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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危机”背后,是无数“消失的女孩”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春节期间,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相亲热”。新华社在山东、湖北、安徽等地乡村调查发现,农村大龄男青年普遍结婚难。比如在安徽省潜山县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就有50多人。贫困地区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在湖北南部一个2000人的贫困山村,大龄结婚困难村民共有190多人。这样的村落,也被称为“光棍村”,光棍以及光棍村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愈发严峻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光棍现象为何如此突出?中国农村的男青年为何普遍结婚难?

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男女比例失衡是最首要最直接的原因。

一般来说,造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有两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由于移民比例相对较小,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根据联合国出版《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手册Ⅱ)(Methods of Appraisal of Qualityof Basic Data for Population Estimates,Manual Ⅱ),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之间。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的值域,便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大概在1985年以前基本是在106、107左右。从1985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就逐渐地上升,到了2000年左右,出生性别比就很高了,能达到120,到2004年更高达121.18。虽然近些年来仍有所下降,但2016年出生性别比仍高达113。而国家卫计委公示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这个目标数值仍旧远高于107的上限。

▲ 中国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虽然有男女比例悬殊逐渐消失,但仍然高于上限。 ©网易数读

长达20年时间的积累,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反映在如今中国80后、90后等适婚群体身上,就是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某大型婚恋交友运营平台联合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处于适婚年龄段的70后、80后、90后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问题,并且年龄越大比例失衡越严重。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高达206,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9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10;70后、80后、90后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共计多出2315万。

婚姻市场男性远远高于女性,自然出现“婚姻挤出”效应,即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消失的女孩

为何中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如此严重?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女孩比男孩少这么多?

因为女孩消失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提出了一个“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概念,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女孩消失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因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的男孩偏好、重男轻女传统,只是至今这一现象仍在中国延续。人口学者姜全保、李树茁、费尔德曼共同完成了一个研究《20世纪中国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分时期估计了1900-2000年中国失踪女性的数量和比例。这里的失踪包括真实失踪和名义失踪,前者指涉真实的消失,后者是指女孩出生后的瞒报和漏报,而该研究估计的是实际失踪女性的数量。

研究发现,1949年以前,失踪女性的比例整体水平较高。这主要归咎于当时战乱、饥荒等社会动荡频发,“资源相对短缺时,家庭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分配到效用更大的儿子身上,女孩更容易受到歧视,溺弃女婴现象增多”。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失踪女孩比例是整个20世纪的最低值,比例为1.74%。从1980年代开始到2000年,失踪女孩比例开始不断上升,比例为4.19%,其中1990-2000年,失踪女性数量为626万人,比例为 5.65%。与失踪女性比例这种上升趋势相反的是生育水平的下降。这主要与1980年代开始严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相关。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而随着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在强烈男孩偏好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父母通过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方式,获得理想中子女规模和性别构成。女孩的消失从产后被溺弃转向产前被流产。

▲ 想生男孩的迫切,在不同孩次的性别比上有更直观的体现。1982年以来四次人口普査,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几乎都远高于一孩。 ©网易数读

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缺一不可。计划生育政策“一孩半”政策(大部分地大部分人群,如果头胎生女孩,那么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让许多第一胎生女孩的家长,生育第二胎时选择性别鉴定。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是通行的做法。《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特征分析》研究发现,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明显不同。第一孩次性别比105.5,落在出生性别比合理区间;但第二孩次的性别比陡然上升,高达155.8;第三孩及以上就更高了,高达166.4。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依旧保持这样的趋势。

▲ 性别选择,在农村地区尤甚。据了解,中国农村0-4岁少儿男女性别比已达122。当第一胎是女性时,第二胎的性别比甚至高达194.3。 ©网易数读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引起高层的关注。官方也始终在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但屡禁不止、收效甚微。人口学者梁建章很早就提出,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毕竟重男轻女的观念虽已淡化,但会长期存在,而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

2014年和2015年,官方终于相继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姗姗来迟。但随着国人生育欲望的下降,生育率屡创新低,男孩偏好和追求男孩的行为依旧突出,问题依旧严峻。

▌彩礼与婚姻圈的“双重挤压”

逐渐放开的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还有待观望,但性别失调已经对到了适婚年龄的80后、90后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新华社对农村地区结婚难的报道中,指出的另一个症结是:彩礼重。彩礼是中国古代延续至今的一种结婚礼俗,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中国的不少农村地区,彩礼标准是“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则是不动产。男方需要给女方的彩礼,动辄数万元、甚至一二十万元,还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这意味着一个农村家庭,一个男性结婚的消费,不吃不喝就得攒至少十年。彩礼重,让很多贫穷光棍结不起婚。

▲ 为了攒够彩礼钱,不少农村夫妇都会一同外出打工,但“父亲结婚时借的钱刚还完,儿子就又要结婚了”的现象依然有不少。2016年9月17日,徐亚玲和男人们一样在工地上捆绑铁丝。她19岁的儿子快接近结婚年龄,按照老家的风俗,结婚时男方要给女方最少6万6的彩礼钱。徐亚玲笑称:“拼命干活就是为了给孩子准备彩礼钱。” © 鑫视界 / 东方IC

不少社会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主要还是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稀缺的女性,过剩的男性,“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刘燕舞在《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中,以位于河南省南部某县、湖南省东北部某县、贵州省北部某县三个村落为样本,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三村的婚姻消费和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7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的话,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16年才能负担得起。而到了现在,大概得20年才能付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舆论对彩礼重现象进行了多番批评,婚嫁中的女方往往首当其冲,仿佛她们是彩礼重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这样的批评不仅本末倒置,也打错了靶子。暂且不论男女比例失调并非女方的错,关键在于,高额的彩礼往往不是归属女方所有。学者陶自祥在《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通过性别视角对彩礼现象进行审视,发现“家长为凑足儿子成家时所需要的高额彩礼,为保证儿子这一代香火延续,家长往往只好出让文儿或强迫女儿早婚”。

也就是说,在许多农村家庭,把女儿嫁了拿到高额彩礼,才能为家中的儿子支付彩礼,娶进儿媳妇,彩礼的本质更近乎,“卖女儿”。有些家庭主宰了女儿的婚姻自由,谁给出的彩礼高,就把女儿嫁给谁。因此,“高额彩礼给家庭所有成员造成危害最大的对象应当说不是父母、也不是儿子和媳妇,而是嵌在家庭代内关系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女儿”。从这个角度看,彩礼重既是性别比例失调的结果,也是中国男女不平等这一问题的延续,其责任显然不该由女性承担。

社会流动也导致传统婚姻圈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流动性较小,婚姻圈一般是在同一村落或者相邻村落,大部分青年结婚都依靠传统婚姻圈来解决。但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流动加剧,农村中的不少女性也都到外打工,跟农村中的男性相比,她们外出时的年龄更小,也有更大概率在城市中沉淀和居留下来;相反,流入村落的几乎没有,婚姻资源的流动并不对称。许多走出农村的女性,都不愿意返回农村嫁给农村的青年,而是选择与同样在城市中奋斗的男青年组建家庭,传统婚姻圈被打破,全国婚姻圈形成。这自然也加剧了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的婚配性别比失衡,许多家庭条件差、自身条件差的农村青年便遭到挤压。同时,这也是婚姻市场中光棍现象突出与女性未婚率提高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的原因。

总之,中国农村地区光棍现象,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其背后牵涉到政策、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积重难返。如果官方不及时从调整性别比、提高女性地位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调整,这一难题还将长时间存在,并且“光棍危机”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会逐渐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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