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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苗,还有哪些负面信息?

刘京京,生物医药学博士

山西省前两年曾经对自己的疫苗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表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合理用药探索》杂志上,全世界做学术搞科研的人应该都能看到。其中有一条,“120家县级疾控中心,其中47家未配备冷库”,“很多单位由于条件有限,无法配备专用的冷藏设备,只能用家用冰箱替代用之,由此引出的可导致质量风险比例占到了30%”。

从2010年山西疫苗风波,到2013年乙肝疫苗事件,再到2016年山东疫苗案,最后到今天的“疫苗之王”漩涡,几乎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关于疫苗的负面信息大爆炸。一位已经做了妈妈的朋友问我:每隔两三年就焦虑一次,心脏实在受不了啊,为什么总是管不好疫苗呢?

真要说,有三个问题先反问一下。


▌所有的负面信息你真的都已经知道了么?

谁都不会否认,像疫苗质量这类“生死攸关”的资讯,比明星八卦重要得多。奈何,今天老百姓接触明星八卦却是最容易的。食品药品质量信息,很多人既不知道在哪看,看了也未必对那些枯燥的数据产生什么兴趣。只有当这些信息以一种电影故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有利欲熏心的坏人,有遭遇悲惨的受害者,有关乎金钱的阴谋,有神秘出手的举报,才能吸引到足够的关注。

这倒是符合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捐钱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给可识别的病例个案捐款,但如果一个医院拿抽象的统计数据出来募款改善医疗设备,却往往少人问津,即使后者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人类在演化中形成的心理规律。

就拿这次的事件来说,国家药监局对长春长生的飞行检查结果7月15日就出现在网上了,吉林药监部门对长春长生的处罚决定书7月19日也上了网,但当时似乎并没有很多人在意。直到颇多“内幕故事”的《疫苗之王》在朋友圈流传,这事才“火爆”起来。

社交媒体没爆出来的信息,会不会实质上更严重?

举个例子。山西省前两年曾经对自己的疫苗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表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合理用药探索》杂志上,全世界做学术搞科研的人应该都能看到。其中有一条,“120家县级疾控中心,其中47家未配备冷库”,“很多单位由于条件有限,无法配备专用的冷藏设备,只能用家用冰箱替代用之,由此引出的可导致质量风险比例占到了30%”。

疫苗不能按照要求冷藏,可能保持效力,也可能失效。2010年的山西疫苗质量受到怀疑就是与此有关。如果按照最坏的情况假设,只是假设,山西省30%的疫苗失效,恐怕比25万支问题疫苗销往山东要严重得多。所以,山西省这篇报告的作者在文内坦言:疫苗质量管理存在较大漏洞······无法保证当地疫苗质量安全。

然而,这个更值得担忧的数字,似乎没有媒体报道,也很少有公众讨论。真讨论起来,恐怕大家心情更不好了。


▌我们对疫苗是否期待过高?

网上有人说:疫苗应该百分之百没有质量问题,孩子绝对不能有事。

可以理解这种心情。我也坚决支持:谁造成了质量问题,谁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客观地说,这种过高的期待,也是公众焦虑的成因之一。

为什么说这个期待过高?中国一年疫苗接种大约10亿剂次,这10亿剂疫苗从制造到打进人体内,中间经历无数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变动,都有可能影响疫苗的质量。以中国地域差异之大,城乡差异之大,再加上时隐时现的不法分子,要求疫苗百分之百不出问题,恐怕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做到的。疫苗安全也是个全球性问题,很多综合国力高于或接近中国的国家也发生过疫苗负面事件。例如日本2013年的宫颈癌疫苗风波,“世界药房”印度近年也曾有过疫苗召回。

其实,这种过高的期待也出现在其他医药领域。医生既然给看了病,就得给看好,怎么能有治不好或者不良反应这么一说呢?药厂既然发明出了疫苗,怎么会出现问题疫苗呢?人命关天,我们在这事情上绝不含糊。

是啊,客观规律归客观规律,事到临头,人的情感往往做不到如此理性坦然,受伤害的概率再小,真伤到自己或家人的身上也是天大的事儿。

所以,公共卫生其实并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它也是个情感问题。公众在情感上抵触疫苗,不去接种疫苗,就会影响整个传染病预防体系的效果。

一个可以考虑采用的缓和公众情绪的策略组合是:

A)对合格疫苗导致的异常反应,政府应该完善无过错补偿救济机制,帮企业分散风险,也让公众消除接种疫苗的后顾之忧。这个制度中国有,欧美也有各自不同的经验,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分析研究,似乎中国的制度还需要缝缝补补,例如:补偿金的来源不够稳定、各地区的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对异常反应的鉴定程序尚需完善等等。

B)对不合格的疫苗,信息透明、深入调查、依法审判、坚决处罚。如果对不合格的疫苗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反倒增加公众的疑惑。在大家的心目中,政府在这方面有时候底气不足。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暧昧”关系、时不时发生的跨省追捕,都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其实,媒体的深度调查和舆论监督,可以补政府之不足。2010年疫苗风波之涌起,与记者王克勤的调查报道很大的关系。

C)经常参与社会事务讨论及决策,熟悉不同议题的多元意见。当你知道本地社群的疫苗接种单位资金不足、设备落后、人员素质不高,又有机会参与财政预算和改革方案的讨论,你就会对不同领域的复杂与无奈有更多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的公民正是在社会民主实践讨论中历练出来的。越隔绝公民与实践讨论,群体心理就越不稳定,社会风险就越是难以控制。


▌监管疫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大多数人能做的,恐怕就是在出事之后转帖、评论了。

我自己的观察是,药品疫苗这个领域的监管属于“上层监管”,跟日用品有很大不同。食品的制作过程和要求,大家多少都有些经验,餐厅大厨不戴口罩,咱们一看就不答应。但药品疫苗都是高科技,普通百姓不懂,套个术语,叫做“信息不对称”。那就只好由专家来监管专家,政府负责从中组织,百姓负责翘首以盼了。至于专家够不够力,政府负不负责,百姓也不知情,只能靠想象。这一想象,过高的期待就出来了。中国岂能管不好小小一支疫苗?然而,现实无情,当因果不明的负面事件一次次呈现出来,当小道消息夹带着分配不公的怨气漫天飞舞,想象和期待顿时脆弱不堪,迅速就会转化为极度的不信任,焦虑也水涨船高。

但是我们也可以监督“监管者”。比如,这一次事件中有人爆出,一位当年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受到处分的官员,后来去管了疫苗。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这位官员和疫苗风波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但如果,大多数的公众觉得这个官员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就不应该再从事要职,我们可以持续性地向政府发出声音,要求政府改变人事安排,或者给出解释。

也许有人觉得:我们也想参与讨论和决策,但奈何无门啊。

这世上本没有门,推的人多了,也就有了门。美国当年的《平权法案》也是很多普通人一点一滴努力争取来的。国情可以有不同,但“天上不会凭白掉馅饼”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我们找不到那扇门,还是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事比“开门”更重要。那至少,有人努力尝试去开门的时候,我们不要沉默,给他们一些支持,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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