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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向左,伊朗向右 | 伊朗行纪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财经记者、IT工程师

如果从伊朗西部坐汽车前往德黑兰,下车后出了车站,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有着严格的数学曲线结构,白色的线条仿佛直插入天际,虽然人们一看就是伊斯兰风格,但与普通伊斯兰风格完全不同,它是经过改造的、现代化的伊斯兰风格,必须用复杂的计算工具才能算出。

这座纪念碑现在叫做自由塔(Azadi Tower),它曾经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国王塔(Shahyad Tower),是由伊朗的末代国王默罕穆德·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在公元1971年建造。这座塔是纪念波斯诞生2500周年的系列建筑之一,也反映了伊朗在革命之前的最高技术成就。在自由塔的表面用正好2500块大理石将整座塔装点成白色的一体,又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炬直冲天际。

▲ 自由塔。曾经的名字是国王塔,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改为现名。

人们会根据这座塔讲出许多的象征意义,比如,伊斯兰风格象征着伊朗的宗教,但是火炬一样的形态则又暗合于古代的另一个宗教:拜火教。伊朗革命前的一个特征是,人们不再把自己纯粹当做穆斯林信徒,而是具有双重特征,首先是波斯帝国的继承人,其次,才是穆斯林。另外,之所以选用白色,则代表了国王所推动的一场社会革命: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

除了这座塔之外,在古代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有着国王的另一个代表作,同样是为了纪念波斯2500周年,在遗址群的前方有一大片建筑群,这里就是当年国王主持仪式时驻跸之地。

▲ 波斯波利斯遗址。当年国王建的庆典建筑就在右前方的树丛之中。

▲ 波斯波利斯近景。这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已经成了伊朗的象征。

至今,伊朗老人们仍然能够向我回忆公元1971年时纪念仪式的奢华。国王试图把这个庆典办成一个全球性的盛典,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伊朗曾经是宇宙的中心。

为此,国王请了一大堆国际上还残存的皇帝和国王,从埃塞俄比亚的独裁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到阿拉伯国家的各种埃米尔,从北欧的国王,到英格兰的亲王,从泰国王室,到日本王子,还有各式各样已经被推翻的亲王和公主们。其他的国家元首也很多,从西方主要国家,到各色的发展中国家、没发展国家,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只要没有特殊情况,都参加了这次巨大的庆典。

一位老人回忆时专门提到:你们中国的头头也来了。

我感到很吃惊,没记得中国历史上记载这样的高层出访,连忙问是谁,他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事后经过查证,我才知道,中国派出的是文人郭沫若,当时的职务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伊朗之前,最善于做庆典的是苏联人,一到二战胜利日,苏联就搞壮观的大游行,邀请世界上各路酋长们站在红场上观光。小小的伊朗却把这种庆典搞得有声有色,超过了苏联人。

据说,这次庆典准备了好几年。主会场设在了波斯波利斯,现在的游客如果去往这座古城,必须从设拉子坐车去往小镇马武达什特(Marvdasht),从马武达什特再乘出租车前往。当时由于道路不方便,国王为了欢迎如此众多的君王们,只好专门修一条铁路连接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在设拉子,又修了一座机场。在波斯波利斯建了一系列的建筑,而最重要的竟然是一群帐篷,按照规划,来的客人们都必须住在帐篷里缅怀波斯帝国和它的君主大流士。

为了体现主人的友好,帐篷里都配备了电话,可以直拨回每个客人的祖国,而整个庆典更是利用了当时的高科技:卫星直播。据说,为了让人们体会到波斯的好客,所有的吃的喝的也是从欧洲空运过来。至于整个仪式,可以说是一个皇家摆谱、大吃大喝、空前舞会的大拼盘。

全伊朗的人们都通过电视观看了这次庆典,那一段时间,人们讨论的主题如果偏离了这事儿,就会被人看成是怪物。伊朗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的焦点。由于古代伊朗曾经入侵过民主的古希腊,西方一谈起波斯帝国都认为它是反西方的。

伊朗背锅已经两千多年,一直以邪恶的反派角色入戏,只有这一次,继承了波斯正统性的巴列维国王却与西方和解了。更重要的,这次的伊朗还加入了西方俱乐部,它正在进行的所谓白色革命,就是全盘西化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伊朗不再是反叛者,也不甘心成为落后的伊斯兰教国家,而是梦想做一个现代化的、西方化的崭新国家。

即便革命之后的人们已经把这次庆典当做国王的一大罪状,当人民在受穷时,国王却在大吃大喝,还邀请全世界一同铺张浪费。但老人们朝我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不免流露出艳羡的神色。

是啊,那时候的德黑兰突然间充斥着各国的达官贵人和漂亮年轻人,那时候电视直播上,女人们香肩裸露、珠光宝气,那时候的大街上也充满了穿短裙的漂亮女孩子,她们显得那么自信,仿佛不是生活在伊朗,而是生活在欧洲和美国。那时候人们一切的标准都是以美国为标准的,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就是伊朗上层的榜样。他们爱看好莱坞,为电影中男男女女的爱情纠葛而落泪,他们不再理解穆斯林女人的痛苦,也不理解为什么农村的父母仍然不让女儿出门。

可惜,这次巨大的庆典仅仅八年过后,巴列维国王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祖国。他的巨大财富被革命者们没收,成了德黑兰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八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伊朗社会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让伊朗人从彻底的欧美化气氛中突然间左转,变成了世界穆斯林的巨大堡垒?

当年的人们多么热切地盼望着自由,总是叫嚷国王给予的自由太少了,他们需要更多的自由。但转瞬之间,却服从于另一种势力,将他们的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在伊朗访问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弄清一个问题: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如何从一个已经较为开化的社会发生,又如何演变成彻底的宗教保守势力?

不过我不敢这样提问,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我询问伊朗人的问题是:你们怎么评价伊斯兰革命?你们怎么评价末代国王巴列维?你们对革命后的生活满意吗?

和中国一样,年轻人只是在课本上学习这段历史,在他们的回答中充满了漠然,但在老人们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却体会到了他们心中的苦楚……

世界之墙与世界的十字路口

在亚洲近代史上,有两个国家显得非常独特。

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南亚和西亚的近代历史:自从西方来到了亚洲,就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战,其中最积极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从南方海洋进入的大英帝国,以及从北方陆地压境的俄罗斯帝国。

英国占领了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想乘机继续北上,而俄国占据了庞大的中亚地区,也想借道南下。但这时,他们碰到了同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一列巨大的山脉:兴都库什山。这座山将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隔开了。兴都库什山两侧,加上几个山间盆地,就构成了阿富汗的主体,所以,阿富汗可以说是一堵世界之墙,将两个野心帝国隔开。

而在阿富汗的西面,则是另一个国家波斯(现在的伊朗)。它的邻居是一堵墙,而波斯则是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丝绸之路西段的最关键区域,从不管是从中亚还是南亚,想要通过陆路与欧洲交往,必须首先经过波斯。

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则是著名的呼罗珊地区,这里拥有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几个大城市:木鹿、赫拉特和马什哈德。如今呼罗珊地区被阿富汗、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瓜分,三座城市也分别归属了三国。

在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时代,伊朗和阿富汗由于挡住了它们扩张的去路而吃尽了苦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普什图人区域被英国人割走了一大片,由于失去了南向的沙漠地带,阿富汗还变成了内陆国家,伊朗则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丢掉了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片土地。但也因为它们处于两大势力的中间地带,两个国家幸运地保持了独立,没有被并入英国的殖民地,或者俄国的加盟国。

处于帝国的夹缝之中也让两个国家充满了危机感。从公元19世纪开始,两国的统治者就分别进行了西化改革。他们的目标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要通过西方技术,让国家现代化,足以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存活。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土耳其激进改革的展开,伊朗和阿富汗也竞相效仿,成了彻底西化的急先锋。他们甚至互相攀比,生怕落了后。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瑞士老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走过那条著名的嬉皮士之路,这条路从土耳其经过伊朗,进入阿富汗,最后经过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对于瑞士人来说,最精华的部分是波斯和阿富汗,特别是阿富汗。这两个国家都生产上好的大麻,嬉皮士们在吞云吐雾中,享受着慵懒的氛围。就算是现在人们谈之色变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瑞士人看来也充满了温馨。

▲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全景。曾经阿富汗和伊朗是两个全力西化和世俗化的国家。

喀布尔的时髦女人们和欧洲没有什么区别,她们穿着绚丽的裙子,戴着欧式的项链,出现在街头的酒吧里,和欧洲人调笑着。

喀布尔最繁华的街道叫鸡街,两侧商店林立,老板们快乐地挣着钱,和游客们用德语谈着荤笑话,并告诉他们哪个旅馆是背包客常去的地方,哪个酒吧里的漂亮妞儿多。

但谁也没想到,这已经是这两个急速西化的国家的尾声。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和阿富汗却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变化:阿富汗在改革中突然向左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伊朗却向右转,变成了极端宗教国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国家都放弃了更加自由的社会,转而变成与世界对抗的堡垒呢?

如果追究这段历史,阿富汗理应获得更多的同情,它的转向更多是被动的,最早的发端,与它不幸有两个恶邻有关。

阿富汗的第一个恶邻叫做巴基斯坦。在英国人时代,巴基斯坦属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一直延伸到海边,是大块的沙漠地带,英国人将所有的沙漠荒地都拿走了,使得阿富汗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当巴基斯坦独立后,阿富汗不得不依靠巴基斯坦才能与外界沟通。又由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有着边界纠纷,巴基斯坦不时将道路封锁,使得阿富汗变得与世隔绝。

当南路不通时,北路的苏联却伸出了“友谊之手”,向阿富汗开辟了转运渠道。但是苏联的友谊却是有代价的:在冷战中,阿富汗被划归了东方阵营,也从此开始了噩梦之旅。

▲ 喀布尔郊区的城堡。本文作者在这里曾经遇劫。

阿富汗开始是被迫亲苏,当年轻的一代在亲苏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像老政治家一样拥有辨别能力,就变成了对苏联的崇拜。阿富汗向着左倾的泥沼中越滑越深,直到阿明发动了红色革命,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

阿明的恐怖统治让苏联人都感到脸上无光,不愿承认他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苏联发动了军事行动,推翻阿明,试图扶持一个更加理性、但是也秉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执政者。不想这却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式各样的圣战者在美国和沙特的扶持下,如同野草一样疯狂出现,将阿富汗变成了几十年的战场。

更麻烦的是,沙特故意培植的极端思想孕育了塔利班,以恶邻巴基斯坦为基地,将阿富汗百年来的世俗化成果完全抹去,将女人重新罩回了布袋,将孩子从学校赶进了经学院。我在阿富汗时,年长的人会向我诉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圣战者时代,经济和社会自由度都远不如苏联统治时期,推翻了国王,来了苏联,走了苏联,来了圣战者和塔利班,阿富汗每一次改变,都是朝着更深的泥沼滑去。

在外界看来,与阿富汗相比,伊朗却是更加主动地向右转的,大学生们欢呼着让霍梅尼上台,并赶走了国王。在伊朗的官方宣传中,国王就是吸血鬼的代名词。

那么,外界对伊朗的看法,和伊朗官方的宣传,都是真实的吗?

“魔鬼”国王向右转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探访伊朗的过程中,却发现伊朗人对末代国王巴列维的评价已经在逐渐改变。

关于这个国王的成就,他如何把伊朗带入了发展轨道,人们也已经逐渐开始怀念。即便官方不承认他,民间却早已抛弃了黑白二元观了。

公元1941年,当年仅22岁的王子默罕穆德·礼萨·巴列维取代了父亲,成为伊朗新国王时,伊朗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老国王礼萨汗一心想现代化,追逐西方的发展之路,可是苏联和英国对伊朗都虎视眈眈,远谈不上友好,老国王只好借助平衡战略,与德国交好牵制苏联和英国。

但他没有想到,最后这一招反而毁掉了他的前程。伊朗并没有参与二战中德国人的罪恶,它只是想利用德国人平衡一下国际关系,但英国和苏联却认定,为了避免伊朗投入德国的怀抱,必须把老国王废除。他们联合入侵了伊朗,把伊朗划分为南北两块各自占领,逼迫老国王退位,让位给自己的儿子默罕穆德·礼萨。

登上宝座时,这个青年国王既无权,也没有经验,如何对付本国驻扎的两国侵略军呢?这时候,国王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新的帮手:美国。

二战中的美国正处于最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时期,小罗斯福总统不仅要战胜德国,还要针对盟友的殖民主义开战。他希望重新划分世界秩序,将原本的殖民地体系打碎,让一切的侵略者都退出被占领地。而伊朗就是美国式理想主义的受益者。

由于美国的倡导,年轻的国王抓住机会,斡旋在英苏两大侵略者之间,与双方签订协议,规定战争结束后半年内,两国军队都撤出伊朗。

当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撤出了,但是苏联人却并不打算撤出。不仅不想撤,苏联人还故技重施,想如同在中亚和东欧一样培养傀儡,夺取伊朗的政权。

▲ 从自由塔广场看德黑兰北部的山脉。德黑兰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从市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面的山脉。

伊朗历史上不乏英雄人物,此时出现的是一位叫做卡旺的政治家。他以政治生命为代价,将苏联人骗出了国境,保持了伊朗的领土完整。

年轻国王的第一道坎就在卡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了。不过这一道坎如果没有美国的施压,是无法让苏联人撤出的。也是从这时开始,伊朗国王相信美国是一个可依赖的帮手。这个国家与其他老牌帝国是不同的,还有理想主义色彩在内。当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逼迫下左转向苏联靠拢时,伊朗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右转向美国靠拢。

不过,伊朗的困境还没有结束,处理了与苏联的问题,还有英国人的问题在等待着。与英国人最核心的争执是石油。

伊朗的石油大部分由英国人控制。由于与英国签订石油合同太早,人们还不知道石油有多大价值,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导致伊朗政府从石油收入中获得的利益一直太小。

公元1947年,伊朗政府可以从自己国家的石油开采和销售中获得1988万美元(主要是产地使用费和税金),而英国政府却可以获得5600万美元(红利和税金)。这还不是全部,由于英国控制销售,伊朗人购买石油反而要花高价,而英国海军部却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如果将这些价格进行折算,英国人获得的利益还要更多。更何况,公司管理权控制在英国人手中,石油公司的实际利润已经被远远压低了。

伊朗和英国人的纠纷拖了很多年,又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重订了合同,伊朗政府可以获得大约一半的收益。

这个协议的达成,让伊朗进一步相信美国是可以依靠的伙伴,心甘情愿加入了美国阵营。中亚的地缘格局也正式形成:伊朗和阿富汗两个原本快速现代化的国家,一个进入了东方阵营,另一个进入了西方阵营,成了冷战的排头兵。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他们的阵营选择还会骤然转向,再次影响世界的格局。

*本文为郭建龙“伊朗行纪”第1篇,南都观察将陆续推送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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