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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核,又减排,这可能吗?| 世界地球日

文 | 章罗储林
 
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核能曾经承担了集体罪恶感,但很快因为得以和平利用而让人欢欣鼓舞。在过去的至少20年,核能曾是煤炭的干净替代品,看起来可从此满足一切能源需求。这种欢欣鼓舞在1979年三里岛核电厂反应炉炉心熔毁时告终,但核能梦并没有从此停止。
 
只是这个梦似乎越来越难以为继。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站事件之后,全世界再一次掀起一波新的反核电浪潮。福岛事故至今尚未处理妥当,全世界核电产业出现了大衰退。
 
根据《2017年世界核能产业现况报告》,截至2016年,全球核能发电量所占比例仍停滞在10.5%左右,较上年下跌0.2%;兴建中的机组数已连续4年下滑,由2013年底的68座反应炉减少为2017年中的53座;37座反应炉兴建进度落后,其中19座2016年再遇进度延宕;上一年的报告称有17座反应炉拟于2017年启用,但截至2017年中,只有2座机组已经启用,而有11座机组至少延宕至2018年方能启用。
 
同时,世界核能巨头也大多产生了财政危机。在核电建设计划发生巨额亏损后,东芝(Toshiba)集团已为其美国子公司西屋(Westinghouse)电气设备申请破产——西屋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电业建造者。而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AREVA)集团在过去6年累计亏损123亿美金。主要核电业者股价下跌,信用等级遭到信用评级公司调降。
 
在一些人眼中,反核是一场全球民粹主义的展演,既不科学,也无道理。但在指责之前,我们不妨对核电加以检视。
 
▌核电厂真的安全吗?
 
尽管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核能公司声称核电如何安全,福岛事件与三里岛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却阴影未散。
 
2011年3月12日,在日本海啸发生后的第二天,福岛核电厂一号机组发生爆炸。当时日本媒体报道,福岛电厂附近的辐射剂量已达1015毫西弗/小时。据研判,发生爆炸的原因是海啸后停电,造成冷却系统故障,核反应炉温度过高导致炉心融解,其过程中产生的氢气引爆。
 
炉心熔解是核电厂最严重的事故,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故就是炉心熔解,但是当时围阻体并未损坏,没有造成太过严重的外泄事件。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则由于该电厂并没有围阻体,造成严重后果,直接死亡57人,660万人暴露在辐射之下。根据绿色和平的报告,从1990年到2004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20万。
 
甲状腺癌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唯一承认跟辐射直接有关的疾病,WHO的报告指出,在福岛核灾后,福岛部分女婴罹患甲状腺癌风险相对高达70%,白血病发病率也增加数个百分点。“守护孩子免遭辐射伤害福岛网络”前代表中手圣一指出,福岛2011年儿童病死人数是2010年1.5倍,不明猝死者居多;福岛县2012年的统计指出,因核灾而生病、自杀已达1184人,自杀者有遗书证明跟核灾有关。据福岛医科大学的数据,脑出血、各类癌症等疾病,在灾后倍增。而根据日本民间的土壤检测数据,在日本关东,大量地方的土壤遭到了污染,监测数据超过切尔诺贝利的标准(37,000BP/平方公尺),即使是被官方认为处理后可以再利用的土壤,数值仍高达8000BP/公斤,是日本法律辐射物质处理标准的80倍。
核电企业在事故发生后纷纷避重就轻,宣称核电厂的抗震系数如何,但地震并不是通常导致核电事故的主要原因。发电机组无法运作有很多可能性,法国的核电厂就曾因为洪水导致发电机组故障,只谈抗震系数并不能证明安全。
 
美国社会学家Charles Perrow观察美国三里岛核灾后指出,由于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太多的“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使得许多我们平常称之为“意外”的事件,并不完全是意料之外,这就是所谓“正常意外”(Normal Accident)理论。Charles认为,现代化系统是由几千万个零组件组成,彼此之间的运作关系复杂到难以预测,由其复杂性来看,几百个小错会酿成大灾难,几乎是躲都躲不掉。
 
事实上,核电工业处处显示出这种“正常意外”的发生征兆。在我国台湾地区,核电厂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事故。2011年底,核二厂2号机大修,发现一支反应炉支撑裙钣锚定螺栓断裂;就在隔月,1号机大修,更发现7支锚定螺栓断裂,使得大修延后重启;核一厂自1978年投入使用以来,已发生事故上百起,造成至少2人遭受严重辐射而死亡。而2010年7月9日,核四厂两条外电供电缆线失灵,若非核四厂尚未投入使用,可能早已发生类似福岛核电厂的事故。而以台湾的地理环境,一旦严重事故发生,不仅台湾全岛居民无处可逃,辐射更有可能循空气、海洋等途径,影响大陆沿海地区。
 
受美国派遣至日本福岛核灾现场亲自调查的前美国核管会(NRC)委员长葛瑞‧亚滋寇(Gregory Jaczko)2015年就公开表示,福岛核灾挑战了核电产业长期的假设与信仰。核电工业以为多重严重事故不可能同时发生在同一个核电厂上,以为辐射泄漏都会被包封住,因为有完美的深度防御设计而不会泄露到厂外,也以为紧急应变计划完美无缺。但他得到的结论是:“核电厂事故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应该去接受它成为电力来源。如果持续使用核电,这个损失将更可怕。”
 
▌核电厂真的干净吗?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核电被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15年12月3日,汉森、伊曼纽等四名气候学者在英国《卫报》共同撰文表示,“核能是解决气候问题唯一可行的道路”,唯有“核能才能拯救人类文明”。以汉森为首的四人,在投书《卫报》的文章力陈,全球若能年增115座反应炉,取代火力发电,到了2050年可达成减碳目标。这一立论的基础,是核电无害论。
 
通过核裂变发电的核电厂本身的确不会排放温室气体。但是,核电工业有一条更长的链条。2010年11月,168个美国民间环境团体曾就核能问题对美国能源部的蓝带委员会(The Blue Ribbon Commission)发表共同声明,力陈核能的碳排放应计入“铀矿开採、碾磨、铀转换和浓缩”过程中所排放的碳。2008年发表于《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期刊的一篇文章也主张,核电污染碳计算应计入铀矿开採、碾磨、转换、浓缩、核电厂兴建、营运、除役等过程中的排放。
 
如果将整个核电工业全过程纳入计算,核电并不够“低碳”。新加坡大学的Sovacool教授(2008)汇集了国际上103项关于核能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研究,其依据研究时间、方法以及资料透明度筛选出19项可信度较高的研究,统计分析后显示核电的整体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4g CO2e/kWh至288g CO2e/kWh,平均值为66g CO2e/kWh,核燃料生产过程佔了38%。此外,斯坦福大学Jacobsen教授(2009)亦指出,除考量整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外,若将兴建核能的机会成本以及恐怖份子所造成的安全风险纳入考量时,则其碳排放量摊分后,核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达到68g CO2e/kWh至180g CO2e/kWh,排放量为其他再生能源(如光伏的整体碳排放为33g CO2e/KWh)两倍以上。
 
而核电的主要原料铀矿,开采过程也并不“清洁”。天然铀矿石中,可直接作为核电原料使用的同位素铀235含量仅有0.7%。因此铀矿石被挖出后,首先需要经过三次筛选及碾碎,然后加工成为泥浆,溶解过滤其中90%的铀;再经过分离、萃取、纯化,得到氧化铀,俗称黄色蛋糕(Yellow Cake);最后,这些黄色蛋糕经过800摄氏度的高温加热后成为深绿色的粉末,才能被运往使用地进行铀浓缩,加工成为可使用的铀燃料棒。
 
这些过程使用大量的淡水,产生带有低放射剂量的废石、废泥浆与废水。在铀矿出口大国澳洲,平均每生产1吨的氧化铀,就必须挖出800吨的矿石,并产生1.15万吨带有低剂量辐射的矿渣和废石,以及其他化学污染物。台湾目前运作中的6座核电机组,每年所需要的核燃料量为116吨,相当于原料铀需求量为984吨。为此,从铀矿开采、浓缩、转化等过程中,共排放出约120万吨温室气体,直接或间接排放的污染物质,包括重金属、颗粒污染物以及辐射物质等,约使1000人损失一年的寿命。此外,还要消耗944万立方米的水。
 
铀矿开采的污染在全世界早已不是秘密。根据《澳洲独立周刊》2011年5月的报导,全球最大矿商必和必拓任凭其旗下于奥林匹克坝铀矿区的矿工暴露于高辐射风险之下,并在得到内部消息后涉嫌篡改监测资料。而2010年7月,澳洲政府委托学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卡卡度(Kakadu)国家公园的朗奇铀矿区(Ranger uranium mine)每天非法渗漏高达10万升的废水至园区之中。同年1月,法国的核电公司AREVA坦承其在尼日利亚的铀矿开采过程中,造成了当地的辐射污染。而巴西Bahia省的铀矿产地附近,居民饮用水的铀浓度被发现超过WHO标准的7倍。鉴于铀矿开采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曾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IPPNW)于2011年8月举办的大会上,呼吁全球停止铀矿开采。
 
 
如此检视核电工业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核电并不像IAEA所宣传的那么“干净”、“零碳排放”,甚至是一个高排放、高污染产业。
 
▌核灾从未远去
 
持续运转中的核电厂,直到最后除役前的每一天,都源源不绝地制造着新的核废料。依据辐射量高低对人体造成的影响程度,核废料分为低阶和高阶两种。低阶核废料主要指核电厂运转过程中,受辐射污染的物品如工作服、废弃液体,以及医疗、研究机构生产的少量放射性废弃物等,高阶是用过的核燃料棒。
 
以低阶核废料中的大宗钴60为例,半衰期约为5.3年,也就是每5.3年放射性强度会降为原来的一半,而大约需要近百年才会接近自然背景值。高阶核废料更久,钸239一个半衰期就要2.4万年。因此核电站在设计时就强调,废料存放地点至少要能够让高放射性的核废料隔绝人类生活圈20万年,低阶核废料则是300年。
 
按照最初的设计,核电厂在运转阶段,高阶核废料暂存于厂内的冷却池,之后再移入正式的最终贮存位置。目前全世界约有25万至30万吨的高阶核废料,世界各国大多提出用暂时干贮或永久掩埋法加以处理。但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类生活圈不断扩大,干贮或永久掩埋的场所极其匮乏。因此,大量的高阶核废料实际上被高密度地存放于核电厂的冷却池当中。
 
911之后,美国国会和国土安全部委托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核能安全。后者在2005年完成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核电厂习惯以冷却池高密度储存用过的燃料棒,并不安全,可能导致起火或核灾。2010年有多达170个民间团体,包括反核团体、环保团体、科学家联盟、医师联盟等就核废料处置的重要原则发表共同声明,指陈国家并没有最终处置高阶核废料的政策。
干贮或永久掩埋也非万全之策。美国1982年才开始认真进行核废料的最终处置,此时距离建第一座核电厂已有20多年。美国政府计划在内华达州人烟稀少的犹卡山建造一座核废料最终处置场,认为犹卡山是沙漠区,拥有天然的屏障保护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在花了数十年的设计建造时间、约百亿美元的经费之后,这一项目经评估还要再投入500亿美元以上。但是2010年,该项目被取消,因为干贮的安全风险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小。
 
首先,如何将分散于全美各地暂存的核废料安全运到犹卡山就是个大问题。每座干式贮存箱重达100至200吨,要将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的核废料用卡车或火车运至犹卡山,很难确保过程中核废料不外泄。此外,内华达州的沙漠外观看起来干燥,但地下岩层有地下水,地质相当复杂。水滴经过长时间的渗透,还是会使放射物质外泄。目前来看,只有位于北极圈附近的芬兰,勉强解决了高阶核废料的处理问题。
 
芬兰于2000年选定了西海岸距离Olkiouoto核电厂约5公里的地方,建造全球第一座深层核废料储存的设施安克罗(Onkalo)。安克罗从2004年开始建造,预计2020年可以开始贮存,但跨二个世纪才会全部完成,然后封死。芬兰的规划目标是将核废料存放在安克罗10万年。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工建筑超过1万年,安克罗可能会是人类文明中最不朽的建筑。但是,目前全世界的核废料约近30万吨,安克罗能容纳芬兰9000吨的核废料,也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用过的燃料棒仍然具有高温、不稳定的特性,贮存的环节一但出差错,就容易造成氢爆、辐射外泄问题。在福岛核灾中,处于岁修停机状态的四号机,由于冷却水循环中断,造成冷却池中用过的燃料棒发生氢爆,其造成的伤害与运转中的一、二、三号机组一般无异。也就是说,即便核电厂除役、停机之后,用过燃料棒的处理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2010年,内华达州州长Kenny Guinn坚决反对在犹卡山修建核废料最终处置场的计划。在经州议会转送总统府的意见中,他表示,内华达州内并没有核能发电厂,为什么要将核废料运至该州贮存?事实上,他的提问反映了核电工业始终回避的一个道德伦理问题。
 
作家吴明益说:“伦理就是一种选择,人类寻找理由以建构自己的样貌,并付出代价。”核电厂和核废料的选址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也反映道德伦理的取向。仔细查看全球的核电厂和核废料处置场的分布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电量使用少、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当地居民没有享受到资源分配,还要面临核废料和辐射威胁。
 
核灾害未必是很多人印象中一次性、毁灭性的灾难,其本质更是隐匿而长久的伤害、未知的疾厄与死亡。对于核设施附近的居民来说,灾难已是现实的存在,它早已发生。而随着眼下可见核设施的脆弱,灾难后面可能是更大的灾难。
 
从1954年苏联的Obninsk APS核电厂正式投产以来,核废料、污染,以及核灾的潜在恐惧,被称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要之恶,加诸在这些居民身上。只要持续产生核废料与核灾威胁的政策不改变,我们的思考就是乏力的。这可谓是一种牺牲的体系,是我们长期回避,然而又难以回避的道德拷问。
 
当然,高阶的核废料仍然可以进行再处理,但是,再处理很脏、很贵、很低效。它并不是最终处置,也不能算临时处理,因为虽然燃料棒本身体积会变小一些,但纯化过程却产生厂房等辐射废弃物。这些再处理的产物清晰地提醒我们,原子能是没有和平用途的。
 
 
▌没有原子能是和平的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使用了贫铀弹──主要组成成份是铀238,使用贫铀制造的武器,不同于过去冷战时期具有吓阻作用的洲际导弹这样大型的核武,它可以做成砲弹、枪弹,装在飞机、坦克,以及士兵随身携带的M16步枪里。
 
在伊拉克古城费卢杰(Fallujah)的战役中,美军阵亡95人,伊拉克安全部队死亡11人,但是造成了1350名伊拉克民兵和6000伊拉克平民的死亡。美军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贫铀弹。根据统计,直到现在,费卢杰每3个新生的婴儿里,就有1个是畸型的。这样的悲剧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永远,因为铀238的半衰期是45亿年,与混沌初开的太阳系演化到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核废料再处理后提炼出的钸铀正是上述武器的主要原料。虽然再处理后的钸铀也可作为MOX(混合氧化物燃料)核燃料,用于发电,但发电成本却比一般核能发电高了4.5~9倍。从公开数据中可发现,目前再处理后的铀并非都用于发电。这正是全球核电产业的真实写照——核电并不是和平的民用产业,而是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制。虽然在冷战结束后,全球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有所进展,但只是聚焦在原子弹的数量上,大量的核武原料仍掌握在各国军方手上。而随着全球核工业的私有化,大量制造核武的原料钸掌握在公司手中,作为商品贩卖,去向难以监督。
 
从全球核产业发展的历史看,上述描述并非耸人听闻。美国自1939年起秘密开始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当时告知科学家的理由为,美国必须赶在纳粹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以阻止纳粹扩张。纳粹德国在1945年5月8日投降,但美国并未因此终止曼哈顿计划。美军于1945年8月6和与8月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但这只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依据美国官方文件,杜鲁门政府于1945年9月15日已在策划全面摧毁苏联,此时二战结束尚不满两周。
 
时任总统杜鲁门为使用原子弹一事开了恶例,他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核武政策比起杜鲁门犹有过之。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名为“以原子为和平服务”(Atoms for Peace)的演说,以对盟国推销美国核工业。这个演说是代号为真诚行动(Operation Candor)的政府宣传的重头戏。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在国际上声称将原子用于和平用途,以消减各国和美国国内对拥有原子弹的不安。另一方面又在国内以发展核能的名目掩护核武发展,并投入庞大的经费、资源和人力,与苏联进行核武竞赛。
 
同时,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9月2日签署《Price-Anderson核工业赔偿法》(Price-Anderson Nuclear Industries Indemnity Act)。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设定核工业资本家在核灾时赔偿金额的上限,超过上限的金额,一概由美国联邦政府买单。如此一来,可确保电力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利润归于资本家,而核灾所致的庞大财务压力转嫁美国纳税人。
 
英国在1956年启用了位于坎布里亚(Cumbria)的核电厂,并且大力宣传“以原子为和平服务”。其策略与美国一样,电厂的设计和运作其实都以军事用途为主、发电用途为辅。英国政府于5年后公开承认,设立核电厂的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核武器所需的钸,发电仅为副产品。
 
将视线转向日本,1960年代是全球商业核电产业起步的时代。日本用于商业的核电始于1966年东海村第一号反应堆的启动,多年来几乎以每年150万千瓦时的增速直线上涨。核电似乎滴水不漏地被纳入日本的能源政策,形成了一种坚固的结构。
 
日本学者吉冈齐把这种围绕核电形成的结构称为“原子能体制”。它的政策特征在于“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国内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方针”,并为其冠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冈指出,在这个前提之下,“在承担开发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导下,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各部委、电力部门、政治家和有实力的地方自治体四者为主要成员”,“再加上生产商及核能研究人员六方”构成了复合体。复合体是为了制定“基于内部利害而协调一致政策”。它与“军产复合体”或者政、官、财相勾结的“铁三角”有着同样的结构。最近“原子能村”这一称呼所指向的正是这种结构。
 
吉冈齐强调,“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是日本暂不保有核武装、但须奉行保有足以实现核武装技术与产业潜在能力的方针(日本外交政策纲要,日本外务省,1969)。这是日本国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据此,以持有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政策基础的美日两国军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这句话所附带的意思是,拥有先进的核技术及核产业是国家威信的重要源泉,也就是“原子能即国家”。但在面向普通民众时它却是以能源政策被提出来的。东日本地震以后,东京电力公司、政界、财界以及媒体之中的核电拥护论,基本都以如果没有核电,电力需求能否被满足、能源是否够用等威胁论构成,这遮盖了核能体制实质的一部分,仅仅将能源的一面呈现给公众。
 
事实上,核能从来不是中性的。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考量,美国在兴建核电厂的问题上,长期向日本、韩国、菲律宾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施压,大量输出核电厂,并借助IAEA宣传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理论。
 
事实上,核电与核武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以贫铀弹来说,去哪里找比铀235含量低的铀?当然是核废料。核电厂是核武器的上游供应链,核电工业与核武工业在资源、相关研究与资本的组成方面是一体的,由于反核武而形成的原子能和平用途论,将两者作了切割,就好像贫铀弹等微型核武的发展,把实际的杀戮和幻想的恐惧之间作了切割,精巧无比。
 
今天核武器所带来的,与冷战时期的世界末日图景有一些不同。因为这些不同,核武器不再是一种恐惧想象,而是已经实际用于杀戮、且持续到永远的灾难。
 
当全世界的反核运动浪潮兴起,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上述核电本身的危险,也是在这一生产链条上,核电与核武的共生关系。如果核电产业不停止,在制造战争、杀戮与无止尽死亡的战争机器运作下,每一个拥有核电站的地方就是费卢杰,福岛是,贡寮是,台北也是。
 
所以,与“民粹主义展演”说不同,反核不是出于情绪的民粹主义行为,而是一场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为了不再制造对偏僻乡村居民的不公而展开的斗争;更是一场从根本上避免核战争的生存斗争。若非如此,我们便无法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
 
▌如何追求既无核又低碳的未来?
 
2018年3月22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MO)在2017年的全球气候年度报告中写道,过去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且2018年将会多发极端天气灾害。同时,数据经常告诉我们,电力需求持续增长。仿佛不与核电或燃煤电厂做邻居,就是回归不用电的原始人生活。真的如此吗?
 
根据江苏省电力公司发布的数据,2016年,江苏省省用电负荷6次刷新纪录。尖峰负荷不断创新,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仅仅占了全年用电小时数的0.28%~0.26%。我们并非时刻缺电,关键是如何管理每年那几个酷热的下午数小时尖峰。
 
有效抑制尖峰,须从工业、住宅、商业部门三方面下手。国际上已发展出许多比大型电厂更有效益与弹性的措施。在日本,政府为避免夏季尖峰期跳电,与电信运营商合作,推出尖峰用电手机通知,在气温飙高、备转容量过低时,提醒供电瓶颈辖区民众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用电。美国加州在2001年电力短缺期间施行了“20/20计划”,若用户可较前一年的夏季用电量削减20%以上,电费可享有20%的折扣。最终共有32%的用户均达到节电目标,获得电价折扣,此计划对该年总节电量贡献度达到三分之一(Goldman et al.2002)。
 
这些增长的电力需求又从何而来?它们在满足不断增长的污染工业需求,这些工业需求是由于我们被消费主义裹挟着“买买买”。循坏似乎难以改变,但也有一些节电经验表明,电力需求零增长是可能的。
 
韩国首尔的“省下一座核电站”计划(以下简称“减核计划”)尤其值得重视。2011年9月,韩国包括首尔在内的各城市陆续发生大规模停电,约有162万户家庭得不到电力供应,原因是发电系统负荷过重。用电需求不断增长,是首尔乃至整个韩国面临的问题。对此,韩国政府的策略是兴建更多核电站,首尔则反中央政策而行,试图用“节能”来避开核电所带来的潜在危机。
 
朴元淳成为首尔市长后,于2012年4月推出“减核计划”,意在靠节能与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增长的能源需求,少建一座核电站。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首尔通过促进能源自主社区(Energy Independent Village)计划,促进公民在节能的同时自己应用可再生能源,通过改建节能房屋、开办能源产品超市、自创供暖技术等,摆脱对高耗电设备的依赖;推出“环保积分计划”,以节电换取积分购物或兑换节能产品;推出“太阳能发电市民基金(Solar Power Generation Citizens’ Fund)”,以图吸纳市民投资加建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补助换窗计划(使用隔热的镀膜玻璃)降低用在冷暖气上的能耗;推广FIT(Feed-In Tariffs,上网电价)制度帮助小型太阳能发电企业生存……计划提前半年实现了节电200万TOE(油当量)的目标,相当于232.6亿度电。按大亚湾核电厂每年输出电力约150亿度计算,这一计划确实“减少了一座核电站”。
 
▌大电厂VS分布式供电
 
2017年7月22日,西安东三环穆将王立交附近,一座高压电塔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刮倒,造成西安东郊部分地区停电。人类从未摆脱天灾的影响,集中式发电与输配系统面对天灾有其脆弱性,只要一支电塔遭受意外,电力就面临无法传输的风险。
 
目前,大部分电网使用的电力,是由大型电厂发电入网,再通过输电、变电、配电等等环节,历经层层损耗,一路传递到家家户户。这种集中式供电发电量大,效率相对更高,成本更低,更易安全管控,是过去数百年全世界的选择。
 
但受到环境评估及都市规划等影响,电厂不宜建在用电大户附近,因此传输距离越来越长,电力损耗很大,同时任何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影响供电网络。
 
2012年,美国东海岸遭遇桑迪飓风袭击,电网遭到破坏,800万户停电,直到2个星期后才逐渐恢复。当时,在纽约曼哈顿城区的一片黑暗之中,纽约大学成了一片“亮岛”,各建筑不但有灯光,还有暖气与热水。这是由于纽约大学为了节能减碳,自建了分布式能源的微型电网,买了一座天然气汽电共生系统,同时提供电力与热。热能在冬天可直接供应暖房使用,在夏天则可驱动吸热式空调装置来吹冷气。
 
这是分布式供电的一个实例,其将发电和储电分散于社区或家家户户,体积小、反应快,降低长程电力传输损耗。
 
 
许多国家掀起分布式供电的浪潮,如前述的的韩国首尔。印度有大约44%的人口没有连接到电网。有公司利用米糠发酵,产生天然气用以燃气发电,建立了超过80个分布式电网,提供电力给超过20万人使用。在美国,仅仅使用Solarcity公司太阳能电板的用户屋顶,单日发电量即超过800万度。
 
如果越来越多人使用分布式供电系统,资本密集的集中式供电系统就会成本升高。这将促进能源结构向光伏、风能等可再生的新能源转型。
 
▌太阳能和风能,可再生能源的未来?
 
诸多支持核电的人士认为“核电可以作为火力发电与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选项”。但根据荷兰社会与经济咨询委员会的《核能与永续能源愿景》(Nuclear Energ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Provision)报告,核能对其他再生能源具有明显的排挤效应。绿色和平指出,依据芬兰的经验,其2000年时,开始进行新的核电厂的设置计划后,小型汽电共生设备的发展,相较于2000年前的急速增加,呈现持平与负增长。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委托的顾问公司Ecofys所做的绿色新政报告也显示,对核电的补贴,将排挤其他再生能源投资,核电的获益多是集中于少数大公司之手,无助达成绿色新政中同时处理环境问题以及贫富差距的理想。
 
曾担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再生能源报告主要作者的Sven Teske强调:“许多研究都已显示,核能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有排挤作用。未来全球核电供电比例将会持续下降,许多核电厂陆续除役,都证明了核能已是个夕阳产业。各国政府若在此时将资源挹注在核能而忽略再生能源的发展,将会是个不可逆的错误。”
 
尽管国际能源总署(IEA)以及APEC均预测亚洲将是用电量上涨最快的地区,在兼顾用电与减碳下,将大幅增加核电机组,但根据绿色和平委托德国太空中心系统分析与技术评估室的研究《能源革命:世界永续能源展望》(Energy Revolution – a sustainable world energy outlook),日、韩、中、印以及其他发展中的亚洲地区,均可通过每年提升能源效率1.7%,以及发展再生能源,实现无核且减碳的永续能源结构。
 
在全世界范围,《2017世界核能产业现况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风力发电量增长16%,太阳能发电量增长30%,核能发电量则只增加1.4%。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新增发电量的62%。随着用量上升,成本也在降低。2016年,在智利、墨西哥、摩洛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美国,再生能源拍卖创下30美金/兆瓦时的历史低价。美国的核电厂在2015年的平均发电成本为35.5美金/兆瓦时。
 
2018年1月1日,一直作为世界能源转型标杆的德国宣布,可再生能源机组发电覆盖接近100%。去年4月30日,这一比例就达到了近90%。(2018年,能源杂志,2017德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挑战)绿色和平能源革命报告预测,绿色可再生能源2020年占比将达到37%,2050年将达到94%,成为最主要的能源供应方式,发电成本可降至6-12美分。
 
可再生能源以此速度发展,可能不再需要核能作为过渡选项。“核电厂很危险,但是废核的配套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处理过了,停在这里,不去了解,那就不是真的在提问,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喃喃自语。若整个社会,决定受缚于核电复合体以及耗能产业的GDP魔咒,舍弃系统性的改变,则永无迈向绿色经济的契机。
 
或许如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陈秉亨所言:“科技、能源如果不是为了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幸福,那就如福岛居民所受到的核辐射一样,即是一种诅咒,如果不用爱发电,难道要用恨发电?如果要被讽刺用爱发电,我乐于承认,对,我用爱发电,而且目前为止,平均一年两万度虽然不多,但以后会多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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