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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胜利了 | 伊朗行纪之四

郭建龙,独立作家、财经记者、IT工程师

在德黑兰,有一个不是景点的景点,它吸引的游客并不比传统的古列斯坦宫或者国家博物馆少。这是一片巨大的庭院,用红色的砖墙与首都其余的空间隔开。

庭院位于德黑兰南北区的交界,看上去破旧不堪,在红砖围墙的上方还架着铁丝网,庭院的大门上有着岗楼建筑。可以想见,在三十多年前,岗楼里士兵荷枪实弹,随时保护着大院的主人。

在大院的外墙上,残留着一次次清洗的痕迹。每一次清洗,就会把上面大量的涂鸦清除掉。这些带着卡通感的涂鸦大都带着美国国旗,或者画上换成骷髅头的自由女神像,当然也少不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标志、拳头、导弹,表明了伊朗的不屈服。

▲ 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墙上的小涂鸦。伊朗的导弹和融化的美国国旗。 © 郭建龙

▲ 将自由女神画成骷髅的涂鸦。 © 郭建龙

我围绕着这个大院走了一圈。由于伊朗新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采取了与世界缓和的政策,于是大院的围墙又被清洗了一遍,把那些极端言论清除掉了,只保留了一部分小型的、或者不那么挑衅的图案。

在大院正门的上方,悬挂了大幅拼接照片,照片的一侧是拍自1979年的美国人质,而另一侧则是拍自2016年的美国人质。2016年,在波斯湾任务的美国士兵屡屡误闯伊朗领海,伊朗出其不意,将一小批美国士兵俘获,让他们举手投降。美国士兵投降的照片成了伊朗新的兴奋剂,让当局感受到了与大国对抗的激动。在照片上还专门写上了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评价:这是安拉的意愿。

这个大院就是革命之前的美国大使馆。所有前来猎奇的人们都惊奇地发现,这个院子太大了,远远超过了一个大使馆所需要的地盘。如此规模的大使馆不仅容纳着必要的外交机构,还会隐藏着许多不一般的机构。

事实上,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一直是被当做中东和中亚的情报集散地使用的,由于伊朗国王采取了全面投靠美国的政策,并不吝拨出大片土地做使馆之用,美国人认为这是发展情报最保险的地方。当年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政变就是在这里策划,美国调停英国和伊朗的关系也是在这里进行。伊朗还是美国从高加索和中亚两方面牵制苏联的最前线。

美国人的算盘在1979年被突然击碎。这一年的11月4日,在一次反美大游行中,一群德黑兰大学的大学生突然冲出游行队伍,爬上了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进入了美国大使馆,将60多名美国使馆人员扣押了。随后,伊朗释放了其中的十几名,剩下的则成了人质。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人质事件。

人质事件后,伊朗与美国断交,而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使得伊朗革命的重建工作彻底转向,原本上台的人属于温和派和宪政派,并不希望与美国断交,希望在保留原有宪政体制和外交权的前提下,温和地进行社会变革。但人质事件发生后,伊朗主动被世界隔离了,从此不得不走向了一条孤立主义的道路。

▲ 霍梅尼头像,以及对美国大使馆事件的简介。 © 郭建龙

许多人对于人质事件的发生扼腕叹息,认为伊朗为此丧失了民主的最佳契机。但实际上,这却是宗教保守派的精心策划,断绝温和派变革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把伊朗革命与当年的俄国革命做一个比较。1917年,俄国最初发生的二月革命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运动,温和立宪派、激进左派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共同的理想是反对沙皇。沙皇倒台后,人们还以为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立宪政府。而温和派的克伦斯基也因此被选上了台,担任临时政府首脑。

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克伦斯基试图维持住国家稳定,逐渐转向新政权建设。可是,温和派却发现总有人在不断地破坏社会稳定,制造混乱,煽动人民情绪,这些人就是苏维埃。到最后,苏维埃成功了,他们利用了人们对革命意犹未足的情绪,煽动起了更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完成了第二次革命:十月革命(或者叫“苏维埃窃国”),将俄国带入了彻头彻尾的极权时代。

一旦一个社会出现动荡,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不是温和派,而是最极端的那一派。

在伊朗1979年革命中,也有着同样的问题。1979革命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叫做民主革命,而第二期叫做伊斯兰革命。

在第一期中,虽然人们认为霍梅尼是革命领袖,实际上却希望他进行民主革命,实现伊朗的共和化。

但是,在第二期中,霍梅尼却暗中建立了武装,并挫败了一切温和派试图进行民主化的举动,开始了另一场极权运动。

只有理解了伊朗革命的阶段性,才能理解为什么至今仍然有许多人对于推翻国王之后的政治进程扼腕不已。

但这,也许从革命的第一天,就已经注定了......

▲ 涂鸦中的霍梅尼和伊朗国旗。 © 郭建龙

革命大拼盘

虽然伊朗国王是美国的铁粉,但伊朗革命之门却是被美国总统卡特踹开的。

民主党的卡特总统是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不断地鼓励伊朗国内继续开展民主化改革,但另一方面,又为了地缘政治需要,无视伊朗国王镇压反对派的举动,支援给伊朗大量的武器,帮助他维持政权。

这种自相矛盾的举动在1977年底卡特访问伊朗时达到高峰。在伊朗访问时,他继续大讲民主,将社会的热情煽动起来,可他又在同样的场合高声赞扬伊朗国王是民主自由的守护神。

卡特离开后,伊朗国内立刻陷入了混乱,特别是在宗教保守的库姆,将卡特的到来看作是美国阴谋的一部分,大量的宗教人士开始上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数人死亡。

这件事本来是一起宗教冲突,可由于伊朗的各派都有反国王色彩,立刻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抗的高潮,宗教人士与共产主义者合谋推翻国王。这样游行愈演愈烈,到最后,任何社会灾难都成为反政府的借口。8月份,在阿巴丹(Abadan)发生了一次电影院起火事件,近400人死亡。但人们很快把起火与阴谋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支持国王的人纵火,嫁祸给宗教人士。这件事后,伊朗国内的冲突立刻升级。

在种种的冲突之后,国王认定一切都是宗教人士在背后搞鬼。而宗教人士中最猖狂的,就是在伊拉克不断批评伊朗政府的霍梅尼。如果要想让社会抗议运动平息,必须把霍梅尼赶得远远的。

当时伊拉克执政的就是著名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总统。伊朗要求萨达姆政府将霍梅尼驱逐出境,远离中东。伊拉克同意了。霍梅尼被迫离开了圣城纳杰夫,前往法国居住。

事后,人们分析,将霍梅尼驱逐到法国可能是国王犯的最大错误。在纳杰夫,由于受制于萨达姆政权,霍梅尼不能随意发声。可是法国是世界左派运动的大本营,对于任何戴有反政府光环的人都充满了同情。法国记者们一听说伊朗反政府头目来临,立刻将霍梅尼当做大人物,将他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理传向全世界,再从全世界传入伊朗。

在法国和世界媒体的包装下,霍梅尼立刻从一个不知名的宗教人士变成了另一个世界革命领袖。当世界失去了格瓦拉,又遭到卡斯特罗背叛后,急需一个新的代表人物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霍梅尼在伊朗国内的宗教界都不是最有权威的,但经过法国媒体的包装,他在伊朗国内的影响力迅速超过了自己的同僚,成了伊朗革命的指路明灯。

对于国王来说,最大的损失在于,伊朗国内的高级教士中有许多温和派,他们是想与国王达成协议,希望回归平静的。他们也知道激进革命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失控。但自从霍梅尼到了法国之后,这些高级教士已经无力扭转失控的局面了,只能随波逐流,听任事态的发展。

在世界媒体的鼓励下,伊朗越来越多的派别决定和霍梅尼站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国王最终的命运。工人们开始罢工,商人们开始罢市,教士们鼓动农村人反抗,学生们上了街,伊朗彻底乱了套。

国王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一年多以前,卡特总统访问伊朗时称他为和平稳定的基石,但随着一年多的骚乱,公元1979年1月,他带着家人悲怆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家,伊朗也告别了国王时代,进入了令所有人向往的共和国。

但是,这个共和国真的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吗?

▲ 美国手枪和穆斯林信仰。 © 郭建龙

温和派失败了

国王倒台后,首先想控制局势的是国王的首相巴赫蒂亚尔(Shapour Bakhtiar),他试图接受革命,但保持宪政框架。他已经意识到最大的敌人是霍梅尼,在霍梅尼从法国回国之前,希望能阻止他,并尽快与其他的反对派达成共享政权的妥协。但巴赫蒂亚尔失败了,甚至军方都背叛了他,认为已经没有办法把霍梅尼拒绝在政治进程之外。

2月1日,霍梅尼在法国人的保护下,搭乘法国人的专机回国。世界的强权(包括美国)都在讨好他,希望能够与这位伊朗的新主人达成新协议,就如同当初古巴的卡斯特罗刚上台时,世界抱的幻想一样。

回国后,霍梅尼并没有马上冲向前台,他知道其实革命的人们大都希望实现民主和共和,而不是教士的中世纪统治。他将一位叫做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的温和派推向了前台,让他担任总理。

不过,伊朗的革命形势已经复杂化。在俄国版革命中,列宁一边与克伦斯基温和政府纠缠不清,一边不断地强化极端组织苏维埃。而在伊朗版革命中,霍梅尼一边让巴扎尔甘组成温和派政府,另一边则在强化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革命委员会(Counci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革命委员会是霍梅尼一回国就建立的一个影子政府机构。如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也掌握了对人身、经济生杀予夺的大权,既可以判处人死刑,也可以剥夺私人财物,甚至连普通人的工资都有决定权。随着委员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巴扎尔甘的政府被架空了。

巴扎尔甘并没有去讨好霍梅尼的口味,他意识到,当前最主要的是组成一个中立的温和派政府,并尽快形成有效统治,否则就会被委员会取代。他将极端的教士派和共产主义左派都排除在内阁之外,寻找了许多温和人士入阁,试图保持独立性。在这个时期,巴扎尔甘仍然与美国保持着联系,希望在不进行重大外交调整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再稳定。

但巴扎尔甘和当年的克伦斯基一样,发现不管怎么折腾,他的权力仍然越来越小。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宗教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Dadgah-ha-e Enqelab)随意审判,大肆剥夺富人的财产。这个法庭成了法外王国,却足以决定人的生死。最可笑的是,在巴扎尔甘刚组成政府,宣布了内阁名单之后,突然发现新任空军司令无法到职,原因是:这位倒霉的将军已经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了。

法庭把富人财产没收之后,没有交给国家,而是交给了自己控制的党派伊斯兰共和党(Islamic Republican Party),成了党产。结果,巴扎尔甘政府没了钱,什么事都干不了,革命委员会却发了大财,人人干劲儿十足。

这些党产数量之庞大,成了伊朗社会未来几十年的包袱。到底伊朗有多少党产,人们的估算从伊朗全部财富的20%到50%不等,他们独立于监督体系之外,成了伊朗党国的腐败之源。

当巴扎尔甘继续在前台表演时,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还建立了独立于政权的军队: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这个卫队主要由大量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听从于霍梅尼以及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革命卫队最初控制在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手中,他们胡作非为,任意生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息,这种恐怖氛围更加彰显了正式政府的无能。

在霍梅尼在努力建立这一整套冠以伊斯兰名义的影子政府时,巴扎尔甘仍然在前台试图将革命扳回到民主革命的轨道。但他的地盘却在逐渐失守。在定国号时,新的国家名称不是伊朗(民主)共和国,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味着所谓共和国,必须运行在伊斯兰教法之下,不能够超越教法。

在去往伊朗的飞机上,一位巴基斯坦人对我澄清了伊斯兰和共和国的关系。巴基斯坦人认为,“共和国”和“伊斯兰共和国”是两个概念,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虽然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只是个共和国,宪法是在教法之上的。而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才能称得上是伊斯兰共和国,它首先是伊斯兰,其次才是共和国,也就是说,教法是在宪法之上的,如果宪法条款违背教法,那么该条款就是无效的,哪怕它叫做宪法。

霍梅尼对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也都进行了激烈的“党有化”,将产权收归伊斯兰共和党,比如,银行、保险、大型工厂、石油公司、电台、电视台等,控制了这一些列公司之后,反对派就丧失了与霍梅尼对抗的能力。

但是对抗仍然存在,甚至在教士阶层内部也有着激烈的不同意见。有许多地位与霍梅尼相当的大阿亚图拉实际上是不同意霍梅尼的教士干政策略的,他们认为,政治的事归政治,而教士的事情只限于维系社会纽带,在政治之外来改善社会。

持这观点最著名的两位是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以及阿亚图拉塔列加尼(Mahmoud Taleghani)。前者公开认为教士不应该参与政治活动,而后者支持左派的理想。当塔列加尼提出质疑后,他蹊跷地死了,可能死于毒杀。

教士反对派的死亡,让和平的温和派终于被极端激进派取代了。

教法与宪法

温和派与激进派最激烈的争斗出现在宪法起草上。由于宪法是根本大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走向,温和派不可能在这方面让步。他们坚持,宪法所规定的政府框架应该排除宗教的控制,宗教和政党必须在宪法之下运营。

霍梅尼则坚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实施,也就是:在政治架构之上强加一个更高级的教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宪法地位高于总统和议会,任何政治决策,都必须由委员会裁定为不违背伊斯兰教义,才准予实行。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法大于教,还是教凌驾于法律之上。霍梅尼显然希望建立一种高于宪法的势力。

在双方的斗争中,霍梅尼逐渐占了上风,他利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制造恐怖,逼迫人们将已经起草完成的世俗化宪法交给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修改。而在选举专家委员会时,把委员会里塞满了他指定的候选人。这个专家委员会则将大量的伊斯兰内容加入了宪法,实现了霍梅尼的架构。

斗争依然很激烈,即便实现了修改,但是宪法必须经过人民表决才算通过,如何通过人民表决,成了霍梅尼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但这难不倒霍梅尼。

11月4日,美国人质事件爆发,拖了一年多才告解决。人质事件也将伊朗彻底打入了一条不归路。之前,许多人已经退出了革命,希望开始革命之后的生活。但人质事件的爆发让伊朗与美国彻底决裂。温和派原指望在革命后,与美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借助美国的帮助实现社会发展。但现在,伊朗已经彻底孤立了。

▲ 美国人烧死自由之花。 © 郭建龙

在它的邻国和世界大国中,由于之前一直依靠美国,伊朗与苏联关系一般,与阿富汗关系也不紧密。伊朗与土耳其存在着人种和政治的双重竞争,与沙特则是教派上的死对头。由于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也关系紧张。它只与古怪的巴基斯坦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展开,两国关系也进入了低潮期。

当四周全部都是敌意时,伊朗人的抱团倾向超过了党派纷争。与美国对抗带来的兴奋感冲击了整个社会。即便认为事情已经复杂化的人,也带着好奇的心情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在一片喧嚣中,伊斯兰化的宪法被通过了。斗争高手霍梅尼获得了胜利。一个类似于中世纪的伊斯兰政权出现了。

在西部遇到的那对老夫妇曾经感慨地对我回忆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革命前我们希望要一部共和宪法,但是他们却给我们塞了一本《古兰经》,说《古兰经》就是宪法,《古兰经》竟然胜利了。

但也有人说《古兰经》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实质上,伊朗还是波斯,不是阿拉伯。

一位教师告诉我:在伊朗我们必须学习两种外语,一种是英语,另一种是阿拉伯语。学英语,是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而学阿拉伯语,则是因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的。结果,我们的每个学生都要浪费十几年学这两门语言,却谁也学不会。特别是阿拉伯语,一点也用不上,学完就忘光了。他的话让我想到了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们。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4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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