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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白色革命 | 郭建龙伊朗行纪之二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在伊朗,人们一直说“伊斯法罕半天下”。意思是,来到了伊斯法罕,就可以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商品。这里曾经是中古时期塞尔柱帝国的首都,但对伊斯法罕影响最大的,则是近代的萨菲王朝。作为萨菲王朝的首都,伊斯法罕拥有着全伊朗最大的广场——伊玛姆广场(Imam Square),虽然个头比不上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却比天安门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特色。

在这里,你看不见任何的安检仪和防爆器,也不会有排着长队的身份证检查和四处逡巡的便衣,这里只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当地人。

▲ 伊斯法罕伊玛姆广场上的马车。 © 郭建龙

这里虽然是旅游胜地,可一直没有变成隔离的盛景,而是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伊朗人是一个爱旅游的民族,一到周末,往往一家人甚至几家人约在一起,驱车数百公里找一个地方野餐,伊斯法罕的伊玛姆广场就是家庭聚餐的目的地之一。

每到夜晚,伊朗人会把广场填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在喷泉里玩水,大人们铺上一块地毯开始晚餐,周围的冰激凌小店生意兴隆、薄利多销。在广场周边是几座历史性的清真寺,以及一圈巨大的回廊。回廊两侧的店铺里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用品和特殊的手工艺品。全伊朗最好的手工艺人在这里都拥有着铺面,他们在铺子里创造和展示,艺术品还保持着全手工的传统,即便已经成为旅游中心,但价格依然合理,比起中国同类型但劣质的物品要低廉很多。

这里最常见的工艺品是玻璃制品、骆驼骨制品、伊斯兰特有的细密画、在铁质胎器上的星辰画、铜雕、地毯和棉布。许多工匠都参加过国际大赛并获了奖,如果是在中国,他们早已脱离了工艺的第一线,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导师和掮客,但在伊朗,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从事着终身职业。

在一家手工棉布店里,我被店老板拉进去。

店铺里除了展示布匹之外,还有一架印染的机器,以及若干木头的雕模。匠人们总是乐于设计新的图案,他们把图案先刻在雕模上,再通过传统工艺上色,将图案印在布匹上。

店老板是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家已经好几代人都从事这个职业,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他的父亲。按照他介绍,当年在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时,从国外蜂拥而来的各种王子王孙都来买他的布料。

说到这儿,他指了指了墙上的照片,在一块长方形的区域内,悬挂着获奖证书、媒体报道,还有家族的工作照。在照片中,我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着装时髦的女郎,骄傲着仰着头。女郎留着长发,露着双肩,穿着一条华丽的裙子,站在自由塔之下,与西方的现代女郎无异。

主人仿佛看到了我的目光方向,连忙解释:这是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女人的着装,那是在革命之前,女人不用戴头巾。他之所以挂这幅照片,是因为这位女郎所穿着的布料,就来自他家族的设计。

那时的女人就可以这样穿着吗?我问道。

那当然。他骄傲回答。伊朗的姑娘一直那么漂亮,她们的容貌和穿着让美国人看起来都跟猴子一样。主人说着说着,就跑了调,开始回忆起革命之前的开放时刻,但随后,又把失落的眼神拉了回来。

▲ 伊玛目广场巴扎内景。两边都是手工业店铺。伊朗的手工业一直非常发达,即便革命和公有化也没有摧毁它的基础。与阿拉伯国家妇女待在家里不同,伊朗的妇女虽然被逼迫戴上了头巾,却很喜欢抛头露面逛街。 © 郭建龙

实际上,许多年纪大一点的伊朗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国王时期的某一个侧面,他们在革命的潜意识里已经认为不应该怀念那个时代,可是又总是忍不住想念一会儿,再回到现实之中。

我曾经问过伊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王领导的白色革命,和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都有什么区别?我之所以这样问,是想看伊朗人敢不敢说几句白色革命的好话,或者对伊斯兰革命进行一点反思。

但大部分伊朗人都会把话题岔开。在现在政权下,他们一个个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高手。只有一位退休教师明确地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否定伊斯兰革命,夸奖白色革命。

面对我不置可否,他继续说:这就是伊朗视角和外国视角的不同,你们看到了白色革命的好处,但我们却知道它也有不少坏处。你们认为我们应该保留白色革命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我们希望在保留白色革命成果的同时,把坏处也克服掉。只是,到后来事情失控了,我们并没有想到,为了克服坏处,反而把所有的成果(无论好的坏的)都一并丢弃了。

要想理解伊朗为什么会从世俗化改革突然转向极端保守,必须理解两个事件,第一是伊朗的什叶派保守传统,正是这些保守派作为主将,将国王和改革一起抛弃;第二个,则是伊朗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这场革命意在发展伊朗,却断送了王朝本身。

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发生了四十多年前的第一场革命,它曾经那么充满希望,取得了不少成就,却在革命情绪的裹挟下归于失败……

▲ 阿里卡普宫(Ali Qapu),位于伊玛目广场西侧,由萨菲王朝的阿巴斯一世建于十七世纪初。正是在这里,君主招待贵客,和外国使节。阿巴斯在这里第一次庆祝纳吾肉孜节(伊朗新年)。 © 郭建龙

王权之下的革命

公元1960年,在美国,年轻的肯尼迪当选总统,由此开始了美国的民权时代,人们把这当做伟大公民社会的新起点。

在肯尼迪的鼓励下,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也发动了他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如果要按照暴力色彩来划分一场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改革,那么所谓白色革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暴力革命事件,而只是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国王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的发展,彻底改变伊朗的旧面貌。

随着石油问题的解决,政府财政收入有了保障,在石油美元的推动下,伊朗进入了一个快速变革时期。国王不失时机地发动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世俗化、平权化和普遍繁荣。

具体改革中包括了几项重要内容。最重要的一项是平权,特别是妇女权益。在国王的主持下,伊朗的女人第一次有了投票权,这是继土耳其之后,中西亚穆斯林国家中第二个取得如此成就的政权。公元1967年,国王又推出了《家庭保护法》,更是限制男人的一夫多妻制和随意离婚,给了妇女进一步保障。

要想平权的成果稳固,必须配合着进行另一项改革: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也是世俗化的关键所在。只有用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精神,让人们思考问题不是从宗教出发,而是回归科学,才能防止整个社会重归保守。

▲ 亚兹德广场夜景。 © 郭建龙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在军人中组成扫盲队,到农村地区进行识字教育。在伊斯兰国家中,伊朗至今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识字率,大学生人数也位居前列。这一点也是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就。

为了巩固社会改革,必须有经济改革做后盾。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他也不会想着去学文化和提高修养。

国王的经济改革思路是:农业上要让人们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是平均地权。工商业保留了一部分国企,但更鼓励私人发展。

他主张卖掉一部分国有工业,用这些钱来补偿大地主,从大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再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感到国王的土地改革很熟悉,公元1949年,当蒋介石跑到台湾地区之后,也实行过类似的土地改革,由政府从大地主手中赎买土地,提供给普通农民,这一招也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鼓励私人发展的同时,作为从集权国家脱胎而来的伊朗,国王仍然试图保持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所以,在普通行业放开的同时,对自然资源则加强国有控制,防止私人过度占有资源。另外,虽然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但为了强调平权,要求工商业必须将利润的20%分给职工。

从改革的条款看,虽然在国家控制上保持了一定的不彻底性,但伊朗的白色革命已经是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最自由化、最尊重市场的改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亚非国家的改革往往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的是政府控制、国有企业,伊朗的改革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采取自由化和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经是异类。

这场革命即便到了今天,还有不少人扼腕叹息。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不发生伊斯兰革命,保持住白色革命的成果,伊朗的社会发展程度应该和意大利和土耳其不相上下,与西欧的差距小得多。

那么,为什么白色革命有这么多人看好,到最后却失败了呢?这还要从革命具体的内容中寻找答案。

魔鬼藏在细节中

白色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改革的执行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

国王寄予希望最大的改革是平均地权。台湾地区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平均地权运动并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土地改革为什么不如台湾呢?

两者改革计划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伊朗是由国王先卖掉国有企业,拿到了现金,再用现金购买地主的土地,最后分给农民。台湾则没有卖掉国有企业这一个环节,而是把国有企业的股份作价,直接用股票购买地主的土地。地主拿到的不是现金,只是股票。

就因为这一点点区别,让台湾土改和伊朗土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台湾的做法简单粗暴,购买一亩土地给多少股票都由政府说了算,地主实际上是吃了亏,但好处是政府在购买土地时不会存在缺钱的情况,易于推进。台湾的土改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虽然地主没有拿到现钱,但是拿到股票后逼迫他们变成了股东,为了方便股东买卖股票,台湾的证券市场慢慢地发展了起来。

而伊朗的做法看上去更公平,但操作起来却过于复杂,国王卖不出去国企,就换不来钱,换不来钱就买不到土地,一环扣一环,任何一环出了差错,都会影响接下来的步骤。到最后,国王的土改进行不下去了,进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农民们不仅不感激国王,反而嘲笑他说话不算数。

在工业方面,国王强迫企业将利润的20%给职工,这也损害了企业的自主权,他也没有得到企业主的好感。工商业与国王之间甚至变得越来越敌对。特别企业主普遍是保守派,他们更加赞赏强硬派的领导人,希望政府能够对抗外国,保护国内企业,他们不喜欢国王投靠外国的做法。

即便是受到国王恩惠的妇女们也并没有对他报以感激。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女人们早就忘记了当年没有权利时的模样,而是迅速看到了伊朗和西方的差距,她们渴望更多的权利。

知识女性的思维是这样的:我们是被束缚的,而束缚我们的是伊朗的社会制度,伊朗社会制度的代言人就是国王,所以,我们要反对国王。

她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获得的权利还没有巩固,首先要做的不是获得新的权利,而是巩固已获得的权利。如果过于冒进的话,不仅新权利不来,老权利也会被重新剥夺。

当农民、商人、妇女们一起反对这个以浮夸、奢侈浪费闻名的国王时,白色革命的成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 1971年的伊朗德黑兰的女大学生们,1970年代后期,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 © themuslimissue

被错过的机会

事后,这些反对者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反对的东西也有着无数的成就,当年他们过于关注阴暗面,却忽视了那些本该是光明的地方。

在国王主持的这二十年间,伊朗的确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今的德黑兰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的南麓,越向北靠近山,坡度越大,地势越高。在以前,古老的德黑兰只占据了现在德黑兰的南部,国王的古列斯坦宫(Golestan Palace)、博物馆等都在这片区域,在北方则是国王狩猎和郊游的地方,有着大片的空地。

然而随着伊朗经济的发展,当年在巴扎(集市)里做生意的人大都发了大财,他们纷纷跑到德黑兰北面买块地皮盖房子,结果德黑兰的南区反而变成了穷人们居住的地方,而北区却成了富人区,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从数字上看,伊朗也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伊朗的GDP在二十年里高速发展,超过了南美,甚至超过了土耳其,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而国王甚至一直认为伊朗即将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国王建立了伊朗的现代军队。在历史上,波斯的军队已经腐败不堪,在战争中屡屡遭受败绩,国王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军事技术,并培养了大批的军官和军士,构成了伊朗军队的骨干。到了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正是用国王建设的军事力量与伊拉克作战的,并取得了初期巨大的胜利。后期伊朗更是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世界,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帮助伊拉克,但伊朗仍然坚持下来。这说明国王当初建设的军队虽然被嘲笑,却已经非常强壮。

▲ 伊朗西北部的山顶城堡。这里是伊朗爱国主义的象征,表明伊朗抵御俄罗斯和苏联人的决心。 © 郭建龙

但与别人只盯着国王的缺点相反,国王却只看到了成就,没有看到自己政策造成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政策失败。虽然不断地强调私有经济,但国王还是禁不住诱惑,搞了几次七年计划,大意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做一些大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都成了摆设。而政府花钱造成了官僚权力扩张,结果,伊朗人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有些人成了巨富,大部分人虽然日子也在变好过,但贫富差距却在拉大。

当一个社会爆炸式发展时,所有的人都处于休克状态,他们都有一个本能,想抵制变化,不管这些变化从长期来看是好是坏。伊朗人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

更何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好是一个左派横行的时代,借助国王改革的东风,从欧洲传来的左派思想大肆入侵伊朗的校园,人们纷纷以嘲笑现政权为荣,国王才尝到了社会变革的代价。

为了镇压左派思想,国王加强了社会控制,于是,统治机器的笨拙和粗暴又成了人们继续嘲笑的对象。男大学生希望成为下一个反集权领袖,却毫不在意自己的暴力倾向,女大学生认为伊朗女权还不够发达,教授们则发现表现越左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伊朗的学校成了左派的大本营。

就在左派们大肆嘲弄政府,而国王沉浸在白色革命成果中无法看清局势时,他们都忽视了一支潜在的力量。

本来,在对待宗教保守主义的问题上,国王和左派们并没有冲突。他们都认为,伊朗已经世俗化到足以抵挡宗教保守势力的攻击,都认为伊斯兰教是中世纪残余,信奉伊斯兰教的,往往是最没有文化的人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德黑兰和大城市虽然都已世俗化,但是中小城市和乡村之中,宗教气氛还相当浓厚。如果世俗化能够再维持几十年,等这些宗教老保守都死绝了,那时伊朗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 亚兹德的拜火教神庙。拜火教是伊朗古老的宗教。 © 郭建龙

但到了公元1970年代,世俗化时间还太短,这些人不仅还没死,反而因为老了被当成了德高望重。当国王和左派斗得不亦乐乎时,反而给了他们反扑的机会。

于是,伊朗突然之间来了一次大回潮,传统中深深根植的什叶派思想再次洗劫了人们的头脑。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2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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