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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建焚烧厂,垃圾问题怎么解决? | 四个环保组织的2017

苏怡杰,非虚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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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村庄的垃圾分类奇迹

辛庄坐落在北京六环外,村子里70%的人是外来人口,和离市区更近一点儿的劳动密集型村庄不同,辛庄的外来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在寄宿学校陪读的家长。2016年,在外地家长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辛庄成为北京市率先实现垃圾分类的村庄之一。辛庄也是环保组织“北京净公益”的雏形。

在天安门以北50公里外,辛庄和北京市区最大的联系是常有市民驱车来郊游、采摘草莓。草莓种植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辛庄和华北平原上的大部分村子一样,环境并不太好,也谈不上太坏。全村的垃圾分布在街头20余个垃圾堆、垃圾池里,等待市政环卫系统统一运走掩埋或焚烧,不仅有碍观瞻,夏天也蚊蝇成堆。同时,村民和很多陪读的家长也觉得习以为常。

但杨婧和她的伙伴们觉得,情况应该变得更好。

契机始于一只小羊。

这只小羊被杨婧养在自家租住的院子里,她觉得养羊能使孩子更加亲近自然,体会村庄生活的意义。散步或是和邻居闲聊的时候,小羊都会跟在杨婧身后。邻居、朋友来串门时,也会顺手给小羊稍上一些菜叶、水果。只要一提起杨婧,大家的反应就是:啊,就是那个养了一只羊的陪读妈妈。

春日里的一天,小羊死了,胃里发现了很多废弃的塑料袋。

不只是小羊,抹香鲸、黑天鹅、牦牛……从天空到海洋,因为误食塑料袋死去的野生动物数不胜数。

▲ 印度一处河岸上的垃圾和动物。 © A.J.T. Johnsingh, WWF-India and NCF

在辛庄陪读的另一位家长,北京联合大学的教授唐莹莹在台湾访学时曾经接触过“垃圾不落地”的理念,看到了干净整洁的成效,家长们决心把它复制到辛庄。

家长们成功地争取到了“政策支持”,在村干部和“两委”的配合下,2016年6月9日,垃圾分类工程成功在辛庄启动。工程把所有的垃圾分为三大类:厨余用品、可回收物品、不可回收物品。

厨余用品包括剩饭剩菜、果皮菜叶、杂草落叶等,这部分约占到了垃圾总量的65%,且容易腐烂,在夏季也是招揽蚊蝇的重要味源。

“净公益”成功地把它们变废为宝。利用厨余用品中腐烂的水果制造酵素,菜叶、剩饭则用来制造堆肥,它们可以完全代替化肥。2017年,辛庄村种植的草莓几乎完全使用酵素堆肥。

可回收物品占垃圾总量的10%,包括纸箱纸盒、矿泉水瓶等,这部分放在可回收垃圾箱里,等待垃圾清运人员上门回收。

剩下的有毒或不可回收物,如塑料袋、塑料包装等,则被归为不可回收垃圾箱的收纳范畴,垃圾清运人员会定期运往垃圾焚烧厂或者掩埋场。经过初步的垃圾分类,从辛庄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理的垃圾只占原来的三成左右。

不止在环保方面,辛庄在经济上也尝到了甜头。经专家检测,更换肥料后,草莓的甜度有所提高,酵素堆肥种植出来的草莓更是符合有机饮食概念,辛庄草莓的人气一直排名京郊草莓园前列。环境美化的同时,还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这是垃圾分类计划在辛庄通行无阻的重要因素。

杨婧坦言,基于长年累月的习惯,垃圾分类在具体执行上还有反复,但依靠乡规民约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毋庸置疑,新的理念已经在多数村民心里种下了种子,目前,“净公益”的工作重点是在更多地区复制辛庄的成功经验,让可执行的垃圾分类在其他地方开枝散叶。“让每个人的故乡成为回得去的故乡”,杨婧这样描述她的心愿。

▲ 每月一次的“辛庄环保市集”。

▌监督法规落实,从源头解决垃圾问题

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姚佳一直在艺术设计界工作。

2009年,她开始研究垃圾问题,契机源于某次在海边旅游看到的满地垃圾袋。到了秋天,姚佳居住的小区附近要建垃圾焚烧厂,后来虽然焚烧厂搬迁了,但她看到很多人不会垃圾分类,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通了 @垃圾分类指引 微博,每天抽一点时间科普相关知识,没想到很受欢迎,慢慢成了个关于垃圾分类的讨论平台。

当时部分主张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专家认为,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恶英不致癌,只会皮肤过敏,或者说呼吸摄入量很少,不足以担忧。姚佳觉得必须有人说出另一面的事实。她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也参与和专家的讨论,写了一些文章,变得越来越专业、投入。2015年元旦,她在城铁上看到树梢上挂着垃圾袋,决定不再等待,一定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从图片征集开始,最后联合多家环保组织组成了“民间限塑平台联合调查组”。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份被民间称为“限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从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

限塑令九周年之际,包括“笔触媒工作室”在内的12家环保组织对19座城市的119家菜市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74家使用的是完全违规的塑料袋,深圳、郑州、洛阳等城市中,被调查的菜市场甚至没能发现达标的塑料袋。

▲ 菜市场是塑料袋的“重灾区”。

起初,面对形同虚设的限塑令,志愿者几乎无从下手。在全国几乎没有一家菜市场的塑料袋全部达标,缺乏有效的榜样和标杆。通过摸索,平台设计出了“三牌四分工”模式,由志愿者监督市场,反映问题给工商局,工商局监督市场管理者,管理者监督摊档,这样相对具备可持续性,而不是“举报一起,整改一起”,治标不治本。

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执法作用的还是政府。姚佳表示,志愿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是合作,是互补的关系,志愿者作为第三方也可以疏解政府执法过程中的一些阻力,只要能把其中的一些问题说清楚,是可以形成良好互动的。

同时,考虑到摊贩的承受能力,环保组织在调查过程中也讲究方法,有时候会等摊贩把手上积压的塑料袋用完再要求工商局执法。“有些摊档一个星期就花一千块钱买塑料袋,如果摊贩损失太大的话,阻力会很大。”

到2017年12月,在限塑平台成员举报、调查、建议、宣传并举的努力下,全国范围内调查的市场中,完全使用不达标塑料袋的市场已经从62%降到了42%,比九个月前减少了20%。

直到成为“创绿家”伙伴,“笔触媒”的成员才有了资金支持,之前他们一直是靠分租工作室来维持活动经费。阿拉善SEE基金会发起的“创绿家”,支持初创期环保公益团队,资金可用于团队的人员工资、项目费用、办公费用等。“净公益”及接下来谈及的零废弃联盟、齐物循环都是“创绿家”支持的伙伴。

▌环保组织的合力

2009年在广东爆发的“番禺事件”至今仍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因缓解垃圾清运问题的需要,番禺区政府欲在会江村和钟村交界处的人口密集居住区修建垃圾焚烧厂,引发了当地居民的较大规模抗议,在民众、媒体和政府的数轮博弈后,该事件以项目暂时停建而告终。2013年,同样的项目在南沙大岗悄然落地。

事件过后,社会各界针对垃圾焚烧对人体的危害如何、垃圾焚烧是否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等话题陷入了毫无效率的多方争论,甚至演变成互相攻击,事件的公共意义陷入死局。鲜有人提及另一面:如何减少垃圾排放量?

2011年,零废弃联盟由自然之友、芜湖生态中心、自然大学、宜居广州等多家机构和行动者联合发起成立,一直以松散形式运作,直到2016年才开始组织化运营。

“零盟”成立的背景是我国严峻的垃圾问题:垃圾产量过大、政府偏重末端处理、垃圾前端减量与分类停滞不前、反对垃圾焚烧引发全国性邻避运动,公众亦缺乏分类意识和行动力。这需要全国各地的行动者有分工、有策略地合作,推动尽快建立垃圾优先管理顺序,设定明确的减量目标,调动更多社会的广泛参与,逐步实现“零废弃”社会。

因此,“零盟”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促进社会各界在垃圾管理过程中的沟通与合作,推动中国垃圾管理在行动网络与合作平台上的正向发展,通过带领联合行动、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网络维护、信息分享等方式,聚集和维护关注垃圾议题的团体和个人。

在环保组织的合力下,也有值得欣慰的事情发生。“零盟”在长沙的调研显示,由长沙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实施的《关于宾馆酒店招待所等场所禁止免费提供一次性日用品的通告》执行情况良好,调研团队随机对长沙市21家酒店进行的走访调研显示,严格执行法规、不免费提供酒店一次性用品的酒店有12家,对部分客房实行一次性用品收费的有3家,完全免费提供的共有6家。总体来讲,长沙市酒店执行《通告》整体情况乐观,酒店一次用品减量上获得一定成效。

▲ “零盟”在调研行动中发现,酒店一次性用品多为小作坊生产,生产缺乏安全保障、质量控制和环境监控;一次性用品回收未成体系,塑料回收加工行业萎靡。 © lingfeiqi.org

在推动立法方面,“零盟”和“笔触媒”也功不可没。两年间,“笔触媒”起草和参与起草了18项政策倡导及建议,“零盟”也在致力于推动强制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建立生产者责任法规、给予低值回收物回收补贴以提高回收率等一系列计划。

▌搭建公众和回收企业之间的渠道,环保NGO的另一条思路

在北京《新闻热线》记者所做的调查中,不少平时定期收集家中废品卖往回收站的家庭都放弃了原先的习惯。

“原来楼下就有收废品的,两三个月前关了,半站地之外也有一个,前几天也关了,现在要卖废品得走两站地儿,没有那个时间。”

“那次我卖瓶子,几十个,没想到价格降得这么低,以前也得一毛,现在只给三分钱一个,公交刷卡还一块呢,里外我还赔钱,这废品卖的也没什么意义了。

而回收站经营者也是有苦难言:“纸壳子卖九毛,我花七毛收,差价就两毛,瓶子收四分卖五分,就挣一分钱,你说挣钱吗?”“现在是真不好干,我也不想干了。”

▲ 北京南五环的一处废品回收站,废品回收种类繁多,曾经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 © 赵晗

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常见,早在2016年,中国再生利用资源协会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2015年,废品回收行业从业人员比2014年下降300多万人,而从2014年至今,废钢、废铜的价格持续性走低,和国际原油价格的低迷也有巨大联系。

针对废品回收业萎靡的现状,北京齐物资源循环技术研究中心在另一方面进行努力:直接建立公众和再生企业间联系的渠道,来改善“想做垃圾分类的公众找不到回收渠道、回收企业收不到东西”的情况。

很多人有意愿参与垃圾分类,也有很多“扔了可惜,但不知道该交给谁”的闲置物品,很难投入时间和精力查找、筛选垃圾分类的渠道。“齐物循环”在经过系统调查后,向公众提供咨询服务,其数据库里收纳了涵盖废弃塑料、家具、书籍等多个种类的垃圾回收企业,有效降低了大众的时间筛选成本。这样的循环系统不仅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减少垃圾焚烧和填埋,还可以减少垃圾处置的费用,甚至可以通过回收获取一定收益。

“齐物”在2017年11月份正式发布了数据库,正式通过微信为公众提供咨询服务。此外,他们还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一起做了几场二手书、家具装饰品的交换活动,希望借此在公众视野中宣传垃圾分类、回收的理念,而不是一扔了之。

目前,“齐物”接到的咨询以衣服、书和家具的回收意向居多,另外,许多人找不到塑料制品及电池的回收渠道,这些都可在齐物发布的“R立方平台”找到答案。

▲ “齐物”倡导交换闲置图书,在城市空间中通过“摆摊”等形式提供“免费取书”服务。

随着环保公益组织的不断发展,分工细分化也让环保组织的行动更加专业化,参考台湾地区的先进经验,“净公益”打造了村庄垃圾分类的良好样本;“笔触媒”则在发布专业翔实的一线报告基础上,为政府提供政策参考,推动立法、监督执法,致力于从源头缩小一次性用品产业体量;零废弃联盟建立了垃圾问题的技能培训,开发了社区垃圾分类工具等一系列社群交流平台;“齐物资源”为公众和回收企业之间打通了更清晰快捷的桥梁,亦希望借此培养公众垃圾回收的意识。

在消灭垃圾问题的共同愿景下,不同的环保公益组织正好构成行动链条上的不同组成部分。当前环保组织的发展趋势正是通过承担不同分工,来避免面对宏大目标的无力感,也增强了可操作性和行动力。相信有了NGO之间的分工及社会资源的合力,环保事业的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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