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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事件之后,不应止于道德谴责

陆续又有性侵、性骚扰事件爆出,其中如雷闯、冯永锋已经公开发表声明承认所犯事实,他们和“公益”有很强的联系,在公益领域中还颇具名声。

人们普遍对“从事公益”的人有更高的道德期待,认为如果一个人关注正义、倡导公平、反对歧视,那么他也应该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平。但现实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他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直接关联,自律之外,道德还需要外部的压力予以规诫,比如行业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准则。

由于权力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父权思维等因素,社会上普遍存在性骚扰现象。从2017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被性侵事件爆出,到后来的北航、北大、中大……中国高校曾爆出数起涉及教师的性骚扰、性侵事件,有教师被停职、处分、解聘,也有“冷处理”之后的不了了之。

曾经被抱以最高期待的莫过于建立起一套防性骚扰机制(包括预防教育、举报途径、受害人保护与支持、惩处措施等),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联名、倡导中,这套机制并没有在中国的高校建立起来。横扫欧美的“#MeToo”波及到中国,撞在了一条漫长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些人推动着潮水想让它再往前一些,结果只看到它精疲力竭地退了下来,无法逾越。

2017年10月,美国明星Alyssa Milano在社交网络上说:“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的状态,那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后,“#MeToo”成为反性骚扰的标签,从娱乐界蔓延到学术界、政界……也从北美扩散到欧亚各地。

在“#MeToo”的推动下,一些地方开始着手建立防性骚扰机制,一些已经有基础的地区则开始优化举报、处理流程。从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娱乐界开始,加上广泛的舆论、社运基础,“#MeToo”正在反性骚扰、性侵和推动性别平等诸多方面带来改变。

在中国,部分性骚扰、性侵的受害者和希望建立起一套保护机制的倡导者们总是碰壁,他们在高校空间里没有看到满意的进展,在商业领域也总是力不从心,政界更不必说。终于,这场吃力的倡导退到了公益领域,它受行政和资本权力的影响更弱一些,一个个拥有独立意志的公益机构同时也有更灵活的自主权力。

相较其他,公益领域的影响力可能更弱一些,但其中本来就有倡导性别平等的机构,它们在之前高校的活动中已经积累了具体的经验。而且公益组织更容易通过已有的章程、规则来增补关于防性骚扰、性侵的机制,进而保护自己的雇员。

如果一个个公益组织能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防性骚扰机制,这样的共识能在整个行业中慢慢形成,那么就会有更成熟、可操作的方案可以推及到其他领域,比如商业公司、学校。这样,就不止是事后的追责和惩处,而可以从源头上或者受害之初就形成保护,避免伤害和二次伤害。

绿芽基金会已经推出了《反性骚扰机制》的草案,内容包括从员工入职阶段开始培养反性骚扰意识;当员工遭受性骚扰后组建响应小组并构建友好的环境;骚扰事件确认属实之后即时惩处。南都基金会的一名雇员是性骚扰事件的受害人,事件发生后,基金会在和受害人沟通一致后做了处理和反思,并且会进一步支持和资助公益行业反性骚扰与性别意识提升及机制建设的项目。

性骚扰和性侵事件总是令人愤怒,尤其当那些过去的“道德偶像”突然之间崩塌时。但是愤怒之后,更重要的是关注一整套防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并付之行动。如果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道德谴责上的话,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就会失焦。如果愤怒和教训可以解决未来更普遍、整体的问题,那么这次,从公益行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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