场的有机食品专柜选购食品。 © 图虫
 
早已“合法”的卫芸来自珠海的一家农园,她建议把所有能办的证都办下来。“所有这些资质都是保护(生产者)自己的。有的人现在哪怕在灰色地带,拿不到执照,也要按法律规定来要求自己,在‘合法’之后,才能更快适应。小农有小农的责任,卖给越多的人,责任也就越大。”
 
这些困境是我爷爷所从来不会面临的,我小时候也和他一起去镇上的菜市场卖过菜,在路边摊上一层蛇皮口袋,摆上农产品就开卖了,没有任何证件,也不担心检查和职业打假人。
 
但这些“新农人”不一样,他们的市场早就不在市集的摊位上了,而是汇入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商品流通系统,这个系统里有着复杂的法律法规和巨大的空间跨度,过去简单的交易方式不再奏效,一厢情愿的“绿色”“环保”“健康”在白纸黑字的标准和规则面前虚弱无比。如果还坚持旧的经验,在不断进化、扩大的社会规则里只会越来越迷茫。
 
 
▌如何做一个卖生态农货的“微商”
 
这次“农友大会”由“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发起,他们定期在北京的几个区域举办市集,以连接农人和消费者。通过市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产生交集,有一部分就成了网友,在微信等聊天工具上交换信息,买卖农产品。现场也来了一些消费者,有的甚至还帮农人们出谋划策。
 
潘潘猫是一位美食旅游博主,她建议不管有没有人关注,“微博还是要发起来,同类的内容也可以多次传播”。她还研究过微博的内容呈现机制,说如果直接发商品链接或者二维码的话,可能会被系统隐藏在关注者的时间线里。解决办法则是先发纯内容或图片,然后在评论处放商品链接或者二维码图片,并且立刻给自己的评论点赞,“这样的话,它就置顶了,就有可能转化成消费”。
 
张飞是“短视频、小程序传播专家”,过去一直研究传播和营销,他有一个观察结果——每周三四的下午时段是多数人获取信息和消费的高峰期。由此,他建议在微信上“卖货”的农人每周在这个时段群发一条消息给所有的好友,不一定是农产品的,稍微有一点关系的也可以。“刚开始两三周可能会被一些人删好友,但留下来的都是‘铁粉’”。他还建议农人们在朋友圈不要频繁发商品信息,多发一些种植、生产过程中有意思的其他事情,甚至找到一些“记忆点”,比如农场里的某只动物。
 
这让我想起了我朋友圈里的一些保险经纪人,“套路”好像都是类似的。保险经纪人总是发保险的好处,节奏大概是九条正能量,一条卖产品。一直暗示我,“保险就是好,困难打不倒”。换成“有机食品”好像也同理——有机就是好,健康没烦恼。
 
在新时代做一个“有机农夫”真的有点复杂,又要懂种地,又要有证件,还要懂营销,有时候还得去卧底……有时候还要去解答“有机产品是否比一般常规农产品更营养丰富和美味?”
 
有人也问过孟凡乔,他没有正面回答,只在投影上放了一句“人和猪有显著差别吗?”并备注,“人和猪的基因的相似度达83%”。
 
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是说有机产品和一般农产品,基因上相似,但实际上不一样?还是说它们看起来没有显著差别,但实际上差别非常之大?我感觉我的知识储备和智力遭遇了双重挑战,至今难以释怀。
 
但不得不说一句,中午那顿饭,真香。
 
▲ 中午在中国农业大学吃饭的食堂,这段时间还有一个“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与检测技术”培训班也在这个食堂用餐。
 
*本文为南都观察在“农友大会”上的“蹭饭记录”。南都观察的新栏目“未来的事”会定期推荐我们认为有意思的活动,这次我们到了其中一个的现场,未来我们将去到更多的现场,带回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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