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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衰退,是因为家长和老师相互推卸责任?

作者:方程煜
 
我身边不少初为人师的朋友常向我抱怨,一些家长疏于对孩子的管教,把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和老师。但同时,老师认为家庭教育同样重要,也把对学生的教育寄望于家长的身上。
 
我曾在一所农村小学蹲点调查,在那里,家长与老师的观念有所冲突,时而发生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这也让我对当下乡村教育的衰退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留守”成为常态的乡村学校
 
落雁小学位于长江中下游,由于临近江浙沪地区,当地不少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以提高家庭收入,学校里留守儿童占大多数,还专门开设了留守儿童心理咨询室。但心理咨询室更像是学校应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形式手段,其并未真正被纳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去。
 
有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均外出打工,他们便由祖父母照管。或是孩子的父亲去城市打工,母亲留在家中陪读。另外有的父母虽然留在了孩子身边,但他们对子女读书少有上心,沉浸于落雁村露水老街的棋牌室里。留守成了一种在乡村里弥漫开去的“自然状态”,也仿佛成了家长让渡教育责任的推手。
 
▌家长眼里被“剩下”的老师们
 
撤点并校后,落雁小学是村里唯一一所完全小学,师资力量并不尽如人意,代课教师和老教师占比高,乡镇教师严重缺编,教师流动性大,年龄结构也并不平衡。26名教职工中,即将退休的教师以及退休返聘的教师有9人;30至50岁的中坚师资队伍有12人;30岁以下、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有7人,除日常的教学工作外,他们往往还身兼数职,承担部分教务管理工作。在很多家长看来,这些留在乡村的教师是被选拔机制筛选过后“剩下”的。
 
有老师还曾听家长说,“现在学校剩下来的老师都是没用的”。
 
2017年10月,在六年级的家长会上,面对家长这样的评价,语文老师赵里森表达了他的态度:
 
“农村的孩子不缺时间和空间,缺的是有能力的专业教师的指导。现在有很多家长说,优秀的老师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没用的。我承认我留下来了,我舍不得这个教室,我也很喜欢这块地方,所以我留下来了。很遗憾,我没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学好,有些(学生)没有教好没办法,还有些是因为家庭原因,真的很遗憾。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和家长叨唠,但是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如果真的遇到很优秀的教师,他可能会把所有的学生教得很好,在这里,我没办法,我也很抱歉。很抱歉,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
 
▌教师不满“没品”的家长   
 
每年开学的第一个月,落雁小学的学生多有变动,生源向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区流动。上三年级的芮辰家境不错,家在县城有房,早有去城里读书的计划。在落雁小学读书的这段时间,芮辰一直暂由外婆照看。我问她为何转学去县城读书,她答道:“我妈妈说这个学校快不行了。”
 
芮辰转学的事情,作为班主任的赵嫣老师并不知晓,她后知后觉,芮辰在校的最后一天给她带来的苹果原来是告别的礼物。
 
老师们对这类不合人情世故的事情有些气恼,有老师说:“有些家长不拿老师当回事,不晓得和老师打个招呼。以后(家长)怎么教育小孩子?小孩子也会拿家长不当回事。”
 
不过,即使老师们对家长多有怨言,也会尽量避免与家长产生正面的冲突,并且线上通知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双方直接对抗的可能。
 
日常教学过程中,老师们会在黑板上写明作业要求,但是学生常常因为不用心或其他各种“奇怪的”理由而忘记作业。为了方便家长督促孩子学习,每天老师都会把作业安排发布在线上班群里,这是家长和老师相对直接的互动平台,但也往往是最容易因为局限于文字交流而产生猜忌和怀疑,从而引发更多潜在“矛盾”的地方。
 
某次,有家长在群里抱怨“作业多”,引起了老师的不理解甚至愤怒。老师认为家长的不明事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于“情”,家长对作业提意见,是对孩子的“蛮不讲理的心疼”,是对老师的不信任;于“理”,家庭作业是课堂教学内容的一个环节,无论从老师完成课堂教学任务,还是学生学习习惯养成来看,家庭作业都是教师权威的延伸,代表老师在教学上的尽责和对学生课外生活的督促,家长应该支持和协助,而不是借“作业多”来挑起事端。
 
由家长“缺乏素质”引起的“不爽”常在办公室的闲谈中得以“消化”。在我和老师们的聊天中,时常听到他们用“傻”或者“孬”来形容学生,但这种评判最终都会落到家长没有素质这一终极结论上。
 
“你家长都不管,我老师管多了又来找麻烦”,教师认为,学校虽然传授知识,也包含了德育的部分,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有研究表明,父母和同伴对学生学业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十分重要,甚至超过了教师的教导。 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家教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还在于家长和老师交涉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示范意义,家长对老师的交涉方式间接影响着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的态度。
 
▌观念错位下的乡村教育
 
在落雁小学里,家长和老师的紧张关系源于双方在观念上的错位,针对同一问题,都倾向于寻找对方的责任,而很少反思自身。家长和老师尽管都希望能教育好孩子,但是牵涉到利益问题时,双方的关系又会愈发紧张。这样的矛盾让学校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知识教育和情感教育结合的场所,相互推脱责任的后果最终将由孩子来承担。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所听闻的教师反馈往往伴随了消极策略,老师若和家长“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们认为“做多则错”,事不能做满、话不能多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家长抓住了把柄而通报上级。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早已失去了约束,家长和教师渐渐转变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关系。
 
但同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仍然有一定的权威,尤其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状况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对孩子的评判也常常连带着对家长的问责。不过也应看到,教师与家长对学生学有所成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期待,这也成为维系正常教学活动的矛盾的张力。
 
在家长这一边,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的同时,“权利”也在逐渐被滥用成“扭曲的自由”——权利最终演变成了教育选择和监控的权力,却隐没了作为家长的责任。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政策要求虽然强硬,却是以一种委身的姿态在施行。除了可以选择孩子在何处接受教育、有权监督学校教学活动,当与教师产生矛盾时,家长还可以借助上一级教育主管部门向教师施压,而教师在此类事件中,很少以个体身份直面与家长的冲突,而更多地是由学校管理层出面调解。
 
在一些家长甚至孩子自己的眼中,读书并非唯一的选择,“远方”的城市有时还包含了改变命运的浪漫想象。他们不重视教育,把基础教育当做完成国家规定的权宜之计,寄望甚至要求学校全权负责。他们相信城市总会为体力劳动开一扇门,这一退路无疑也可能再次将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自己,固化在自己所身处的社会阶层里。
 
*文中地点和人名经技术处理,皆为化名。原标题《谁为乡村教育的衰微埋单?——对G省落雁小学的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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