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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宁:宗教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服务功能发挥

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宗教有什么公共价值?

宗教具有两个维度:社会的维度和私人的维度。在人心灵的深处,宗教信仰的确是私人的事情,但是由于信仰一定有其社会表达,不可能也不应该只保留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因此,这种体现在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之中的表达,就构成其社会性的一面。

此外,宗教具有主体性即社会主观能动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对一个社会之基本结构的描述可以总结为:家庭、经济组织、政府以及宗教。宗教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作为社会结构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宗教与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艺等等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在社会中也必然具有主体性即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宗教的社会主体性决定了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公共价值。

当然,宗教的公共价值是否得以发挥,与其社会主体性的程度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与它和社会的关系相关。而宗教发挥公共价值的大小,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依赖于社会为其提供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宗教自身的素质。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可借用一个词“张力”来形容。该词的原意表示一个宗教组织与其周围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关系的程度。社会上不存在与社会没有张力的宗教组织,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宗教都因其特定的超此世的信仰和与之相应的教义、礼仪等,在各方面不同于社会的其他体制;另一方面,任何有组织形式的宗教团体,都希望在社会中发挥更多的影响,成为其社会中的主流信仰。这些差异与宗教团体向社会推行自身的目的,必然造成宗教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张力。

一言以蔽之,宗教与社会的张力总是存在着的,其区别只是张力程度高低而已,而这种高低之别却可以在特定环境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宗教之公共价值的发挥。

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就是如此。从其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社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张力。

▲ 电影《面纱》根据毛姆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故事,妻子在当地的教堂做护工,给孩子们当音乐老师。 © The Painted Veil

这种张力的产生,除了源于基督宗教的信仰、教义与礼仪等本身,源于基督宗教自身明确的传教目的,也源于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源于中国社会自身接纳异质文化之机制的开放程度。至于二者间张力的大小,就历史事实而言,最明显地决定于中国统治阶级甚至是统治者个体的好恶。

总之,中国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对于基督宗教的排斥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尽管如此,事实上,在总体排斥之中是有限的接纳。因此,基督宗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到1949年之前,其发展虽然曲折,但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社会主体性,在一定的空间中发挥其公共价值。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挑战与改变

在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基督教遭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新的现代时期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一种摆脱教会和神学权威的文化,其标志是,“国家和社会从教权桎梏下得到解脱”,“以世俗性日益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的兴起”,“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理论与规范,不再出自圣经启示或教会权威”。一言以蔽之,“西方文明与教会权威和神学教条日益分道扬镳”。

由于基督宗教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因此在思想意识和行动策略上都有所变化。

19世纪后期,天主教会便逐步改变了过去对社会公益事务的冷漠和与现代社会抗衡的立场。以此同时,基督教的许多思想家逐渐意识到了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问题,看到了宗教回归现代社会的契机,提出了个人宗教经验与社会关切相结合的观点,例如,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代表饶申布什就倡导“以地上的上帝之国为目标的社会性的基督教”。尽管这类思想遭到许多批评,但是,事实是,注重个人内在修炼的同时,也注重更广泛的社会关怀,已成为基督宗教的一种新思考和新出路。

从那时起,教会对社会公益工作和社会责任的强调一直延续至今。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状况也是如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教会传教路线从社会上层转入社会下层,从沿海深入内地的变化,从说教到行动,兴办学校、创立医院、济贫赈灾、发展慈善事业等就成为教会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活动。不可否认,教会进行的这些活动都与其传教使命相关,甚至是一种传教的手段。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行这些活动时教会比较充分地调动了自身的社会主体性,而其直接结果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教育、卫生等),教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9年之后中国宗教的社会服务

1949年之后到现在,各宗教与中国社会之张力呈现的是一个起伏变化的动态过程。

基督教与各宗教一样,它与社会之间张力,如果用“张力轴”来表示,是一个曲线图:即从1951年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张力逐渐增加,在后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与社会的张力达至顶点——不仅从组织上被消灭,甚至一些神职人员遭受到肉体上的消灭;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张力逐渐下降,教会开始恢复活动并迅速发展,至今,张力保持在一定的低点。

对这个曲线之形成背景的解读,可以说主要是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从将宗教视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到将宗教列入被打倒之列的反动落后的封建迷信,再到逐步落实宗教政策,视宗教为文化的组织部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再到发挥宗教界和宗教信众的积极作用。

就基督教而言,随着这条张力轴变化而变化的,不仅是基督教社会主体性的变化——从减少到丧失,再到逐步增加,而且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活动空间的变化:从萎缩、消失到恢复、拓展。

总的来看,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服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80年。在这个阶段,社会运动不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会被关闭,教堂被挪为他用,神职人员遭到了迫害,《圣经》被没收、烧毁。在这几十年里,教会的生存面临危机,遑论教会的社会服务?因此,在这一阶段,生存与自保是教会的首要任务。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2008年。从1982年开始,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关闭的教堂开始恢复,其速度之快达一天两个。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神职人员,教会百废待兴。在这一阶段,恢复和发展是教会的主要工作。尽管社会服务还不可能全面地提到教会的议事日程,但是复苏的迹象已逐步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证。

在1985年,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爱德基金会成立。其成立30多年来,致力于促进扶贫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等工作,共筹集捐赠资金20多亿元,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各类项目遍及全国省市自治区的多个县市,受益人群达数亿人。这三十多年间,该基金会的资金从绝大部分来自国外的基督教机构,转变到以国内的捐款为主,而且也开始向海外需要的地方拓展其支助。

北京缸瓦市教堂,它是北京一个大且较传统的教会。在2004-2005年已经开展一些少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例如,在街头为人理发、修车、义诊等;此外,有“拥军优属”活动,到养老院、疗养中心慰问老人、病人(一两天);赞助失学儿童,帮助神学院毕业后到贫困地区从事教牧工作的人员等。在遇到重大灾害时,教堂会多次捐款。

第三阶段从2008年至今。之所以将这个阶段从2008年算起,是因为发生在那一年汶川大地唤起了全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我们称之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

当时各宗教的捐赠额度如下:佛教界约2亿,道教界约4000万元,伊斯兰教界约2400万元,天主教界约1亿元,基督教界约1.2亿元。地震一年以后,佛教和基督教的许多信众仍然坚持在灾区。对于宗教界的救灾援助,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基督教的很多教会组织了救灾团、爱心团之类到灾区。我当时在5月的一个周末专门到一个教会去蹲点。那个教堂那一天就捐出了21万,第二天就派人送到了灾区,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全民行动。

▲ 基督教支援灾区。

在不断的发展中,宗教的社会服务内容也逐步发生了改变。第一个变化是从传统的扶贫救灾逐渐扩展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第二个变化是从无偿服务逐步转变为有收益的服务。这个阶段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大概可以总结为三个特点:教会及信众回报社会的意识增强;以教会为点的服务型为主;不同类型的教会都在参与。

▌几点比较

1)不同信仰居民的捐赠。从我们收集的资料来看,不同信仰的居民捐赠差异不是很大。比较来说,佛教和基督教信仰者的捐赠微高。从次数来讲,基督教比较高,这与每周的奉献有关。

2)温州不同宗教信仰的企业家的捐赠(2008和2009年的统计)温州的基督徒是最多的,它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从表中我们可看到,温州基督徒企业家的捐赠额度比较大,此外,有信仰的企业家捐赠较多,没有信仰的企业家相对较少。

3)与1949年前基督宗教的社会服务比较。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后,介绍与传播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知识与技术,兴办学校、造就人材,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始。到1914年时,天主教在全国开设的各类学校共有8034所,并创办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1920年时,新教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7382所,其中大学14所。

医疗卫生方面,创办医院、培养医生、推广公共卫生运动,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创立开辟了道路。由传教士创立的医院共800余所;1949年以前,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

出版方面,参与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创立: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新教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就达到7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95%。1930年时,天主教在全国拥有20所印书馆。1935年时,新教的出版机构已有69个。这些出版机构的出版不仅仅限于宗教书籍,而是涵盖了众多不同的领域,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和推动者。

慈善方面,教会创办了各种育婴堂、养老院,在历次灾荒中开展救济工作。倡导星期制、一夫一妻制,反对妇女缠足等活动。此外,引进、宣传、普及并实践平等、民主等观念意识,以及现代化所要求的制度,如法治、权力制衡、有效的管理制度等。

4)与发达国家美国比较。以2005年为例,可看到美国的人均捐款是中国的1519.7倍,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差距。

▌几点思考

1)以宗教信仰为背景的NGO组织的社会服务效率大于各自为阵的教会的效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的报告,非洲卫生基础设施的30%至70%为宗教NPO经营;在赞比亚,几乎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治疗设施由宗教NPO运作;在美国,由宗教类NGO发起的各项社会公益涉及面非常之广,从消除贫困、预防犯罪、反对酗酒和吸毒等,到帮助难民、提供医疗卫生援助、发展文化与教育,等等,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受益人群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从许多国家的事实来看,宗教组织是动员广大公民关心社会、参与社会的有效机构,被人们称为“文明社会的支柱”。按现代社会理论来说,作为“第三部门”的宗教类NGO与其他NGO一起,已成为与第一部门即政府、第二部门即企业一样重要的文明社会三大支柱之一,它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远远大于政府。

但是在中国,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非常少。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全国拥有宗教文化背景的基金会59家,其中10家公募基金会、49家非公募基金会,佛教背景的基金会居多。尽管目前中国出自宗教组织的基金会仍然屈指可数,但是它们毕竟出现了。它们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应该可以为宗教走进中国社会生活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通道。

2)中国基督教现在的人力资源比1949年前增加了,但社会服务远远不及1949年之前。

在1949-1950年,信徒人数的最高统计是103万(有说是70万)。近年来几大权威学术机构对基督教徒的人数做了调查统计:2010年基督教信众2305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2年基督徒占人口比例1.89%,约3000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5年基督徒占人口比例2%,大概也是3000万(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

在1949年时,信众数目为103万的基督徒做了很多事情:办学校、办医院、发行刊物等,但现在信徒翻了几十倍,做的事情却很有限。当然,这说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业与其社会地位相关,与其社会生态环境相关,与广大民众对它的认识和了解相关,也与基督教自身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相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3)信任是社会服务的基础。

从全国红十会2009-2012年社会捐赠收入及增长率对比表上,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捐赠收入负增长的原因是真相被揭露,导致了公众对公益慈善行业的“问责风暴”。公众对大多数慈善组织的透明度、执行力、工作效率提出质疑。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跌入谷底。

在美国,民众对募捐部门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从2012年的调查表上我们可看到这一点。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信任已成为稀有。社会信任的缺失,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各方面的,也是极大的。甚至一些信徒那怕对自己的教会信任度很高,但由于受社会的影响(仅从对社会的认识而言),对教会的社会服务却不一定认可。

一个社会有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现今的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西方社会正好相反,是小政府大社会,中间机构非常多。事实上我们的宗教机构是历史最悠久的民间社会,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会有做公益慈善的优良传统,它们应该也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应该成为社会的第三部门,变成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支柱。

中国的基督教应该为更大地发挥自身的社会主体性而努力。这就需要中国的基督教领导人有前瞻意识,积极规划能够在适当时期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远景,努力培养在发挥宗教之公共价值方面的人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有极大的自信与胸怀,敢于给宗教界松绑,让它们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社会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这不仅是社会的需要,更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本文整理自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主办的"知不知公益沙龙"第八期,经主讲人高师宁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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