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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没有机会再去选择一次|南都观察年度对话

昨天(1月15日),南都观察推送了“年度对话”的上半部分,里面有人提到“中年之后,目标越来越小,能力越来越大”。
 
在下半部分,我们又聊到了“责任”,提问对话嘉宾是否觉得自己对同辈人、后辈人承担有责任。我们并没有等来所谓积极的、英雄主义一般的回答,有人说,不要让责任成为一种包袱,不要被束缚而失去自我。有人说,希望大家不要被“盛世”所迷惑了,“盛世”当然很好,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年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也不要忽视文化荒漠的这一面。
 
还有一个已经被问过无数次的“烂大街”的问题——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是否会选择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方向?有人说:“人永远没有机会再去选择一次。”也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还不清楚自己要选择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把选择权保留在自己的手上。”
 
还有人问到如何面对“无力感”和“挫败感”。中年人们已经被现实捶打过无数次了,那些依然坚持做事情的人,是如何应对的——
 
以下为本次对话下半部分的文字整理。另有现场直播的回放。我们准备了一个“针对”中年人的“充满恶意”的脱口秀开场,也包括对五位嘉宾的“吐槽”,其后为正式的对话环节。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
 
 
 
▌“大时代”里的“小坚守”
 
 主持人 :刚才五位都聊到了自己的选择还有困境,以及自己的收获,还有自己的多重身份,说到自己过去的经历。一个人当然要靠自己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几位嘉宾在进入中年之前的青春岁月里有的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的目睹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有的经历了一场运动。个人在时代的潮水里边有时候很难看清方向,现在我想请问大家,回头看如果可以,有没有一个想重新选择的节点,或者想对当时还年轻的自己说一些什么。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如果重新选择还是选择给自己更多的自由,读点书,听点音乐,如果有感觉可能做一点创作。
 
 刘文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编《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我非常感恩,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很多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在我生活上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给我很大的帮助。另外就是在我为流动儿童做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有一种挺自豪的感觉。但事实上,其实反而是这些孩子让我内心更加充实,是他们让我有了前行的动力,所以我一直对这些孩子充满了感恩,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我觉得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是我人生特别大的幸福。如果有机会再去选择,我想我仍然会选择性教育作为我这一生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会坚持做下去。
 
 李一诺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奴隶社会”、一土学校创始人):我现在往回看,自己可能走的已经是一条最短的路径,就到了我今天能关注的这些问题。本来我以为,我得要年纪更大一点才会去关注。所以如果现在真的去选择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但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人永远没有机会再去选择一次。不过有一种心态,我们都是在模糊的过程中去选择做或不做。好多时候回头看,当时的选择很好,但当时看不出来,当时就只是所谓内心的冲动。如果有任何所谓的回溯的话,如果在这些过程中,一个人每次在思考做还是不做的时候,依然选择去做,这种选择很可能会更有益,我也是它的受益者。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专栏作家):我想起18年前,我在一个大学生的大会上,遇到过后来很有名的企业家马云,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国际会议,工作语言是英语,只有马云的英语我从头到尾都听懂了。后来有时我就想,如果当时我去找他,可能我也有机会加入早期的阿里巴巴,或许我现在变成了一名富豪,不用为还房贷发愁。
 
不过,细想一下,即使我加入阿里,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退出了,因为不合志趣,最终可能还是回到学术界。我人生中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选择的标准都是“做自己”,或者说按照自己珍视的价值观进行选择。我做的这些选择最后都让我成为我自己。
 
 郭建龙 (独立撰稿人,著有《穿越百年中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等):我可能只会反悔我自己的一次选择,那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选的是军校,之后就一直挣扎着要跳出这样的一个固定轨道。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的技术能力不强,你是一个废品,这无所谓;如果你的身体不好,你是一个次品,这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的思想不好,你是一个危险品。所以我就一定要摆脱那样一个成为次品或者废品的轨道,一定要保留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上,不要交给任何的人或组织。如果一个人还不清楚自己要选择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把选择权保留在自己的手上。如果正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坚决要跳出来,不要再继续下去,否则肯定会有后悔的一天。
 
▲ 徐永光在南都观察“年度对话”现场分享。
 
 主持人 :刚才提到选择,也提到对后来一些人的建议,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大家觉得自己对同辈、后辈的这些人有责任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责任?自己为这个主动承担了什么?
 
 徐永光 :“希望工程”里有几个小明星,一个是“大眼睛”苏明娟,一个是第一位受助人张胜利,还有一位是小平给捐款的周标亮,这几个人都是明星级的小孩儿,我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人。
 
记者经常采访苏明娟,她的名声很大。我就跟她讲:“苏明娟,你一定要保持自我,你就是你,你没有跟别人不一样。你过去如果会和同学吵架,以后也要继续吵架,不要装。”
 
我很欣赏他们愿意承担责任,也希望这些不要成为他们的包袱,不希望他们被束缚而失去自我。对在座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尊重自己的选择,听从自己的内心,做真实的自己。当然不要被一些眼前利益,或者为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倾向所左右。
 
 刘文利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年轻,所以也没有以中老年人自居去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人生的忠告。我觉得心态年轻很重要。另外,就是人可能不要有那么强的物质欲望的追求,我觉得还是寻求一种人生内心的一种平静、平安、幸福,如果你自己觉得幸福那你就是幸福的,不要跟别人做太多的比较,因为有很多人比你优秀,很多人生活得比你更优越,这种比有时候会让心态失去平衡,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你坚信这件事对你自己发展有好处,而且对你能够影响的周围人也是有好处的。比如我觉得我做儿童性教育,我坚信做儿童性教育会对所有的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积极影响,所以这件事一直在我内心,我觉得这不仅是一种信念,可能还是一种信仰。包括我在大学里教课的时候,我对本科生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去对待自己的一生,让自己的一生能够寻到幸福、平安和喜乐。
 
 李一诺 :其实我现在可能更多在个人层面是一种比较矛盾和分裂的状态。如果看前人,就觉得我们这一代都是太差了,当时技术、钱什么都没有,但他们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没有电话,做研究也很困难,即使这样,他们能够表达的、对社会贡献的,也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有时候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挺“不行”的,“盛世”与文化荒漠是两个同时存在的感觉,让人觉得很难受。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要说给年轻人留下什么,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盛世”所迷惑了,“盛世”当然很好,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年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也不要忽视文化荒漠的这一面。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以后就能发生点什么变化。
 
 田方萌 :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大目标,都想成为承担巨大责任的人,比如有人想要当联合国秘书长。现在到了中年以后,我觉得我能当个“藤野先生”就不错了。
 
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对他很好的老师。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也对我非常好,学生有事,他总是把学生的事放在第一位。我回国以后也教留学生。我经常在问自己,我是不是能成为这些留学生的“藤野先生”,当我在处理一些他们自己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导师如果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做。这时候我就会产生责任感,也有了明确的和答案。
 
 郭建龙 :还是回到我现在的本行写作。经常有人问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写作的衰势了,各方面都管制这么严,你怎么看?我跟他说其实你错了,其实现在并不是写作的一个衰势,很可能就是酝酿伟大作品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个判断是不愁吃喝了,如果你的物质问题得到解决了,你就可以更方便地去钻心自己的创作;第二个判断是任何一个伟大作品,都是在从“盛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上升空间的时候,教育没有跟上,很多人可能有天赋但是他读的书没有这么多,教育水平没跟上,还没有看到顶点,真正到盛世的时候,这个人的教育水平已经跟上了,至少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同时又能看到很多衰败的因素,或者社会矛盾在积累,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文人创作的高峰时期,哪怕他暂时发表不了作品,他写了之后都要压在箱子里或怎么样,但只要不被毁掉,总会有这么一两部是要冒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酝酿伟大作品,但是不知道伟大作品在哪儿”的时候,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时代。
 
一定要学会跟更优秀的人打交道,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不是比你更优秀,或至少有一批比你更优秀的人。如果有,你应该非常庆幸,因为只有和更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成长。如果你发现你周围的朋友你已经是所谓的最高峰了,那你这辈子基本上也就这个水平了。如果你所处的这个圈子没有什么发展,那你需要寻找更好的人向他们看齐,这也是一种方法。其实我所能提供的也就这些了。
 
▌嘉宾互相提问
 
 郭建龙问徐永光 :在很多地方,乡村教育真正的问题不再是物质水平保障不足,而是缺乏音体美甚至英语等学科的教师,难以吸引人才等深层问题。我现在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你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必须吸引足够的人才去到这些地方,但现在又很难把这些人才吸引过去,让他们长期在那里教书,当然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徐永光 :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社会错误的价值导向,是李一诺讲的把人当工具来培养,人文教育缺失,最终导致教育的整体落后。问题的背景似乎是所有人都在合谋毁坏下一代,家长尤甚。另外是农村的制度、机制、政策不利于人才流通,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政策层面去解决,但社会也应有所呼吁,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公众应该清醒过来,辨别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不要贪图眼前小利。这需要全社会的觉醒。
 
 徐永光问郭建龙 :你是不是憋着劲儿想成为“大家”?
 
 郭建龙 :其实很多人都想做,但是不见得能做成,这要靠机遇,只能靠机遇,恐怕这些大家在死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靠后人来评价的。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情,别的事情都不是我能控制的,况且即便按照自己兴趣去做事情,也会有不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成功失败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标准的,但是也要承受被“埋没”的可能性。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剩下的都交给什么概率、命运、老天、上帝也好,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田方萌问其他嘉宾 :如何理解中年危机,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中年危机?如何看待中年后往往觉得价值观迷失的问题?
 
 刘文利 :我自己没有中年危机,但是从已有的研究看,“中年危机”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点。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长的焦虑。在我们的性教育课上,有时候听到学生说自己的父母不幸福,我觉得如果从孩子嘴里能够说出来他们感觉到父母不幸福,可能就是父母的婚姻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一个婚姻当中,是不是孩子出生了,你的整个家庭重心全都移到孩子身上?夫妻关系怎么建立才能和谐幸福?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去看有关中国人这些年性行为的调查,其实很多中年人的性关系,或者说婚内的性关系还是挺值得去研究的。如果夫妻间性关系不和谐,可能就会影响整个家庭关系的和谐,家庭关系不和谐,孩子就很难体会到家庭的爱。
 
 刘文利问李一诺 :“一土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什么?和体制内的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孩子通过接受“一土学校”的教育会成长为什么样子?
 
 李一诺 :“一土学校”的办学理念其实都是常识,比如如果要教育好,首先需要对教育行业有情怀、有想法、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愿意来做教育。我们吸引了这些人才,给他们空间做事。但主流现状不是这样,主要是两个原因:焦虑驱动和体系封闭。“焦虑驱动”意味着教师这个行业不好做,收入不多,还容易遭到举报;“体系封闭”,是这个体系自说自话,再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这证那证,也进不来。所以社会的先进认识没法系统的进入基础教育。这是很让人担忧的。
 
我们做的其实是非常小的试点——如何改变世界?当我们看到大体系出现问题时,可以选择“跳出来喊叫”,这样虽然不能直接改变现状,但可以凝聚社会共识。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要做出正确的东西来,哪怕它很小。做出来之后它就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就有扩大的可能性。
 
现在教育的问题出在整个教育生态体系上。如果我们的体系是善良、健康的,孩子成长是非常自然的。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只要给它阳光雨露,就能茁壮生长。但是现在大家普遍采取的是“边刮阴风,边下化肥”式的教育方法。不仅如此,校长、老师、家长和孩子都在里面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创新的思路塑造一个新的生态,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制造抵挡“阴风”的“玻璃罩”,之后发现,其实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化肥”,这个事情就能做好。
 
▌做家长的,需要“持证上岗”吗?
 
 现场观众 :第一个问题是向刘文利老师提问的。现在90后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也会对自己的家庭教育有所反思,并意识到自己父母那一辈不太好的地方。所以有部分人意识到做父母的要求很高,开始倾向于在能够成为合格的父母之前不要轻易选择要孩子,渐渐地,大家变得焦虑,变得恐慌,生孩子的意愿下降。对于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是应该先要一个孩子并在实践中慢慢摸索?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再去要一个孩子?
 
 刘文利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性教育。你不要等到该做父母想我下个月要怀孕了,才开始琢磨这半年我怎么学习做父母,不应该是这样的。在准备做父母的过程中,有很多生活技能要培养,你怎么沟通、交流、协商、做决策,这些都是性教育当中需要承担的责任。还有一个是培养人的价值观,我觉得性教育是能够培养人的多元、包容、尊重、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怎么样做父母,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接受性教育,一直到高中毕业接受性教育他基本上是能够做好准备怎么去做父母的,所以也不用为这个感到焦虑,就是你自然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接受了这个教育,你就会有一些作为父母的基本潜质,其他就是一些具体技能。
 
▌如何面对无力感和挫败感?
 
 现场观众 :下一个问题是问李一诺老师的。作为一个看到问题而不能无动于衷的人,越努力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来只想捡起自己门口的垃圾,却发现源头是一个垃圾山,就是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无能为力和挫败感,会产生愚公移山的感觉,请问李一诺老师怎么更好地处理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
 
 李一诺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种比较痛苦的内心状态。首先要学会从小问题入手,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校里有200个孩子,我想至少可以让200个家庭受益。别人也会问我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就非常诚实地回答,有的时候当我在学校里站一会儿,听孩子们在后面操场上跑、笑,我就觉得值了,会觉得做一次有一次的欢喜。
 
其次当你觉得你很难的时候,就想有人比你更难。想像曼德拉、甘地这样人他们也是跟你一样的肉躯,但做了更困难的事情。
 
最后还是要有策略,要有智慧、有方法去做事情。
 
有了思考和方法,最后就不会那么悲观,因为会发现这件事没做成其实是因为方法不对,会有更好的办法去做。当进入到这个思考过程的时候,就不会特别的悲观,而是转化为一个解决问题的相对理性的过程。
 
*本文整理自南都观察“2018年度对话”,经嘉宾确认。此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中年之后,目标越来越小,能力越来越大》。
 
**现场直播请扫描二维码或复制链接 http://t.cn/EUrs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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