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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被猥亵”

​作者:伊可

和好友谈起这段时间以来引爆舆论的性骚扰话题,我们都对受害者表示深切同情。她们被性骚扰(或性侵)时已经遭受了第一重伤害,如今她们鼓起勇气向舆论揭开伤口,仍旧要被公众以“完美受害人”的眼光审视,甚至被“荡妇羞辱”,这是第二重伤害。同情之余,我们对她们还有感激,感激她们的勇气,她们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也是想让更多女生免于伤害。

好友问我:“你说如果我们遇上这样的事,我们会有勇气说吗?”

“有吧。”我有些不假思索地说。

但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回答得是否太轻巧了一些?我真的有勇气吗?在中国,性骚扰是一个太复杂的议题,受害者的敌人不仅仅是施害者,还包括不对等的权力、民间社会落后陈旧的性观念、不健全的惩戒机制、鱼龙混杂的舆论生态等。她们要面对太多本不该她们去面对的,承受太多本不是她们该承受的。

如同新闻中的那些受害者,她们大都不是在被性骚扰当时向舆论公开,这是因为在高校,教师掌握着大量资源和话语权,反抗的风险太大,代价沉重;中国一向讲求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喜欢和和睦睦的表面和谐,一旦谁打破了这份和谐,反倒可能会被视为异类而被孤立;再如惩戒性骚扰的机制很不健全,当事人可能最后狐狸没逮到,反惹一身骚……这些都是“说”的压力和代价。因此,我们对沉默者应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但总需要有人说出,“说”又是必要的。这既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女性这一共同体权益的保护,只有揪出衣冠禽兽,才能避免下一个受害者的出现;只有越来越多的衣冠禽兽被揪出,才能真正形成震慑效应,激起更多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引起更多人对性骚扰、性侵害这一议题的关注。

因此,我也愿意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类似经历——我被猥亵过。这会儿发现笔名真是一个好东西,只有在它的掩护之下,我才敢于说出这些经历——我迄今仍未向人提及过。道理我都懂,但真正准备说出,还是太困难了。

我开始被猥亵,是在我四五岁,甚至更早的时候,而且不止一次。而对我进行猥亵的,是我的大伯。

自从我有记忆起,大伯就经常抱我,他平时很爱用他的胡渣扎我的脸,我很反感地哇哇叫,大伯反倒笑得更欢了。如果周边没有别的大人在时,大伯就会伸手触摸我的隐私部位。

那会儿我并没有什么自我保护意识,性教育对于一个贫困农村的贫困家庭来说,近乎天方夜谭,我仅仅懂得男女有别,以及隐私部位是“羞耻的”。但每当大伯进行侵犯时,我还是会用力挣扎,我会本能地感到不适。在我的反抗下,大伯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感到后怕的是,我虽然会反抗,但我并不知晓这个事情的恐怖,我并没有意识到大伯的举动是错误的。甚至大伯给我的感觉是,他很疼爱我,会给我糖果吃,会跟我玩。每一次猥亵完,大伯会把我放下,然后又恢复他平时和蔼可亲的模样,我依旧很乐意跟他待在一起。我根本不会想到要将这些事情告诉父母,在我的家庭教育中,隐私部位是连提都不能提的,一提到父母就会立即喝止。

大伯对我的猥亵持续了至少两年时间,我有印象的就有好几次。等我开始上小学时,我的羞耻意识愈发强烈——是的,是羞耻意识而不是自我保护意识,我开始觉得被男性搂抱亲脸颊触摸,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大伯的举动,不仅开始让我强烈地反感他,也让我强烈地反感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下贱”的,这一度让我非常非常难过。我不会再跟大伯单独在一起,他叫我时我会故意不搭理然后赶紧跑开。值得庆幸的是,我不会让妹妹单独跟大伯在一起,每次大伯要抱妹妹,我都会强行搂住妹妹,不让他有接触妹妹的机会。妹妹逃过一劫。

但恶魔永远有新的“猎物”。我大一些之后,还好几次看到大伯在逗大堂哥的女儿、他的孙女,大伯的手依旧不安分,再后来我还看到过一次,是他在逗堂姐的女儿、他的外孙女,跟对我的套路一模一样。这些猥亵发生时,地点都移到大伯的卧室,自家的孙女外孙女,抱到床上就显得“合情合理”。

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发生一些什么了,因此每次去大伯家看电视(小时候我家一直买不起电视,都是去大伯家看电视),我会格外留意大伯的举动。只是那时候我是胆怯的,对于堂侄女堂外甥女,我并没有像保护妹妹那样强烈和决绝,我只是假装在喊侄子的名字然后从大伯的卧室前跑过去,以期大伯会停止。我也从未提醒过堂嫂和堂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小女孩总会长大,她们会渐渐懂得一些什么,最终也懂得逃离。但是巨大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大伯的猥亵让我好多年一直对自己特别失望。初中时当有男生表达好感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我恐惧男生有任何想与我亲密的举动。而明明遇见大伯在猥亵堂侄女堂外甥女,我却没有当面阻止,这也让我内心总过意不去,对堂侄女堂外甥女我始终有一种愧疚之心。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才让我渐渐明白:这是大伯的错,我是受害者,我也努力做了我能做的,该有负罪感并不是我。

如今我们都已成年,而大伯也老了。他是否意识到他自己的罪恶?他是知道哪些是可做哪些是不可做的,但环境对他太有利了,他有恃无恐是因为他吃定了小女孩不懂什么,即便懂什么也不会说,即便说了也没有人信的。在农村性一直是一个羞耻的话题,有任何这方面的纠纷,息事宁人是最好的选择,一旦闹大,即便你是受害者,这也将成为你的丑闻,并成为村里人口中的流言。

事到如今,我并没有揭发大伯,我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比如他患了重疾是将死之人了等等,但说到底我没有勇气。我可以预见到结果,大伯并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而我却要面对无穷的压力,并将我的父母推到难堪的境地。我的勇气仅限于,以匿名的形式说出这一段经历,并期望大家能够从我的经历中吸取一些教训,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一个经验教训是,有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尽早给孩子必要的性教育,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但这一点大部分家长,做得远远不够。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留意甚至是警惕孩子身旁的熟人(不只是异性),认真对待孩子们的诉说。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2003年就发现,儿童性侵案件跟普通人想象不同,熟人居多,包括家庭成员、老师、熟悉的人,受害人通常没有受到暴力和胁迫。2013年,佟丽华再次为全国妇联出具统计报告,发现“作案人和受害者的基本特点都没有变化,熟人作案的比例依然在七成左右”。

而对此,很多家长依旧没有足够警觉。《三联生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谈到,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春风网”创始人隋双戈遇到很多家长,即使收到了孩子的求助,依然选择了忽略或拒绝相信。还有高档社区的居民告诉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存在。”但实际情况是,儿童性侵的发生会出现在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种家庭背景之下。

我也知道,以上两点并不够,这还需要整个社会有更完善更开明的性教育——让更多人懂得保护自己、让“说出”的人得到支持而非异样的眼光,也需要有更健全更严厉的惩戒性犯罪机制——让每一个犯罪者得到严惩。包括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性骚扰,也离不开这些(高校及职场性骚扰涉及权力问题,更复杂,很抱歉我无力展开)。否则一味寄托于个体的谨慎,也只是单条腿走路,并且会让许多人陷入一种步步惊心的恐惧中,在自我保护和过度自我保护中,失去对生存环境的信任。

只是,当社会机制存在诸多漏洞时,只能更多依赖于个体或家庭内部的“自救”。在中国,无论是做一名合格的家长,还是做一个免于伤害和恐惧的人,真的很累很难,但我们身在此时此地,明知道“自救”可能过犹不及,也别无他法。我只祈愿一切尽快改善起来,我及其他受害者所经历的噩梦般的经历,一定有人此刻在经历着,他们等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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