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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绅士的性别平等

章罗储林

最近,田方萌老师的《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引起了广泛讨论,相继有《反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等多篇文章对前文观点进行了反驳。田老师随后以《我不是男权主义者》作出回应,认为这些反驳多是“对拙作的误解、歪曲和诬蔑”,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试图证明自己支持性别平等。

但正如我们不会因为乔治·华盛顿将他名下的黑奴全部释放就认为他是黑人平权主义者一样,将问题单纯诉诸个人行为的“互丢泥巴”式辩论恰恰有可能遮盖了结构性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认真检视文章论点背后对女权主义和性别现状的“误解、歪曲和诬蔑”,澄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别平权

少子化为何出现?

在两篇文章的论述中,田老师认为:“低结婚率和少子化正是因为女性拥有了更多工作权利。”同时,他自我辩解道:“其实我很支持女性的生育权、堕胎权和工作权,只是说少子化是为这些权利付出的代价。在我看来,人类必将像日本那样走入老龄化社会,有些政策也许能延缓这个趋势,但是改变不了方向的。”

的确,进入职场部分地推迟了女性的生育年龄,表面来看,女性是因为不愿意丧失工作机会而放弃了生育。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并非女性拥有工作权一定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在北欧五国,自1990年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基本维持在55%以上,而生育率总体上由1990年的1.8成长至将近1.9。而在我国,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劳动年龄人口数据,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为82.5%,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1.5%;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劳动参与率为78.2%,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7%。

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由11个百分点扩大到14.5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但生育率也在不断降低。这从反面说明田老师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那是什么使得生育率不断降低呢?

2010年底,致力于制药行业的日本持田Health Care株式会社对日本男女在妊娠、生产、育儿方面的担忧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尤其是女性,最担忧的是“育儿费用的负担”。日本在上世纪泡沫经济以后,高昂的育儿费与教育费对年轻夫妇构成了巨大挑战,抚育儿女显得捉襟见肘。“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很难与工作齐头并进”、“无法进入托儿所/托儿所太少”也成为女性较为担忧的情况。

事实上,女性通常是主要的育婴人力,留职停薪的平均时间是7.1个月,女性、非主要家庭生计提供者的请假时间会较男性、主要家庭生计提供者更长。育婴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男性,对职业生涯的阻碍大,造成了女性婚育意愿的降低。因此在大部分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M型。女性结婚生子时,常常会在职业黄金期退出职场。育儿之后,她们往往又会作为非正规部门的雇员重回职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子女现金补贴和工资性别差距持续存在,会对从事正规工作的女性劳动者人数产生负面影响。而由于福利完善和工作安全感,正规部门女性劳动者的比例上升,反过来与生育率上升相关(Luci-Greulich Thévenon,2013)。

简单来说,现存制度不愿意采用社会化的方式来保证人类的繁衍和教育,将生育、抚养、教育的责任更多推给了家庭。社会化的抚养没有短期利益可图。即便政府愿意为生育者派发津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津贴也远不足以补偿生育者的付出。这才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生育率下降不是女性进入职场必须付出的代价。

笼统来说,这是一种剥削。为了追逐短期利益,社会迫使部分人不得不在“被婚姻家庭绑架”或“不生育”两者中作出艰难的抉择。社会化养育职能的缺失,又导致部分新出生的孩子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阶级固化现象。阶级固化所带来的青年贫穷化又使得生育愿望进一步降低,长此以往,导致了不断恶化的生育率。

这当然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但不可避免的,阶级问题与性别问题共同造就了生育率下降、少子化的后果。将责任归咎于性别平权运动带来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是倒果为因。

▌照顾劳动是什么?

对田老师来说,“成为出色的职场女性,和培养健康的下一代,两者不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吗,不都应该受到我们的承认吗?关键不在于工作还是回家,而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在两者间选择的权利”。对他来说,培养下一代、照顾家人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情感上的天职。他甚至惊异于女权主义者将全职照顾视为一种剥削,认为这是“指鹿为马的本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女性在家庭中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个理所当然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一个意图宣扬母爱的国外广告揭露了真相。整段影片虚拟了一个“营运总监”的工作,由假扮的面试官招来真实的受雇者接受面试。工作的第一个要求是“高移动性”,要求受雇者大部分时间都站着、弯腰、运用体力,工作时间是7✖24小时无休。这份工作还要求受雇者给服务对象高度的关注,有时还要熬夜,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活,会被要求放弃那种生活。听闻工作条件,参加面试的人不禁面露疑问——这份工作合法吗?有人则觉得这种工作待遇根本是个恶心的笑话,毫无人道。

至于薪水,面试官说是0,面试者中无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接着面试官揭开谜底,实际上现在有数十亿人正在做这份工作,这些人就是女性。女性在生理构造上天生具有生育能力,但照顾责任则该由后天的协调来达成。然而,相当多论述却都指向“好母亲”、“母爱是天职”,例如“亲喂母乳”、“母乳最好”、“男人不懂得照顾孩子”等。女性被先天性地视为从事照顾和家务劳动的不二人选。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联系的可靠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究竟付出了什么?

我们都想因爱成婚,但走入婚姻制度,建构两人生活,要肩负的从来不只有爱,随爱伴随而来的,还有隐形的情感付出,与无明定时间的家务。正如上面的广告所揭示的,这些家务不仅仅是照料,也是另一种劳动。社会正式的劳动生产力,有赖妇女在家庭和亲朋辈间所作无酬劳动的支持,她们更是建立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为社会生育、培养下一代劳动力的重要动力。这些劳动被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无酬劳动”。

联合国在1995年发表的统计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妇女平均比男性多花两倍以上的时间在无酬工作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家事及育儿工作主要仍由女性负责,男性仅是帮忙的角色。如此琐碎、繁复以及耗时的劳动内容常不被重视,不仅接受服务的人忽略它的意义价值,社会或政府部门在显示国民所得时,也都将之摒除在外,不视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1995年出版的世界性调查,若对无酬家务劳动的生产总值加以计算,应当佔全体国民生产总值的10%-35%。但这样的劳动被视为女性的天赋职责所在,因此理所当然不被计入经济体。

也就是说,与田老师所设想的不同,全职照顾就是一种彻底的剥削,剥削的对象主要是所谓具有照顾天性的女性。

意大利的女性主义学者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认为,家务劳动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女人被形容成有一种内在的阴柔特质,让她们“天生就会做家事”。并且,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话术,把家务劳动描述成“这是一个自然、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自我成就感的活动”,让女人在成长过程中,透过她们的每日练习——成为一位无酬的全职妈妈——并自我说服“老公和孩子就是我的人生成就”。这种剥削和活动被以爱之名掩盖,让女性忘记失去工作与工资的自己,变成经济上完全依赖配偶的角色;同时,负责家计的配偶因为家庭有人免费打理,才有办法心无旁骛地在职场中为雇主做牛做马,这种做牛做马又接着被资本逻辑包装成劳工为了养家自愿拼事业。在她看来,这种家务的包办是唯一让在职场中奋斗、疲惫一整天的劳工,回家后不至于精神崩溃的有效方法,这个系统中唯一获利的,当然就是真正通过劳工的付出,赚到价值的雇主与整个资本体系。

女性如何成为女人?

田老师认为,女性与男性存在一些生理上不可跨越的差距,从而导致了女性与男性的差距与男女之间分工的不同。但是,性别真的是一成不变的吗?性别所带来的差别真的具有我们所说的意义吗?

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并非必然,而是人们在历史的进程里、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性别即是如此。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性别是人类文化当中对于性别身体特征的理解,关乎社会生活为性征赋予的意义。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酷儿理论的创始人朱迪斯·巴特勒在1980年代提出了性别操演论,在她看来,性别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更像某些行为或特质的统称。性别概念将人按照其生理器官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在“女性即女人,男性即男人”的基础上规定“女人只对男人有所渴求,同样的,男人也只能对女人产生性需求”。

社会伦常对异性恋的自然化和对同性恋的反常化保证了男性和女性的相互配对,因而进一步保证了繁殖系统的有效复制,从而维持人类种群高效率的繁衍。性别概念将人类根据其性征进行区分限定,将人的存在局限于其生殖意义。因此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受性别观念的桎梏。

因此,性别是被社会演化出的观念,性别本身并不具有生理意义上的决定性(expressive),相反,它要求人按照社会建构出的性别概念表演(performative),以保证对繁殖效率以及男性优势地位的持续维护。这也是性别操演论名称的由来。任何在传统性别观念中减损人对其异性“吸引力”的行为(男性显露其脆弱/女性显露其强势),都是社会不容许并将予以惩戒的(娘娘腔男人婆等攻击性言语等等)。这种惩戒实现了对性别概念的固化。因此,性别概念不仅压迫女性权利,它也在诸多方面压抑着男性的自由。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男性的自杀率普遍高于女性的问题。

在这样的性别预设下,“女性的天职”就这样产生了。与田老师以为正确的观念不一样,女性适合做什么、从事什么职业等一系列观念,从来都不是由女性的天性决定的,恰恰相反,是由社会的期望不断构建出来的。政治哲学家Susan Moller Okin提出了“女性脆弱的循环”(Circle of Vulnerability)的概念,揭示社会期望是如何令女性从小一步步陷入一种脆弱的状态,并形成恶性循环。

Okin认为,女性对教育和事业的追求,深受社会期望的影响。她们的性别角色,就像游戏角色一样,是由社会传统文化所设定的: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结婚,女性是家务和育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的设定,通过社会化过程,也成为了女性对自己的一个预期。她们因此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婚后会同时面对家庭与事业。为了“平衡”这个两难处境,女性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工时更灵活、时间精力需求更少,因此竞争性更低、工资更低的工作。如果将来的职业是这样的,那她们在教育上也不需要太追求攀登高峰。

在女性降低学业和事业野心的同时,社会的劳动市场又为她们的路途增添绊脚石。传统的性别偏见,加上女性的生育成本,让女性在求职过程无法获得与男性相等的实质机会。

据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孟晓驷在两会上提到的一份来自近万个家庭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近半数(49.1%)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关注应聘者的性别和婚育状况,17.1%的女性在求职时被问及是否生育二孩。不少用人单位负责人表示,招聘时一般不考虑已婚未育或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

据“女大学生就业状况与问题调研”课题组对12所高校毕业生的调研发现,女大学生投简历的份数和参加面试的次数明显多于男大学生,获得录用的机会却相对更少。全国妇联在调研中发现,2016届女大学生初次就业率明显低于往届,也低于同届男大学生。部分女大学生在经历一系列求职挫败后,为了实现就业只能不断降低对就业岗位和薪资水平的期待。

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统计,1999-2007年近10年间,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却明显拉大。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的年均收入(包括各种收入在内)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2007年为16126元,是男性收入的68%。城镇女性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行业,在相同职业中女性的职务级别又比男性偏低。尽管女性在各级负责人有所增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还高于男性,但由于职务职称级别相对较低,男女两性工资收入差别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负责人中女性收入占同类男性收入的比例仅为57.9%,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只占68.3%。2007年,女性受教育年数已经达到男性的91%左右,而在绝大多数行业,女性工资收入通常都不到男性的70%。以农林牧渔为主的女性年均收入仅为男性收入的59.6%。农业收益不高和农业劳动的女性化趋势,导致农村女性收入低于男性。

从家庭来看,男女两性工资收入差别也普遍存在,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妻子,其平均年收入仅占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丈夫的78%;初中文化程度者中,妻子的平均年收入是其丈夫的82%;高中文化程度者中,妻子的平均年收入仅占其丈夫的68%;而在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之中,妻子的年收入也只有具有同等学历的丈夫的85%。在各个文化程度上,丈夫在高收入层分布的比例都要大大高于妻子。特别是现有政策和制度下,女性退休年龄低于男性5-10年,不仅缩短了女性的职业生涯,也减少女性的终身报酬。

女性在婚姻的开始,便已经处于一个不利地位:她们的经济收入大多比丈夫更低,事业发展前景也比不上丈夫。面对这样的劣势,女性可能倾向认为,专心家庭,让丈夫有更多时间精力在外工作,对整个家庭而言是更有利的选择。她们因此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劳动,失去更多发展自己事业的时间,越来越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经济的不独立,令她们无法挣脱家庭劳动的传统性别分工;而无法像丈夫那样全身心发展事业,更不要说去质疑劳动市场的性别结构。就这样,“女性是育儿和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社会期望,就像一个会自我实现的“预言”,是社会传统文化加在女性身上的一个咒语,每一天都在耳边重复。而可悲的是,这个事实却被用来证成性别概念的合理性与不可颠覆性,可谓讽刺至极。

大多数的不平等现象并非必然,在人类学家看来性别不平等同样如此。人类学家Sherry Ortner认为:女性因为其生育能力被视为更加接近自然,男性则因为更多进行社会活动而被认为更加接近文化;而人类创造的文化,又被认为是要超越、高于自然的。这样一来,女性就被认为应该从属于男性。Ortner特别指出,女性并不是真的比较接近自然,只是一些身体特性使得人们认为如此;而对文化与自然的价值评判,更加主观。因此,Ortner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一种社会建构;男女地位的差异,基于人们对于男女生理差异的观念,而不是生理差异本身的必然、直接结果。

性别分类有意义吗?

田老师说:“我们都知道有些男人个头矮,有些女人个头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男人总体而言比女人个头高。身材高大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特征之一,以至于个头高的女人会产生性别认同问题。”但是,在某一地区和另一地区的人之间,同样会有身高差距存在。那么为什么以性别分类就有意义,以地区分类就没有意义呢?这种分类标准的选择与对这种意义的诠释,在多大程度上如上文所说,是在历史的进程里、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呢?

上文提到的朱迪斯·巴特勒指出,任何主体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表演仪式(或者用更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实践活动)而不断生成的,性别主体是其特例。因此才会有“性别与性取向都是流动的”这样的说法。这种理解是对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种现代阐释。而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更深一层:如果人类的有机体和机械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存在,那么划分男女还有意义吗?这不正好说明,男/女划分和性取向划分都可以视为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历史现象吗?

现有的科技和生产力还不足以真正消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即难以借助阴道性交之外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繁衍。对于充满改造人(赛博格,Cyborg)和能够实现人类的繁衍不依赖配子结合的社会而言,谈论男女的性别划分将无意义。或许我们可以开始思考,性别这个分类标准是否仍有巨大的意义?

田老师不断强调,“我信奉性别平等的原则”,但是从两篇行文中,我们看不到真正的性别平等意识。或许他信奉的性别平等可以加上一个定语:“绅士们施舍给女性的”。这种绅士性别平等主义者要的不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女性,这种“性别平等”是掌权者对于弱势方的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性别议题,而是与阶级议题纠缠在一起,这正是其复杂之处。但这不代表性别的面向不重要,恰恰相反,推翻性别规训与压迫,是反压迫的重要一步。我们不仅要看见家庭中的无酬劳动者、了解阶级差异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并寻找团结的可能,更要挑战对资本有利的——女人跟照顾与家务工作的自然连带。

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然,或许都并不自然;我们以为的规则,或许都并不该成为约束,只有意识到现行规则的问题,我们才能一点点去打破,写下自己或许挫败却有意义的历史。我们所希冀的性别平等的社会中,女性不再是海尔茂的“小松鼠”,而将成为追求新生活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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