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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年,防灾减灾教育如何开展?

文 | 南都观察
 
地理位置、建筑设计及质量、撤离方案、日常演习、自救互救……有太多环节和因素影响着自然灾害对生命的威胁。完整的灾难救援及其预防体系应该包括防灾减灾、灾后紧急应对和灾后社区重建。首当其冲的“防灾减灾”即需要在平时倡导民众居安思危,预防灾难,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通过自救和互救减低危害。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在与北川县相邻的安县,桑枣中学全校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在1分36秒的时间里从不同教学楼的不同教室中冲到操场,并以班级为组织站好,无一伤亡。⁠
 
从2005年开始,该校校长叶志平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从每个班的疏散路线、楼梯的使用、不同楼层学生的撤离速度,到操场上的站立位置等,都事先固定好,以求快而不乱,井然有序。
 
同在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彭州白鹿九年制学校,学生们从教学楼中陆续逃到操场,郭强主任拿着喊话器在操场四周奔跑:“不要靠近大树,注意老树丫断裂,不要靠近建筑物,往足球场中央聚!各班班主任马上上报学校人数清单!……”⁠
 
就在学生们疏散集合的过程中,地震前一年刚刚落成的小学部教学楼被强震整体提升了两米多,⁠破裂的地面上抬起一面两米多高的斜坡。⁠
 
 
据新华网,早在地震十年前,任校领导后的叶志平发现桑枣中学的一栋教学楼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便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楼板缝中灌注了混凝土。1999年,他又将教学楼的22根承重柱子从37厘米的直径加粗至50厘米,“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地震前一年,白鹿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也刚经过一次加固维修。⁠
 
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在震后第9天的一个内部会议上通报称,⁠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并有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次年五月,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涂文涛说,⁠经过学校和教育部门核对,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这一数字的源自遇难学生家庭申请国家抚慰金和社会救助金的人数统计的,“是负责的、可信的”。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引述从四川省建设厅获得的数字,称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近200万平方米。⁠互联网上一份“汶川大地震中倒塌学校列表”⁠则显示,汶川地震期间教学楼发生倒塌的学校(以校区为单位,同一学校的两个校区计数为“2”)至少45所。
 
 
四川省教育厅在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和评估后,将倒塌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地震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如此强烈的地震。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集体伤亡人数比较多。三、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这些走廊、楼梯相对来说是建筑比较薄弱的,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四、四川省倒塌的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这也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五、学校的建筑在抗震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设计方面的先天性缺陷。
 
▌“防灾减灾”的这十年
 
地理位置、建筑设计及质量、撤离方案、日常演习、自救互救……有太多环节和因素影响着自然灾害对生命的威胁。完整的灾难救援及其预防体系应该包括防灾减灾、灾后紧急应对和灾后社区重建。首当其冲的“防灾减灾”即需要在平时倡导民众居安思危,预防灾难,当灾难来临的时候,通过自救和互救减低危害。
汶川地震后,国务院批准设立每年的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并在2009年5月发布了首个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列出了减灾战略目标和任务、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等方向。家庭内部、教育系统、社会组织等越来越关注防灾减灾。
 
9年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于2017年5月的《中国小学生减灾教育现状基础调研报告》显示,虽然有90%的人认为有必要学习减灾教育知识,但76%的被调查家长在平时都不会主动学习减灾知识,过分依赖学校里的安全教育。
 
同时,学校虽然承担着巨大的安全教育责任,但是资源支持少,困难重重,教育形式依然以班会为主,多是班主任耳提面命的安全提示,缺乏适合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校园减灾教育内容贫乏,有76%的老师依赖于网络搜索,对学生开展减灾教育的内容需要自己去研究拼凑。
 
 
2008年,刘国强以志愿者的身份从北京前往灾区,他发现,地震中死了很多孩子,他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也似乎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平时不告诉他们如何认识地震,如何进行地震逃生,假如再有地震,他们能从容逃生,哪怕多逃出去一个孩子也好啊。”
 
随后,刘国强加入当时还只是志愿者组织的“平安星”,开始借各种机会普及地震逃生知识。2013年8月,“平安星”通过民政局的审核正式注册,在这之前便已经出版了《科学地震逃生》,参与芦山地震民间志愿者能力培训、减灾防灾教育公益项目等。
 
到2015年,刘国强还在期待能够更多的专家重视防灾减灾的技术和教育。在一次公益组织论坛上,刘国强表示,更适合民间高效参与的未必是救灾,而是灾前的工作。到雅安地震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基金会和政府也愿意支持,但有专业能力的机构非常少。
 
“能做防灾减灾的专业机构非常少,两三年前屈指可数。现在机构多了起来。但是我们在思考,现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效吗,真的有科学性吗?……一些民间组织正在做防灾减灾的项目,我们得不到在技术上的支持。”
 
▌“防灾减灾”的经验如何传递?
 
“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以下简称“学习网络”)启动于2014年底,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壹基金联合资助,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旨在形成本土的行动学习网络,联合灾后社区服务的一线行动者,分享、梳理、研习过往灾后服务中的本土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害社会服务水平,形成更多研究成果。
 
“学习网络”内凝聚了三十余名公益一线的从业者,并由中山大学、四川农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和老师作为协作者,开展分组培训,指导并批改网络成员的“生命故事”和实践案例,借此总结、提炼来自一线的经验和教训。目前已经出版了“灾害启示录”系列丛书中的三本。
 
今年4月底,以“学习网络”为主体的“纪念5·12十周年:铭记 同行 重生”研讨会在北川举行,会后,与会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在会议观察中写道,“救灾网络的资助结构平平无奇——基金会资助执行机构运作网络,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业务,而真正有创意且发挥作用的是‘协作者’。”
 
协作者的能量在研讨会中即被充分体现出来,“学习网络”的成员们在各自的分享中频频提及陈涛、古学斌、张和清、齐华栋等老师的帮助。帮助来自于方方面面,这些学者们从外界链接进来各种社会资源,灾区的社区网络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各自所擅长的生计,民族刺绣、民宿客栈、经济作物……生产出的物品又被链接到不同的市场,有成功也有失败。
 
经验则被保留了下来。《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一书中,古学斌、张和清等人完整地记录了震后汶川地区妇女们的“重建经过”,伤痛、希望、误解、互助、合作、争执……这些经历为后来的灾后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研讨会现场,来自四川农业大学的协作者齐华栋还在催成员们“交作业”,丛书内还有未出版的书目,“学习网络”成员们负责的很多案例还依然散布各处,需要经过系统的提炼和总结。
 
有一线从业者的经验,有来自高校的协作者的技术支持,有社会各界汇聚而来的资源,从汶川到玉树、雅安、鲁甸、茂县、九寨沟……“学习网络”逐渐积累起防灾减灾和救灾经验,在新的自然灾害发生时,也会有人带着这些经验前往灾区,传授给当地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
 
2017年6月24日,茂县叠溪镇新磨村突发山体高位垮塌事故,62户120余人被掩埋。灾后,“授渔公益”发起“韧性的校园韧性的家”灾后重建项目,以儿童为中心,在茂县10所学校开展减防灾教育,通过培训老师,再以参与式的教学和演练影响学生,“为茂县的儿童、社区居民、在地组织工作人员赋权增能,和他们一同建设韧性的校园,韧性的家园”。
 
▌要去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
 
“韧性的校园韧性的家”项目督导钟平博士来自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回顾这一项目,她发现预算严重不足势必影响项目的执行效果,需要链接更多的资源。
 
“在灾害管理的整个闭环中,每一次灾后重建,同时也是下一次灾害的减灾防灾备灾的阶段,虽然我们一直在说重建,但在减防灾的这一块,我感觉还是不够的。”
 
早期,除一家资助单位外,整个项目只有一个执行方和两个支持单位,经过负责人董明珠的“四处化缘”,“资助单位、主办单位、主管单位、支持单位就有了一大堆了。这些单位还不是简单的挂名,而是提供的真真实实的支持在里边”。当地教育系统派出充足的教师全程对接具体工作,高校为整个工作开展评估,还孵化出了当地的志愿者队伍。
 
在一次演习过程中,专业执行应急救援任务的志愿者队伍“公羊队”也参与了其中。那一次有高空速降营救伤员的安排,在后来多家媒体的转载中,高空速降的照片多次被作为亮点放在照片的最靠前的位置,钟平后来反思说,“这可能就冲淡了演练想要强调的‘自救互救’的重要性”。
 
演习中,有一幅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画的“风险资源图”,其中包括了灾难可能发生的区域、潜在的风险,以及图示区域内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应急避难场所,广播中心,医务室,消防栓等)。钟平说,在减防灾的教育中,“风险资源图”基础得就像大米饭一样,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当时到现场观摩的一位资方是一家外企的区域负责人,他见到这个图后觉得非常惊喜,并表示“要把这个东西引入到上海的学校去,城市学校的孩子都没有这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链接各方的资源,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平台进入到我们的项目,他们不只是补充了资金或者物质,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网络、伙伴、平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渠道,更多地推广它(防灾减灾)的概念,去了解我们服务的这些儿童到底可以收获什么,去做公众倡导,去提升所有人的减防灾的意识。”
 
项目执行方“授渔公益”的董明珠来自洛阳,汶川地震发生后,因为有户外救援的经验和护士资格证,她被批准加入河南户外救援队,于5月15日到达成都,随后一路奔赴灾区,到达北川,参与救援、采集地形数据等志愿工作。后来便几乎一直在灾区,2011年,她和伙伴一起成立了“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重点在协助伙伴参与人道主义救援、饮水安全、灾后儿童心理陪伴等方面开展工作。
 
在培训老师如何指导学生绘制“风险资源图”的时候,董明珠发现减防灾教育和教学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有冲突,有的老师教学任务比较重,参与度就会低一些。有领导看见“风险资源图”的预防意义和效果,说以后每个月都要画一次,“我们赶紧说这样的话教学任务太大了,每学期一次就可以了”。
 
开放的参与式教学还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孩子们在校园风险资源图里画上了打架的地点,作为一个风险点,董明珠说,“老师们一看,说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个打架的地方,就在学校后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边,还有学校的门口、男生宿舍、食堂、篮球场。学生们自己暴露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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