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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导师与“文凭拜物教”何以存在:学生劳动者的困境与突破

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寒门博士之死》一文,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讨论。据该报道,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于2017.12.25溺水身亡,警方认定无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根据杨宝德与博士生导师的聊天记录,以及其同学、亲友反映,杨宝德生前常被导师要求帮忙处理私人琐事。

死者并没有留下遗书,我们并不能断定压倒他的最后一棵稻草是什么。但近年来研究生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大多数自杀的理由似乎都与导师脱不了干系。2016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一名研三的学生从9楼跳下。据记者调查,其生前多次向同学抱怨“导师不让毕业”。据了解,该研究生的导师不仅不给学生做助教的交通补贴,而且还要收缴他们的实习工资,甚至强行收取论文版面费。

2016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在自己导师的工厂工作时,因工厂爆炸而死亡。“暂缓发表论文,帮导师招待客人,每天必须在实验室工作至深夜,去导师办的工厂做工……”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按时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华东理工大学规定,硕士毕业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死者在其研究的课题上“已有所突破”,但是导师不让他发表论文……

这些事件似乎都指向了导师的“师德”,但将问题的核心归咎于个人道德是毫无意义的。研究生学业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等问题已成为常态。如果不质疑“永恒”的社会结构,探究表层社会结构下隐藏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作用,并借此批判和改变现状,这些学生将一直停留在被压迫的处境中。

▌学生作为一个劳工

回顾近年来的相关争议,很容易发现导师由“老师”异化为“老板”的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学术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回归教育为本或学术为本的管理,避免行政化、功利化导向”。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国的大学中,一些研究生(甚至部分本科生)应导师或者学校的要求,除了学习和研究任务外,还需要辅助完成学校的教学、行政以及科研任务,部分学生承担了导师科研项目中的基础工作。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主编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2010)一书统计,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

另一方面,学生往往需要兼职赚取生活费、学费。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兼职,例如助教、研究助理等等,是重要的工作来源,有时是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学校往往称这类工作为“补助”、“提供学生学习机会”等,规避了自己作为“雇主”的法定责任。

于是,在高教产业的各类员工当中,在校内兼职的学生,成为最没有劳动保障(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最容易被过劳剥削(老师任意差遣学生兼职助理)、最容易被任意弹性化使用的廉价劳动力。

▲ 学生学习与劳动的区别。 © 劳动视野工作室

为什么一些研究生导师能够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承接大量企业商务服务(这被称为横向课题)因为这些低廉、弹性的学生人力成本成为竞争优势,并以“学习”为由受到鼓励。部分青年学生无法依靠这些微薄的劳务费生活,寻找另外的兼职(往往又成为另一种廉价劳动力),造成了“过劳化”和“贫困化”。

长期以来,我们常常认为劳工就是在生产线上从事机械劳动的蓝领,学术工作也与“劳动”一词相距甚远。但自1970年代以来,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随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而显着减少,产业结构随之变迁,劳动早已不能仅仅用于指代制造业的工作。

无论如何定义“劳动”,劳工一词的意涵仍是为雇主的事业劳心劳力,从而获得报酬的工作者。研究生从事协助性的教育工作时,虽然经常先获得教师的指导而有所学习,但是所处的位置已不再是受教者,而是分担了教师所承担的学术劳动工作,从而转换地位为劳动者。当学生由“教师学术劳动的接收者”转变为“协助教师提供学术劳动工作的授与者”,不论是组织课业讨论的学习性质活动,还是协助准备资料或设备等非创造性工作,都不再是单纯的学习活动,而是劳动工作。

“老板”这一称呼无意中撕开了笼罩在师生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出事实:大多数研究生在学校都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有意或无意,自愿或被迫从事着劳动工作,但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却远远低于同等劳动的市场价。“学生是在学习而非劳动”“学生与老师之间属于师生关系”……这些说法掩盖了学生是劳动者的事实,同时也掩盖了在这一变形的劳动体系中,学生与派遣工一样受到最严重的剥削与压迫,却往往对其严重程度并无意识的事实。

由此可见,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日趋紧张,研究生的压力增大等问题不是简单的师德或资源分配问题,而是一个靠压榨青年学生来产出教学和科研成果的“血汗工厂”的结构性问题。将学生视作“家仆”的导师,如同职场上的“恶老板”,偶尔出现,但实属“正常”。只要结构性问题存在,这样的现象就不会在整顿师德的运动中消失。

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问题愈演愈烈,是伴随着近年来不断飙升的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现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读研?

▌求学作为一种劳动

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要上学?除了“学知识”“学做人”等冠冕堂皇的答案,最直接的回答恐怕是:不得不去上学。

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被告知“上学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等观念,不上学会受到一系列惩罚。义务教育之后,为何我们经常视求学为“苦差事”,却仍想要“继续受教育”?的确有人喜欢学习,主动选择科研,但相当多讨厌上学的人多半仍乖乖学,对升学压力一边抗拒一边自愿屈从。这种求学心态背后的现实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念好书、有高学历,才能有好工作;不念书,没学历,恐怕连工作都没有。调查研究和常识都告诉我们,教育成就与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相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不读书大概就要成为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

于是,上学也像上班一样,不上则无法生活。在取得(好)工作所要求的学历前,再多考试都是必要的,教育机会也是众人自愿欲求的。这结构性的强制力量,既非完全强迫,也非完全可以自主选择。英文有谚语:“Hard work brings success”。学生也有工作,念书就是一种工作,学生理应“hard work”,努力念书与努力工作一样,会带来成功。

因此,求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假如是消费,如听演讲一般,何来强迫上学、点名、考试竞争、排名、甚至惩罚?假如是投资,能因此获得心灵成长或物质财富,为何常常令人感到异化、疏离、缺少意义?假如是传递高尚文化资本,何必竞争如此激烈,成绩好可能要成为“书呆子”?求学也许是一种劳动,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劳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

马克思认为,劳动指能创造对人类“有用事物”的活动,其中产生的物品因凝聚了劳动而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物品,满足需求,雇佣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捷克学者Karel Kosik进一步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是指人们有如进入一个既定物、器具化的世界一般,时时操持、受制于外在的客观世界的一种状态。操持并非是被强迫,主体也參与形塑了这一异化过程。异化不是指人完全成为客体,而是一种既有主动性却又受控制的情况,这才与自己形成了疏离。

综合而言,劳动是指一种创造有用性、创造价值性、具有操持状态、含一定强制性的活动。这样的定义,使得现代社会中除雇佣劳动以外的其他劳动形式,如家务劳动、受众劳动等等皆可被纳入研究的范围。而现代社会中的求学活动创造与传递了有用知识、培养人们劳动力、使进一步的劳动活动成为可能,即包含了创造有用性与创造价值性的要求。另外,前述提到学校教育已变成一种不得不进行的异化活动,也正符合具有操持状态、含有一定强制性的定义。因此,求学可以也应当被视为一种劳动。

▲ “受众劳动”,英文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是广告支持下的传播业所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生产这种学习消费的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目的。 © The Dailydot

为什么求知会被异化为一种劳动?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经提到:“全世界的商品可以被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从劳动力区分出来的商品。”劳动力之所以特殊,正是因为劳动力是唯一可生产超过自身价值、能增值的商品。英国学者Rikowski提出,劳动力正是学校教育生产出的最重要的产品。劳动力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其在雇佣劳动过程中所生产出的商品与剩余价值,使得社会生产得以积累和延续。而学校教育,就是劳动力社会生产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到,资本家通过将生产工具私有化,剥夺了劳动者独立进行生产的可能,使得雇佣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贩卖了”。因此,要么过劳、要么失业的劳动者别无选择,与资方共同维持这一生产关系持续运转,促成更多的资本积累。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产水平与消费要求,资本家要求每一个雇佣劳动者提高自身的使用价值。劳动者进入学校参与求学劳动,通过获取更高水平的文凭来证明自身的使用价值,换取工作机会。而具有标准答案的考试、竞争排名等形式,则规训与生产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劳动力。

国家为了明确教育制度生产出的劳动力质量,使资本完成筛选与配置,推行文凭制,使雇佣劳动过程与求学劳动过程得以结合,不同等级的教育体系成为判断劳动力价值的工具,形成阶层化的教育结构,最终对应阶层化的劳动力市场。“文凭拜物教”由此形成:人们为了获取更高的薪酬,从而“不得不”寻求更高一级的教育。

文凭的制度化使求学劳动有垄断性的生产地位。对投入时间和成果的规定,使未达到某一阶段教育标准便无法取得相应的文凭,求学劳动者也无法证明已投入时间的价值。因此一旦进入,便要持续投入,取得文凭。

新经济需要更高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以低廉的价格,获得高使用价值的劳动力。应运而生的教育产业化催生了高校扩招,使本科教育在阶层中的位置不断下降,国家和资本又将大量的优质资源投注于最顶端的高校。人们不仅要更高的学历,也要进入最顶尖的学府,“文凭拜物教”现象愈演愈烈。进入优质学府的学生,面对学校内外的双重压力,师生关系面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怎么办?

通过劳动学习知识、技术,学习如何运用自身的劳动力创造,原是人类的自然本质,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学校教育学习的过程,却沦为劳动力生产,并要在劳动者之间竞争,脱离了满足个人或社会需求的人类劳动本质。

只要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是让学生在未来能竞争取得(好)工作——成为优良的劳动力商品,求学劳动过程就必然是异化的。考试改革、学制改革、教学内容减负等等,恐怕都难以改变现状,需要更多批判与实践能量。

美国学者Bertell·Ollman曾说过:“教育应该是一个更能让人民集体地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技艺。”真正理想而民主的教育,除了能够彻底发展人的个性和能力,更能够促成其參与社群、保持批判精神、勇于实践的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学生在求学阶段所受到的明显不公境遇,正视学生劳动者这一基本身份。

▲ 近年来,学生不再只是作为劳工运动的声援者而是作为主体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工学联合”的新一波运动浪潮。图为20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工会(GWC)发起的游行,要求校方承认工会地位并展开协商。 © GWC

学生不但直接参与求学劳动教育体系,其作为未来的劳工、劳动力的后备军,倘若能持续反对学校教育将自身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并抵抗将群体阶层化、个体化的配置逻辑,现实才有可能改变。

而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未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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