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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残酷的兄弟战争 | 郭建龙伊朗行纪之五

​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在德黑兰的南部,有一大片叫做扎赫拉(Behesht-e Zahra)的墓地,这片墓地从1950年代启用以来,已经如同一座小镇的规模。

每到周末或者过节之时,几乎全德黑兰的人们就会乘坐地铁前来祭奠亲人,在墓地的一端,是正在建设的一座巨大陵墓:高高的圆顶上用黄金覆盖,在下面躺着的,就是伊朗革命的奠基人霍梅尼。

在官方地位上,霍梅尼和他的继承人哈梅内伊已经脱离了普通的教士阶位,被尊称为伊玛目。在正统什叶派的体系中,伊玛目一共只有十二个,分别是阿里及其他的十一位直系后裔。第十二位之后,伊玛目的谱系就断掉了,其余的人士最多称大阿亚图拉,表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权威。只有到了霍梅尼时代,人们才再次拿出了伊玛目的称号,赠与了他。

不过,不止一个人告诉我,霍梅尼的称号“伊玛目”与什叶派传统上的伊玛目不是一回事儿,传统的伊玛目是阿里的后裔,是安拉知识的继承人,而现代的“伊玛目”只是一种称号,不具有实际意义。特别霍梅尼的继承人哈梅内伊被选出来时,只不过是一个中层的教士,当时他在人间的职位已经很高(总统),但在教士阶层只是胡加特·伊斯兰,在教阶中排第三等级。

霍梅尼墓的另一侧,就是巨大的公墓群了。在公墓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士兵墓群。

伊朗由于总是在打仗,要么与伊拉克发生战争,要么派兵去世界各地支援革命,死亡士兵人数众多,他们大都埋在了扎赫拉公墓之中。

▲ 扎赫拉墓地中年轻士兵墓葬。他们死在阿富汗,从相貌中可知他们属于哈扎拉人。 © 郭建龙

我去公墓那天正好是周末,公墓中有许多人在祭奠亲人。伊朗的墓穴大都只是一块平躺的石碑,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顶端有一块石头或者玻璃,蚀刻着死者的形象。有时在墓后还有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放着死者生前的用品。

站在墓地里,望着无数的蚀刻人像,他们仿佛在从另一个世界回望着这个曾经养活他们的人世,显得格外唏嘘。

我来这里的目标是寻找两伊战争的痕迹,却由于语言不通,被人带到了另一个区域。“阿富汗,这里全都是最近在阿富汗死去的伊朗人。”我猜测,那人在离开我之前是这么说的。

这里的死者大都是在最近两年死亡的,地点都在阿富汗,他们大都是士兵。蚀刻的画像上,有的穿着军装,有的拿着枪,骄傲地望着画面之外。大概他们拍照时想不到自己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 持枪的士兵墓葬。 © 郭建龙

离开了阿富汗战争墓地继续向里走,经过了一片特殊的墓群。在墓群旁边,放着一张宣传画,这幅画取自一张八十年代的老照片,一位长相像孩子的士兵笑着坐在窗台,他的膝盖上放着一把枪。执政者一定认为,士兵无邪的笑容是在控诉侵略者,可我却以为那是在控诉一切战争。在画像的后面,就是两伊战争公墓了。

▲ 这幅画是伊朗最著名的战争宣传画。一位年轻的战士面带微笑,持枪坐在窗台上。 © 郭建龙

在其他正常的墓地,死者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里的却都是年轻人,他们有的仿佛刚从学校离开,有的胡子都没有长齐。死亡的时间大都在公元1982到1988年间,与两伊战争的时间相对应。

虽然两伊战争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这些士兵的墓仍然被精心照料,有的墓上撒了一撮粮食,有的墓碑刚刚擦拭干净。那儿一对老人坐在墓前,他们到底是在怀念自己的兄弟,还是儿子?还有年轻姑娘静静地立着,墓地里埋着的或许是她的父亲。

部分墓地有着统一格式,挂着灯盏,放着鲜花。还有的墓地则连个名字都没有,只写着死亡的时间和墓穴的编号,这就是无名烈士之墓了。

▲ 成排的士兵墓葬。在墓上放着鲜花,表明世界上还有惦记着他们的人。 © 郭建龙

▲ 妇女走在挂满了灯笼的墓地里。每一个灯笼,都表明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 © 郭建龙

据说,有至少50万伊朗士兵死在了两伊战争中,而大约有20万都埋葬在了这个公墓之中。从士兵墓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远方伊玛目霍梅尼墓那金光闪闪的金顶,领袖的奢华与普通士兵的寒酸,恰好说明哪怕在一个“伊斯兰共和国”,食物链两端的人们也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

▲ 霍梅尼的金顶在不远处傲视着这些简陋的墓穴。即便是伊斯兰共和国,人们也是有等级的。 © 郭建龙

战争挽救了教士政权

公元1981年,是伊朗年轻的伊斯兰共和国最惊涛骇浪的一年。对共和国考验最大的不是战争,而是两次来自内部的大爆炸。

这一年的8月30日,新上任的伊朗总统拉贾伊(Mohammad-Ali Rajai)和总理巴霍纳尔(Mohammad-Javad Bahonar)在总理办公室举行一次国家安全会议,参加者除了他们两人,还有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当会议开始时,一位叫做马苏德·克什米里(Masoud Keshmiri)的亲信拿进来一个手提箱,放在了总统和总理之间,然后离开了会议室。当开会时,有人打开了手提箱,突然间天崩地裂,箱中的炸弹爆炸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在这次爆炸中双双丧命。与他们一同赴死的还有国家警察头子等三人,此时距离拉贾伊当选总统只有一个月时间。

由于克什米里将手提箱带入会议现场,他本人随即被调查。人们发现,就在总统死亡前8天,克什米里就拿着手提箱跟着总统和总理,前往霍梅尼处去介绍新成立的内阁班子。只是那一次,克什米里的手提箱没有获准带入,让霍梅尼免掉了一劫。

而在两个月之前,另一个炸弹在伊斯兰共和党的保密会议上爆炸,将共和党书记阿亚图拉贝赫什提(Ayatollah Mohammad Beheshti)、四名部长、27名议员在内的至少72名伊斯兰共和党成员送上了天堂。

在总统死后几天,另一枚炸弹又将检察长炸死。

在这一连串的爆炸中,浮现出的是一个叫做人民圣战者(People’s Mujahedin of Iran)的派别,这个派别与后来的伊斯兰右翼极端派不同,是一个倾心于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

安放炸弹的克什米里就属于这个圣战者派别,而这个派别的可能后台,就是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属于阿拉伯复兴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从政治理念上,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主义派别,与伊朗伊斯兰圣战者的左派倾向恰好吻合。

在伊朗刚革命时,除了温和民主派,最重要的两个极端派别是霍梅尼的(宗教极端派)伊斯兰共和党,以及左派的人民圣战者。这两个极端派别都不吝于杀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杀人比赛中,由于霍梅尼控制了国家机器,在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人民圣战者也受到了强烈的镇压,只好诉诸于恐怖和暗杀。

人民圣战者的暴力行动只是风雨飘摇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代表事件而已,实际上,自从霍梅尼通过了宪法、与美国断交之后,麻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上最符合教义的共和国。

由于伊朗国王的激进改革,民主和议会制仍然深入人心,霍梅尼在订立宪法时,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改造社会,也就是说,必须保留总统制,保留人们的选举权,只是规定总统听命于更高的教士指导罢了。与其他极权国家不存在选举不同,伊朗始终是有选举的。

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人民就利用手中的选票给了伊斯兰共和党一个下马威。他们抛弃了伊斯兰共和党推荐的候选人,选择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叫巴尼萨德尔(Abolhassan Banisadr),是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的混合体,也就是混合了霍梅尼和圣战者的综合派,对于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党人,其他的都不重要。

巴尼萨德尔上台之后,虽然获得了霍梅尼的认同,却立刻遭到了伊斯兰共和党其他人的暗地抵制,一切法令都无法推行。他想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解决政府的控制力问题,还想把伊斯兰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法外组织都纳入到政府控制之中,避免这些教士的工具继续游离在法律之外。但他的努力得不到伊斯兰共和党的配合,一切改革都成泡影。

为了限制巴尼萨德尔,伊斯兰共和党还给他制定了一个政治流氓当总理,这个人依靠革命投机起家,他组织人马打砸抢劫外国机构,到大学威胁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这个人就是后来被炸死的拉贾伊。

当巴尼萨德尔与革命党人冲突越来越激烈时,霍梅尼只好行使高级教士的监督权,将这个总统罢免,取而代之的正是拉贾伊。

原本以为拉贾伊可以利用铁腕稳定局面,没想到刚上台一个月,拉贾伊就和新任总理一同被炸死,让国内政治再次陷入了瘫痪的边缘。

但就在这时,霍梅尼的转机来了,一场给伊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却成了教士们的及时雨,将原本四分五裂的国家团结了起来。

这场战争,就是两伊战争。

兄弟阋墙

公元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声令下,伊拉克军队开始了对伊朗的空袭,两伊战争正式爆发。

从表面看,两伊战争的起源是双方的领土争端。伊朗的主要产油区胡泽斯坦(Khuzestan)的主要人口不是波斯人,而是阿拉伯人,这给了萨达姆借口,他本来就非常垂涎这片地区。

伊朗和伊拉克在胡泽斯坦地区的界河叫阿拉伯河,在公元1975年之前,双方的边界不是以河水中线划界,而是以伊朗一侧的低水位线为界。197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双方同意改为沿河中线划界。萨达姆上台后,对这个协议一直不满,试图改回到原来的边界。

但在领土争端的背后,萨达姆的伊拉克也有苦衷。伊拉克是一个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但统治阶层却出自逊尼派。伊朗革命成功后,狂热的霍梅尼总是想输出革命,而首先被鼓舞的是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

如果在巴列维国王时代,萨达姆还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开始对军队进行大清洗,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让萨达姆意识到这是乘人之危的最佳机会,一旦让伊朗的军队完成了清洗和重建,要想打仗就困难了。

萨达姆想通过闪电战将伊朗打服,他没有想到,自己却帮了霍梅尼一个大忙。在伊拉克侵略之前,霍梅尼的政权仍然充满了矛盾和争斗,伊朗人虽然不得不接受了伊斯兰革命,却并不心甘情愿,许多人在观望,等待机会推翻它。

但伊拉克的入侵将霍梅尼的压力转嫁了。面对入侵时,伊朗人不再考虑宗派和主义的争执,而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了。如果说,1979革命建立了政权,而政权真正的稳定,却是在战争中获得的。

伊朗的战斗力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差。伊拉克在经过了短暂的上风之后,被更加强大的伊朗反击退回了国境。到了公元1982年,萨达姆已经承受不住,准备议和了。

即便到现在,两伊战争仍然是伊朗政府寻打造社会凝聚力的好工具,在德黑兰商业区的大屏幕上,都会放着战争回忆的纪录片,播音员用铿锵的声音控诉着侵略者。但是,对于伊朗人来说,战争却让他们五味杂陈。

在战士公墓里,一位死于1986年的士兵墓前,他的弟弟这么告诉我:伊朗人以1982年为界,对于战争的态度可以一分为二。在此之前,伊朗是一个受害国,只能团结起来对付入侵。但是到1982年,伊朗就已经将伊拉克赶回了国境,这本来是一个议和的好时机。

▲ 墓地的纪念布墙。 © 郭建龙

但霍梅尼为了推行革命,却做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定,拒绝了议和,强行将战火烧到了伊拉克境内。“从这时开始,就已经是满足霍梅尼个人野心的战争了。如果提早收手,伊拉克不会困兽犹斗,动用化学武器,伊朗也不会死这么多人,实际上,战争后期死的人要比前期多得多。”

就像萨达姆以为他可以征服伊朗一样,霍梅尼也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推翻萨达姆。但此时,伊朗革命造成的孤立开始起反作用。

当伊朗接近于胜利时,伊拉克突然获得了大量的帮助。整个阿拉伯联盟都在借给它钱买武器,苏联人、美国人、西方人都参与了进来帮助萨达姆,却没有人来帮助伊朗。冷战的双方在这件事情上难得的意见一致。不仅不帮忙,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裁。伊朗的飞机曾经压倒了伊拉克,但随着零部件的损耗,飞机全都上不了天了。武器也找不到卖家,只能自己制造一些劣质品。

伊朗唯一拥有的就是人。从这时开始,伊朗的人肉战术震惊了世界,军队从国内招募了大量的年轻人,没有好好训练就送上了战场,他们被安排冲在前面,被伊拉克的机枪成片扫倒,或者被毒气毒死。

世界对伊朗的敌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公元2014年,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裂势力用萨姆导弹不小心打下了一架马来西亚飞机,引起了世界的公愤。但是,同样的事件在公元1988年就已经发生过。这一年7月3日,美国海军错误地将伊朗一架客机当成了战斗机,用导弹击落,一共290人死亡。伊朗在这件事上本来拥有着道德优势,但是,世界在这一刻却仿佛失明了,没有人在意这些死去的伊朗人,也没有人谈论,更没有人去指责美国。由于这些人来自一个古怪的政权,生命已经无足轻重了。

在整个世界的敌视下,伊朗又强撑了六年,直到已经没有足够的年轻人上战场了,霍梅尼才承认是到了结束战争的时候。

两伊战争给伊朗人造成的创伤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愈合的。除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之外,还有大量的人从战争区域逃往了非战争区域。伊朗西部是人口稠密区,东部的马什哈德本来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战争结束时,马什哈德已经成了伊朗第二大城市,也是接收逃亡者最多的地方。

还有无数的人从国内逃往了国外,成了难民。他们有的是为了避开战争,有的是害怕被征兵死在战场上,还有的为了躲避革命政府的迫害。

当战争结束时,伊朗人才发现当年的革命政权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长成了参天大树。革命卫队已经控制了一切,不仅掌握了武器,还将经济命脉收到了手中,所有的支柱产业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政府的玩物。在枪杆子的作用下,这个政权已经根深蒂固地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再也没有可能摆脱了。

即便到现在,在许多士兵的墓前都会有一个小箱子,里面放着士兵生前的遗物。许多箱子前除了有士兵的照片,还有霍梅尼的头像。年轻的士兵在死后仍然暴露在老大哥的目光之下。

▲ 墓前的小盒子里摆放着死者生前的物品。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仍然在背后监视着死人。 © 郭建龙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5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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