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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焦虑、生活重负,与正当化的“啃老” | 八九零来到草坪 04

主持人:罗东
 
大致自2017年以来,国内媒体出现了一批报道零零后CEO的文章,推崇创业的年轻化,但其实受到了一些争议,包括被质疑创业故事的真实性。而前不久,还有一篇写八零后企业家的文章,以摩拜创始人的成功故事高调宣扬:你正在被你的同辈人抛弃。有人举例反驳说,溥仪不到三岁登基帝位,把同辈人甩得远远的。
 
如果说,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那么,通过青春膜拜制造焦虑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美国金融危机10周年,而5月也是高校毕业季,求职也差不多结束。我在这样的语境下请来六位嘉宾来讨论工作。两位八零后和一位九零后已经工作,从事的是教育、媒体和公益行业,而另外九零后在读博,两位零零后在上高中。
 
按理说,我们要谈“工作”应该请各行各业的嘉宾,但一则任何行业的嘉宾都无法穷尽行业,二则正如在第一期发出的时候就已说明的基本交谈方法论,嘉宾不是代表ta的年代或同辈人,而是呈现和理解年代如何在ta本人身上留下了痕迹。
 
我感谢嘉宾们的真诚思考和交谈。教育、媒体和公益,都属于公共服务行业,收入不高,而工作需要他们保持思考,甚至还要遇到价值冲突,产生生存与精神焦虑。中国近年经济与社会之变化,在他们的冲突层面尤其可见一斑。
 
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基本是中国市场化之后成长起来的,与父母辈的工作观显然不一样。“没有什么是稳定的”,干得不开心“说走就走”,毕生、甚至同一时间都可能从事多种工作。只是时过境迁,我们在最后谈到的“啃老”一词,从十年前到今天,已经由曾经的贬义变得正当。我自己无条件啃老,也不是要评说“啃老”的褒贬,而是认为它背后的社会评价已变。既说明人们比以往更包容了,啃不啃老,不受他人评判,但同时亦说明一些社会经济环境是真的变了。
▌工作焦虑:基本生存的,价值冲突的
 
罗东:
 
你们中其实只有一半的已经工作,两位八零后,还九零后的袁满。你们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现在的吗?
 
张天潘:
 
我的第一份工作难说是否满意。第一份工作是从比较低端的媒体开始,但无论如何,它也是我的媒体履历的第一步,只是一个通向更高位置的一个台阶吧。所以,我觉得自己是走对了,只是起步是坎坷了一些。
 
在工作之前,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对后来者有一些启发。进入大学以后,我对人生的规划非常清晰,包括对职业的规划,所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各种招聘会等等。我都是提前实现就业,在同学们还在学校,我就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等到同学们,在写简历、赶各种招聘会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工作一两年了。
 
梁捷:
 
我基本没有离开学校,有时候在学校里也有收入,很难说是工作还是在学习。当然从读研究生开始,一直给很多媒体写稿,所以有一些稿费收入,基本可以维持生活,就一直混到今天。
 
因为读书乃至于有的工作期间,收入来源都是写文章,和一些自由职业者的情况比较接近,周围也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所以我还算明白有工作、没工作、不用工作、自由职业、在家炒股票、在家开淘宝店等状态的差别。
 
袁满:
 
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现在的。我是2015年的毕业生,当年3月投了一波实习简历之后,最先接到现在工作单位的面试通知,开始实习。
 
当时只是想把学校要求的实习报告搞定。后来发现既可以了解很多在一线深耕的公益组织,又能够接触在背后支持的各种基金会,这个崭新的领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签了人生第一份劳动合同,待到现在。
 
罗东:
 
张老师和梁老师开始工作的时间,应该是和2008年金融危机差不多,对当时大家谈得很多的就业冲击还有没有印象?
 
张天潘:
 
当时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刚好我们毕业的那几年大学生都是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所以就业是特别难的。我很多同学是在毕业一年之后才找到工作,甚至有的找不到工作,被逼着去考研。我当初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很早就开始准备,避免自己成为找不到工作的群体之一。
 
梁捷:
 
简单说一句教科书内容。失业者是指,没有工作、但正在努力找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在家准备考研,出国,炒股票,开网店,做直播的人都不能算。最近参加研究生面试,发现考研成功的人都是在家里不工作、专心考研,一年考不上两年,两年考不上三年,所以这些都不算失业者。
 
张天潘:
 
不过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影响相对还好,因为很快就有4万亿的刺激了。
 
梁捷:
 
金融危机影响的是高端投行、金融业的工作,在那些领域工作的年轻人比例很低的。真正影响大家就业的是学校、专业、自我观念以及公务员、房地产、互联网等几个行业的变化吧。
 
罗东:
 
在我直观印象中对一般制造业影响也很大。零八年,我在四川县城读高二,明显感觉到身边许多外出务工的,从工厂、服务业退出。有的到工资更高的建筑行业去了。当然,当时还有另一个背景是跨国企业的制造产业已开始向东南亚转移。
 
梁捷:
 
不好意思我说得多一点,因为是专业内容。农民工的工作,也要从几方面来看。一个是,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工作?比如每月收入3k,餐馆累死累活洗盘子。比如前一阵说的扫大街。农民工能不能去开滴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些工作,即使小城市、农村的年轻人现在也不一定愿意做这种工作。
 
罗东:
 
转换一下问题,你们三位从事的,其实都是带有公益服务性质的工作,教育、媒体、公益,从事这些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甚至是价值观碰撞,而这些会直接影响你们的工作。你们觉得自己的焦虑会更大吗?
 
袁满:
 
我最开始的焦虑来自于言论环境的收窄,从我上大学,到进入工作,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工作之后,我发现言论环境基本上直接影响到我自己的工作,我有时候会感觉很痛苦,那种“为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个人可能最黄金的时间段里,要遭遇这样的倒退”的痛苦。
 
张天潘:
 
我现在已经不会为在媒体行业的各种价值观的冲突矛盾而焦虑了,因为这已经彻底被摆平了,或者说价值观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所以我焦虑的是下一步要离开媒体行业后要走向哪里。我现在正处于职业焦虑感很强的一个时间点上。
 
现在对于我来说,人生已经在奔向四十而不惑的年纪,所以这个转折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继续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还是说寻找另外一个领域?而且寻找什么样的领域?这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一旦走不好的话,可能未来的人生之路,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否是一个向前向上的一步,还是说原地踏步,或者说走向下坡路,这都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让我很焦虑的事情,但职业生涯不变又不行了。
 
袁满:
 
另一个焦虑来自于工作本身对我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非常琐碎,占据了我很多时间,我不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填补工作对我带来的消耗(比如玩游戏、看电影放松,或者看书补充知识储备)。
 
那段时间里,我感觉自己非常痛苦,我在工作上不再像之前那样关注一些细节,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不再像过去那样认真。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同理心”很强的人,但是当我在整理录音,录音里的人在用方言陈述自己的遭遇时,我会因为方言过于生僻,听不懂,而独自发火。支撑我做完这些工作的动力不再是我对事情本身的热情,而是工作的惯性。
 
梁捷:
 
至于个人的焦虑,当然有很多工作上的压力,但早已不为价值观的事焦虑了。大家说的价值观沦丧,公司里各种丑闻,大学里各种丑闻,我都同意,也早就知道个人无能为力,只能做自己想做的、能做的、符合自己道德和价值观的工作。
 
▌年龄与焦虑:奔四的焦虑,与还没有到“特别焦虑的年龄段” 
 
罗东:
 
我是16年硕士毕业工作的,至于职业焦虑,我刚开始还没有,甚至觉得还ok满是希望,但是今年起就真的有焦虑了,越来越强烈。原因之一是,我就觉得28岁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门槛,不做出什么改变就是失败。你们工作后,有没有特别焦虑的一个年龄阶段?
 
张天潘:
 
进入《南方都市报》工作之前,我是比较焦虑的,那个时候焦虑的是自己没有找到一个精准的平台,自己能够长远的发展,那一年也是二十七八岁吧,马上就奔三了。其实那时候是焦虑,就跟现在的罗东的焦虑是有点类似的,更多是职业方面的。
 
那现在是第二个焦虑,就是人生的35岁,马上就奔四的时候,尤其是成家有了小孩之后,这种焦虑可能更原来是更不一样的,更多的出发点是,为了家庭的长远发展,所以这个时候的焦虑是如何找一个能够赚钱的好的工作,就与人生发展和价值观等等,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关联了。
 
梁捷:
 
焦虑感,取决于你选取的参照系。我觉得这是我本科时就想清楚的问题。说到底,要看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你要跟王思聪比谁更有钱,那恐怕得一直焦虑。
 
我读点书,写点文章,甚至不太理会同代人的情况。要比就应该跟柏拉图比啊,跟康德比啊,跟海德格尔比吧,肯定比不过吧,能有一点可比性就不错了,所以就一点不焦虑了。
 
袁满:
 
我特别焦虑的年龄段可能还没到,我现在还跟家里说“玩几年再回家”“玩几年再催我结婚”。我现在觉得工作还像玩一样,是有趣的,可能焦虑才刚刚开始,这种焦虑也很琐碎,直接来自大环境的我难以克服,直接来自个人的我可以慢慢调整。可能真的“再玩几年”,当焦虑直接来自家庭、社会的时候,我才会进入那个年龄段,我自己也不清楚。
 
罗东:
 
我记得吴泊静在第二期说九零后是真正悲催的,我举双手赞同,但现在好奇的是,你现在还在学校并未工作,怎么也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是你自己体会出来的,还是从网上看到大家谈九零后焦虑然后“感同身受”?
 
吴泊静:
 
我焦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博一,硕士前觉得拿个硕士学位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花爸妈的钱也没什么负担。博一开始,我国内的同学也陆续工作了,听着那些刚毕业就年薪几十万的互联网er聊工作,不光是收入上让我有落差感,他们显然在吸收营养有了新的成长,而我仿佛还在原地不知未来在何处。
 
红桃皇后说“我们要努力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在我想明白自己学业和就业的关系前,我就是在深深的迷茫和焦虑里的。年轻时候推翻重来的成本很低,渐渐成熟后面对抉择就不敢也不舍得推翻重来。所以上次说渐渐渐渐有了体会。
 
罗东:
 
刚看到“刚毕业就年薪几十万的互联网er”这句话,比你更焦虑的恐怕是已经工作的九零后。这里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事,就是全国各省份或各城市的“平均工资”。我一直很好奇,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跟实际的有没有差距?
 
吴泊静:
 
哈哈我跟你说个题外的笑话好了。我们有几个程序员同学,确实出来就薪水很高,但似乎也只有互联网行业才这样。他们自嘲自己是最适婚的,因为刚毕业工资就很高,工作40岁就差不多可以让妻儿继承遗产了。当然,这是自嘲他们辛苦和付出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哈。希望不要冒犯了别的互联网er。
 
梁捷:
 
我觉得平均工资意义不大。不同省份当然会有差距,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会有差距。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参照系,学校、专业、周围小环境等。如果你是做法律的,你不会关心蓝领工人的收入。
 
▌热爱与赚钱的冲突:“奴隶制从未消失,它只是变成8小时了” 
 
张天潘:
 
作为过来人,感觉在喜欢的和赚钱两个之间其实一直是矛盾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能刚好找到自己又喜欢的又能赚钱的工作,时间久了,最后都会变成为了赚钱,后面就慢慢不喜欢了。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工作着,更多是源于你的岗位职责以及为收入考虑等等外在的因素,与喜欢不喜欢,可能关联不是太大。等到哪天是厌恶了,就会想办法寻找别的工作,换一种工作方式。
 
梁捷:
 
有一些人选择,上下班分开。上班做也许很无聊的工作,下班做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卡夫卡那样的人。但这很难,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制力、都能做到的。也有些人,选择自己不那么讨厌的工作,尝试在工作中调和。但也有些人会建议,不要工作。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但也未尝不可,如果个人对自己某一方面天赋有足够信心,认为可以把它做到极致的话,那它一定能带来收入。对于这种人,我也会建议,不要工作。
 
张天潘:
 
所以青年时努力赚钱,以后就可以不用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没有多少有资本可以任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现在很文艺的去大理、丽江开民宿,也至少需要几百万启动资金。
 
吴泊静:
 
这很符合我们说的“苦尽甘来”,90后开始大概是从小太幸福了,不太能接受苦的一面,但这是成长的必然过程。这点也是我在硕士后很久才调试过来的。可能在别人看来很简单,但过程中我真的觉得好艰难。这是我这代被父母惯着长大“受害”的一点吧。记得小时候社会媒体总说独生子女是小皇帝小公主,但总有到头的一天。我们觉得轻松的时候,其实一直是父母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罗东:
 
做人类学研究的项飙提出过一个“工作洞”说法,他的大意是,人们工作就像跳进一个洞里,咬牙忍受几年工作,期待着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因为他们相信,幸福将开始在自己从洞里爬出来的那一刻,那时就有足够资本做自己乐于做的事,或单纯地享受挥霍。
 
张天潘:
 
不过估计大部分人的一生都跳不出来这个工作洞吧。
 
吴泊静:
 
西班牙有句俗语,奴隶制从未消失,它只是变成8小时了。
 
罗东:
 
西班牙的这个说法,跟国内网上流行的一个说法很有趣。我不记得原文,但大意就是,现在从事互联网工作,变成白领,自以为是上升了,其实跟当年父母辈的蓝领工作师一样的,只是社会就业结构变了,从前的技术员变成了现在的程序员。
 
袁满: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办公室的白领们自以为自己的表现优于自己的父母,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误会而已。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哼哧哼哧做PPT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张天潘:
 
确实如此,无论什么时代,很多社会结构上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我也觉得我现在写稿和我做木工的父亲一样,靠的也是手艺活吃饭,而且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
 
梁捷:
 
同时我也想提醒大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也是生活的需要,不完全只是痛苦付出。没工作经验的人可能不觉得。我认识很多朋友,工作时候抱怨没时间做自己的事,比如写小说。真的下决心,辞职了,准备在家待几年写小说。待两个月就待不下去了,无比惶恐,赶紧又去找个工作,有一点约束,才能在空余做自己想做的事。马克思预测过,劳动也是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我见过不少工作不顺心,辞职后就没找到合适的,在家打游戏,陷入抑郁,跟人交往也存在困难的年轻人,比例并不低。网上讨论的深圳的“三和大神”也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工作虽然有时很痛苦,但很多时候也是必要的。
 
罗东:
 
从“工作洞”到西拔牙谚语,再到网上的那一句流行话,我感觉“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的职业变化”其实还很有意思。如果回到二十世纪以前,已经工作的三位嘉宾,对于你们现在的工作,你想象在当时会是什么样?
 
张天潘:
 
20世纪,那也就意味着是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其实媒体和现在比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基本上媒体都是在体制内,因为那个时候都市报相对来说还没有发展起来,它更接近于现代的事业单位,是有编制的那种,相对来说是稳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而且尤其是在很多地方报纸,社会地位较高,而且相对来说各种收入也是不错的,是很多人比较羡慕的一份工作。因为越接近市场经济的职业,它是越有更多的不稳定性,在2000年以前媒体行业离市场经济还是比较远的。
 
袁满:
 
回到二十世纪以前,我现在这个类型的工作还很少,当时的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多,我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个领域。
 
梁捷:
 
大学教师变化不是很大,还是这样的大学,这样的工作。有些内在变化,就是理想主义变少了,更主要工作是科研写论文而非教书育人了。总体来说是一个与社会脱节的工作。
 
▌零零后的工作愿景:“好的工作是不把人当作工具的工作”
 
罗东:
 
我们第一期交谈内容刊登出来后,有读者认为我们两位零零后嘉宾“精英化”,都来自广东,都来自城市,认为你们不能代表更普遍的零零后。但同时,我的许多朋友都感叹现在的零零后怎么思考力这么强。我很好奇,你们觉得自己是精英化的吗?你们会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
 
苏岩:
 
“精英化”与否真不好说,毕竟我们的视野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所处社会阶层局限的,但我知道,昭阳与我的生活环境大致相同,确实代表不到我国00后中的大多数。
 
刘昭阳:
 
不会。如何定义精英呢?如果是经济上的精英,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以上,那都是父母赐予的身份吧,顶多算是经济精英的第二代(改革开放后民间暴富的人大都是白手起家)。政治上的精英呢?未成年还没有参政的权利。思想上的精英?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已,顶多只能说是追求并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远远谈不上思想精英的程度。
 
有精英也就必然有草根吧。谁是草根呢?谁是我们同龄的草根呢?农民的孩子?那些天天玩王者荣耀的青年朋友们?钱理群说的还没醒来的青年人?但我的确想成为精英,但比成为精英更迫切更重要的,应该是成为公民吧。
 
罗东:
 
苏岩和昭阳的成长环境,与绝大多数的零零后是不一样的。我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昭阳的反思和批判思维已经说明你思考的问题,跟同龄人有点不一样。你给我的个人介绍里说自己是一个怪人,你这个怪人有想过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吗?包括苏岩,你呢,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你喜欢的?
 
苏岩:
 
前段时间学校习作课刚好以“斜杠青年”为材料。“斜杠”代表对可能性,对自由的向往。
 
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不能接受辗转于不同领域所带来的不安定感,怕在各行各业浅尝辄止以至于前功尽弃,所以以后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一个能使我稳定提升自己的工作。话说回来,最后成功的“斜杠青年”想必也是那些懂得权衡各项工作,并且特别能吃苦的能人。我觉得这有点“幸存者偏差”的意思,想必有更多“斜杠青年”的创业路早已石沉大海了。或许也是因为面对多项职业与身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缘故。
 
刘昭阳:
 
我觉得好的工作是不把人当作工具的工作。譬如那些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工作,机器人也能够替代,那样的工作于我而言就是无意义的,甚至是贬损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因为它把拥有独立意志的人矮化成为了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它在工作中的作用是可替代的,ta并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具性的人,我觉得这种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力与行动力,根本上是蔑视人,毁灭人的。
 
我觉得真正好的工作应该是创造性的工作,是兴趣驱动型的工作,而非被强迫被抛的工作。我心目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无外乎是艺术家了(如果艺术家算是一种工作)。当然了,还有其他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工作可供选择,譬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所阐释的几个荒诞人的角色,创作者(艺术家或知识人),演员……当然了我说的可能过于理想化了,没办法嘛,我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理想主义青年!
 
罗东:
 
但是昭阳,最终真正能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从来都只是极少数人。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首先就是生存,而为了生存,工作甚至是痛苦的、只是机械地重复体力或一定技术性的动作。如果现在说你的想法,其实已经有点“精英”,你会同意吗?
 
刘昭阳:
 
理想主义一定是精英的专利吗?我看可不一定吧,批判与反思精神也不只是精英的专利。我承认,我的思想要比许多同龄人要成熟,但这不意味着我已经成为精英了呀。精英与草根毕竟也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概念。如果说我的想法已经有点“精英”,那么似乎就意味着我的理想主义气质是精英专属的,但并不是呀。草根也可以有理想主义的权利!
 
因此,我觉得我只能说自己的想法是理想主义的,超越一般同龄人的,却不认同说我的想法已经有点“精英”了。
 
在我的词典里,精英是分语境呈现其褒贬的。譬如当我们说精英压榨草根,忽视民意,自视甚高的时候,精英就是贬义词了。又当我们说社会精英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时候起了中流砥柱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时候,精英又是一个褒义词了。我拒绝自我认同为精英,或许也有出于对精英作为一个贬义词的时候的避讳的考虑吧。
 
苏岩:
 
和大家说说,不知道是不是受高考这一特殊时期的影响,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以后当一个高中老师的可行性……理想中的职业如果无法维持生存,也是一件令人难以抉择的事。如写作等可以与正常工作兼而有之,但是如基础教育这样稳定、工作量大、低薪的工作只靠情怀撑着怕不够啊。
 
家里人说不用想那么多,他们能一直援助我,可啃老总啃不到天荒地老啊,生活的重担迟早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总是想着以后要从事一个薪水丰厚的职业,才能对得起现在的父母在自己身上花掉的钱,才能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压力好像就越来越大了。对于以后的工作,好像总有各种各样无法忽略的客观因素会干扰到我的选择。
 
罗东:
 
苏岩有想过做一个自由的作家吗?
 
苏岩:
 
回东哥,从小到大一直在想呀,还特别想当个吟游诗人。大概饱暖思淫欲,一会儿渴望激情与浪漫,一会儿又渴望稳定和安逸。可是最后我认为自己还是会倾向于选择一个规律稳定的工作吧。
 
如果毕业之后回父母所在的城市工作,住父母富余的房子,就可以省去攒钱买房的困扰,当然也是“啃老”。“啃老”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道德与否的判定标准?
 
▌时过境迁:大城市房子高压,与变得正当的“啃老”
 
罗东:
 
刚才苏岩说到“啃老”。这个词当年首先是指八零后的,道德评判的味道还比较重。现在,尤其是房子成为一个问题后,啃老的意思反而变了。我的感觉是,到了近些年,啃老至少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完全贬义的词。反而是我们这些不能啃老的羡慕那些啃老的人。张老师还记不记得当年大家是怎么评判啃老的?
 
张天潘:
 
当时的主流的评论,都是认为啃老是没有本事的体现,青年应该靠自己的奋斗。一套房掏空了父母乃至爷爷奶奶辈的养老钱,于心何忍。
 
现在呢,前不久著名的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鼓励大家“六个口袋买房”:小夫妻俩上面的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父母算一个钱包,爷爷奶奶一个钱包,姥姥姥爷一个钱包,爱人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父母,这六个钱包凑在一块儿能够帮着支付首付的话,建议还是买房子的好。
 
梁捷:
 
我觉得即使啃老也无所谓,不一定是很坏的事。生在大城市,高考比小县城容易,父母有点积蓄可以给你买房,可以供你留学,这是否就是“原罪”?很多重要的艺术家,文学家,比如李安这样的,所做工作不一定有直接的社会价值,得不到承认,但总要生活。有金主包养,有朋友支持,有父母支持,我觉得也都是一种选择。重要的是自己来评估独立性,评估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
 
袁满:
 
我反倒觉得如果非要给“啃老”以道德判断的话,要看被啃的父母的意愿和实际能力,如果父母很痛苦,但又不得不继续养育自己的子女,子女的生活、工作又很消极,或者欲求过于超过家庭现实,子女可能就要承受道德判断的压力了。
 
梁捷:
 
想想中国人和房子,婚姻,孩子这些问题很紧密地绑在一起,所以工作选择余地很小。而很多外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那么强的执念,所以工作就变得很自由。我也希望年轻人能更多地追求自由。
 
吴泊静:
 
房子婚姻孩子这些,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社会有更深的宗族影响。也没办法完全自由。
 
罗东:
 
宗族倒不一定,只是有的地方宗族影响比较大,比如福建广东山东。家庭的影响是普遍的,除非家庭作为一种生活制度消亡。
 
吴泊静:
 
就……父母亲戚都觉得买房才能结婚,孩子一定要上重点,婚礼一定要摆多少桌……我们年轻人思想再先进,再觉得这些事无足轻重,仿佛也争斗得没什么意义。对大多数人来说,当所有我们在乎的人都坚持某个观念是错的,即便我们内心知道它很对,是否还有坚持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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