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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例失调,农村“光棍危机”有多严重?

辛允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前段时间,“扶贫送老婆”的段子在网络上流传。据说它起源于一位胡姓“专家”于2017年4月在南海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而且就在那时候,不少媒体都转载了另外一则新闻,题目便是《广西扶贫“送”老婆 五旬单身汉成家》。旧闻新议,却仍旧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我相信,这既得益于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可能源于人们对这种“重大创新”观点的好奇,但无论如何,这个话题确实大火了一把。
 
仔细思考“扶贫送老婆”的说法,它虽然充满了荒诞,却倒也确实抓住到一个关键问题,即,当下中国农村的很多贫困人口都面临着“娶妻难”的问题,或者有些人本来不算贫困,然而,一旦面临娶妻所需的高额花费,便沦为了贫困人口。因为娶妻难注定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扶贫政策来解决,“扶贫送老婆”的说法才显得如此得不可理喻。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问题,透过这则消息,我看到了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
 
 
▌中国男人有什么“性别危机”?
 
最近,我在广东相对偏远的一些农村地区做社会调查,到的第一天就听村民在议论“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娶妻难”问题。他们介绍说,隔壁的吴家有个儿子,1986年生,至今没有找到女朋友,父母和亲朋好友都感觉忧虑,但又没办法,因为他家经济条件很一般,每次相亲都失败。
 
村民还补充说,其实,当地有些经济条件不错的男子也难以恋爱、结婚,最常见的原因是性格太“憨厚”,不会说话。至于目前最受女孩欢迎的人,一般有三个鲜明特点:家庭富裕、能言善说、外表尚可。
 
听到广东农民的这些“总结”,我联想到从山东老家听到的一个消息:一个女子刚离婚,登门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她的父母对媒人们明确提出,彩礼至少要30万。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因为它创造了二婚彩礼数额的新纪录。近年,从西北到岭南,从中部到东部,时常出现关于“光棍村”的报道,光棍、剩男、单身汉……这些称谓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群,他们分布在广大农村。
 
▲ 2013年,凤凰网曾做过“7个农村单身汉”的图片专题,其中一位35岁名为“黑娃”的男子在村里帮着修房子干活,从早上6点干到到晚上7点,每天能赚100元。他的母亲、弟弟先后因故去世,父亲精神方面有障碍,为了照顾父亲,他没有办法外出打工。 © ifeng.com
 
中国到底有多少“剩男”?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可以获得一些线索。
 
 
据《2017中国统计年鉴》推算,2016年我国有2.1亿多未婚人口,无论城市、镇、农村,未婚男性均远远高于未婚女性,性别失衡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未婚男性人口比未婚女性人口多出2025万,占农村地区未婚总人口的24%。
 
现实也绝不是所谓“9000万‘剩女’全部结婚,中国‘剩男’也会跟着大大减少”这么简单。因为社会文化和计划生育等原因,中国人口的性别失衡严重,这让原本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反而居于某种意义上的“优势地位”,很多“剩女”都是“自愿性”的选择单身,而“剩男”则大多“被迫性”的不得不单身。以上两类人群在婚姻市场上也难有交集。所以,即使存在大量“剩女”,“剩男”们的娶妻难问题也很难被化解。
 
由此可见,中国“剩男”大量出现的首要原因即是性别比例失衡,其次是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与偏好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在择偶过程中,“剩女”们要么坚守“宁缺毋滥”的基本原则,要么信奉“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价值导向,或者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单身哲学”。这些观念共同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即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
 
 
▌“光棍”之外,还有“事实光棍”
 
如果说“剩男”群体已经浮在水面上,并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那么,中国农村另外一个沉默的特殊人群则至今还很少被重视——事实光棍。这些人虽然有着法律意义上的“已婚”身份,但因为长期被配偶嫌弃、被迫外出务工等原因而难以过上正常的婚姻生活,从而成为了事实上的单身男性。我在农村地区调查期间发现,几乎所有地方都存在这样的男性群体,他们大多经历过“差点就娶不上媳妇”的危机,婚后又因为被妻子所厌恶而在家庭情感中被“边缘化”,却又不得不“忍辱负重”地维持生活。
 
比如北方某村,有一男子阴错阳差地结婚成家(据说是家庭包办),但夫妻两人很快就出现了感情危机,女方坚持离婚。只因已有孩子,加上男方一再隐忍退让,女方才在表面上妥协。后来,两人各自到外地打工,长期两地分居。有一年春节前夕,二人见面当天,男子即被妻子辱骂与驱赶,让他“滚得远远”的,他流着眼泪向邻居倾诉自己满心的苦恼——这么多日子不见面,竟然还不让有一点点的亲密接触。
 
关于此类案例,我在一些农村地区还了解到了更极端的情况。比如,在遭配偶嫌弃乃至被“戴绿帽”之后,有些男子不但不敢公开提出抗议,还在委婉表达劝阻时被对方公开羞辱,或威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形成很大精神压力,却又找不到释放这种压力的出口,只好做出各种“自残”行为,比如酗酒、用头撞墙、用刀具砍自己的手指等等。面对这些,家人和邻居也常劝说:忍吧,只要不离婚,至少还有老婆,一旦闹起来,离婚了,连老婆也没有了,再娶,根本不可能。显然,即使在外人看来,他们也只能继续忍。
 
不难看出,“事实光棍”群体与真正的光棍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事实光棍”群体而言,当因女方而起的传言在家乡散播开来时,他们还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特别是在传统家族文化相对浓厚的地区,该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真正的光棍群体则不需要面对这些。正是因为婚内出轨和舆论压力的普遍存在,长期隐忍后的伤人、杀人案件已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农村犯罪案情“结构”。
 
▲ 安徽合肥以北,很多村庄男子娶妻困难,只能从远乡“买”妻,79岁的陈奶奶有三个儿子,老二和老三全部是在云南“买”的媳妇,后来老二的媳妇生了孩子后还跑了。全家只有老大娶了一个媳妇。图为老人在家门口晒太阳。 © 网易看客
 
▌为什么“危机”难以突破?
 
根据已有的相关统计数据与我的局部调查推测,中国的“剩男”“事实光棍”两个人群的数量应该在1.2亿人以上;排除一部分尚未结婚但已有女友者、婚外同居的已婚者、极少的“自愿性”单身者,所剩的“弱势男人”也有1亿人左右。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是城市里的农民工,长期难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处于严重的性压抑状态,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边缘群体,并因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潜在”社会问题。
 
在看到男性成为受害者的同时,还要关注女性的安全问题。比如,在一些恶劣的性犯罪案件中,有罪犯曾经直言:“爽一把就死,无所谓了。”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没有认识到“强迫性行为”违法,而是“理性”地选择了这样一个结果。显然,在这种“自杀式”性犯罪案件中,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道义上的谴责已变得毫无意义。由此不难想象,当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不断增加时,中国女性的安全问题必然会变得更加严峻。
 
面对这一令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我们应如何进行审慎的思考?首先,即使全面二胎政策已经出台,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至少也将再维持20年。其次,伴随着现代婚姻观念与性别意识的觉醒,中国女性的择偶观念只会更加远离“女大当嫁”的传统,“剩女”的数量还将继续攀升。再次,虽然国内的“外国新娘”数量正在增加,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嫁到外国,彼此抵消,婚姻市场的“空间扩展”对中国男性择偶难度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受到人类文明进化规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妻多夫制”也没有实行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剩男”与“事实光棍”的生活处境难有实质性改善,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注定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假如非要“提出”某些应对策略的话,我能想到的唯一措施似乎就是“性交易的合法化”,可以预期:如此一来,一些性格懦弱的单身汉就可能“敢于”走出自我压抑,通过为社会所认可的方式来释放体内的“力比多”。
 
 
▌中国“两性关系”的转变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历史,中国“两性关系”经历了至少三次大调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载体的性别平等主义思潮;以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标志的女性解放思潮;以当前大量“独身现象”涌现为象征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如今,中国婚姻市场已经基本达到了的“自由化”目标。然而,当旧的性别不平等看似被打破的同时,针对于女性的旧的性别压迫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同时新的性别不平等也被建构了出来,在中国部分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抬升的同时,一部分男性的社会地位迅速下滑,引发了当下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问题。
 
毋庸置疑,伴随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主义思想的蔓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必将进一步得到提升,特别是在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婚姻市场”环境中,这种趋势会显得更加耀眼,由此,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将一去不复返;这也许是计划生育、改革开放等国家政策所带来的最显著社会后果之一。也必须承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生活自主,这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进步性。
 
然而,我还是想提出一些似乎不合时宜的警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但是当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又注定会带来负面后果,性别、婚姻同样如此。
 
当下的中国,女性依然被旧有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在家庭、职场生活中也常遭遇不公。同时,男性也在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它不仅会影响到“剩男”和“事实光棍”人群,也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造成不同形式的冲击,所以,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争取不要让它恶化为社会的“不能承受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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