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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如何“规模化”?

近两年,中国的公益领域一直有关于“市场化”“规模化”的争论,徐永光是“市场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中,他写道,“公益市场化讲的是公益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行的效率机制与规则,是有效公益的手段”。他将市场化释义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参与竞争,以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

理论之外,2016年11月,徐永光所任职的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共15家基金会、网络平台、研究院共建“中国好公益平台”(以下简称“好公益”),希望有效对接优秀的公益产品和社会需求,整合各界社会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以高效、精准、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针对“公益市场化”,业界亦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公益和商业的逻辑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直接以商业的标准来评估公益的成果和效率;有人指出,中国的公益尚处于发展初期,并没有理想中那样多元,此时提及“市场化”,难以保证自由、充分竞争;还有人担心在尚不完善的法治、商业环境下,资本与政治联合,影响公益的发展。

▲ 云南玉龙县河源村,在当地一个民间组织的参与下,村民们开会讨论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这类“社区营造”的项目需要深扎本土,长期投入,有一套独立于行政和商业的逻辑,目前还难以规模化。 © 中国周刊

无论如何,以“好公益”为代表的“规模化”实践已经在全国铺开。11月23日,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平台邀请了一线实践者和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规模化与公益产品共创、地区公益解决方案之间的交流融合,为规模化的本土实践提供参考。

▌到底是什么被“规模化”了?

徐永光认为,当前公益领域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公益创新只有规模化,才能形成有效供给”。优质的公益产品是“规模化扩张”的最主要部分。

“一方面,优秀的公益品牌项目有规模化扩张的冲动,但缺少资金支持和市场环境。但大量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所在地区的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团体缺乏专业知识和项目研发能力,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政府迅速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但好的公益项目短缺,公益组织捉襟见肘……企业和基金会的投入也面临有钱找不到好项目的尴尬。”

自2016年启动“好公益”以来,平台方在各地举办路演并推介优质公益项目,与各省市的枢纽合作基地共同探索“平台设计”“需求调研”“产品推介”“落地支持”的共创,共有2700多家机构参与路演,签订初步意向合作协议1115个。

首批23个产品中,儿童教育类的“公益小天使”与293家落地机构合作,“儿童安全五防课程”直接受益人150万人次,“女童保护”项目服务了620个区县,“新一千零一夜”撬动资金近2100万元。

“一些‘连锁经营’模式的机构,有意愿承担责任、带领行业发展,扩大服务的影响力。同时,很多基于社区的服务组织,他们更愿意去接触社区、回应社区的需求,但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上,需要得到一些支持。因此,(多方合作可以)让不同的机构发挥各自的专业和优势,实现强强联合,从而让更多有需求的人群获得有效的服务。”同样在探索规模化的国际机构Geneva Global项目总监Jennifer Brady说,“作为出资方,我们关注出资机构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面向不同的主体机构提供针对性的支持,让整个联合的模式更有效。”

▲ Geneva Global参与的“编程巴士(CodeBus Africa)”,该项目将编程课堂带入非洲国家,希望激发当地孩子对科技的兴趣和探索。在另一段介绍视频中,Geneva Global说,“我们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复杂背景,并且从合作机构的热情和愿景中获取灵感,当解决贫穷、边缘化等问题时,内在的创造力和对外的影响力同样重要。” © Ronald Bakoowa

平台负责人、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黄庆委将各个地区的社会组织比喻为房地产开发商,“规模化”“产品化”的各个公益项目则是不同类型的模块化建材。“当社区服务机构或志愿者团队需要开展某项公益活动时,可以直接引入平台上精心设计、多次迭代的公益项目。而不是自己去盲目地埋头研发”。

“爷爷奶奶一堂课”在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同时还倡导尊老爱人,邀请社区内德高望重且有一技之长的老人,走进校园或社区活动中心,为孩子们讲述本地文化。项目“采取标准的10节课的方式,使孩子们产生对社区的文化认同,自豪自信地成长”。短短一年时间,与“爷爷奶奶一堂课”合作的落地机构从6家增至150家,直接受益人数约30万人次,撬动资金约1300万元。

▌“规模化”过程中,公益项目如何复制?

“(‘爷爷奶奶一堂课’)有一个很棘手的社会基础——文化的多元性。这在乡土教育规模化的过程中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不能做成边界非常清楚的产品,然后不加改变就直接推广出去。北京和河南的教育内容不一样,但即便是内容有别,流程一定要是一样的。

“于是我们把项目执行的流程标准化,形成规范的操作手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这就是‘爷爷奶奶一堂课’规模化的基本路径。”创办人贺永强说。为了能与合作机构充分沟通,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困难,项目组不仅提供线上、线下的培训,还有一对一“响应式”的咨询服务。

▲ 重庆一小学,老爷爷讲“耙是怎么来的、木梯可以用多少年、犁是做什么用的以及生产工具与二十四节气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 爷爷奶奶一堂课

开发出一个可以被迅速复制的公益产品并非易事。已经服务620区县的“女童保护”有一套标准化的专业教案、教具、教材、讲师培训考核。2013年下半年,项目核心团队成员搜集国内外资料、经验,访谈专家,40多次修订之后,才终于在当年年底推出教案和手册的初稿。

然后是小范围的试讲,“获得孩子、家长、老师的反馈,儿童性教育学、青春期健康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给我们修订”。“女童保护” 发起人之一孙雪梅说。

2013年9月,“女童保护”首次在云南开课,课堂上,一个女生突然哭了,孙雪梅担心孩子遭遇性侵。“结果那个孩子说,‘老师你一直在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想要伤害我,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但是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我怎么跟他们说……’”经过那次,教材再次修订,同时提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其他照顾孩子的大人。

也曾有老师在课堂上讲曾经遇到的案例,孩子听到后表现出恐惧。在咨询心理专家之后,项目组增加了“不允许讲性侵儿童案例”的要求。“我们做的是安全教育,而不是恐怖教育。”

▲ 2013年,孙雪梅在云南给孩子们上关于防性侵的课。 © 尹安学 / 羊城晚报

到今天,“女童保护”还推出了培训资格考试。孙雪梅说:“我们有一个百分制的考核表,讲师得到90分以上才能去上课。我们是公益界的‘国考’,培训师要经过笔试、试讲、面对面的考核等多个阶段。”

在中国,有4000万重症临终老人,“他们除了需要生活上的照顾、医疗治疗,还需要心灵的呵护……2011年,我们10个伙伴开始为这些老人提供服务,走到2014年,每年已经可以服务4000多人次”。方树功是“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总干事,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找这样的速度,要1万年才能服务好4000万老人。

2015年,经过众筹,他们发起成立了十方缘公益基金会,每年资助10家与“呵护中心”同类的组织发展,“到现在,已经支持了25家,速度提升很多”。3个月前,“十方缘”又基于过去的服务经验,开发了培训课程,在全国有50多名讲师,有的培训档期已经排到了明年5月,“如果有100个义工听了课以后,最后有1个人成了专业的义工,这样我们的速度又可以提高10倍”。

加速影响范围的扩大,成为这些“连锁经营”机构在“规模化”过程中的目的之一。同时还要保护服务质量。“十方缘”联合同类机构成立了专业委员会,制定行业组织标准和服务标准,期望通过质量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来保证每个团队的服务。“通过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目前已经在45个城市有了58家组织,每天都在为老年人服务。”方树功说。

▲ 以绘本形式呈现的《老人心灵呵护技术》。 © 十方缘

▌“公益产品”如何落地?

壹基金是“好公益”联合发起方之一,副秘书长李弘认为公众的参与意愿、一线机构的成长同样重要。“光有规模化的项目还不够,(还要看)公众是否愿意参与这个议题,政策和制度是否能更好地匹配、调试和回应广义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让县域地市一级的公益组织更好的成长。这些需求往往在中西部和东三省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育也慢。有些地方的公益力量还停留在志愿者团队(的形态),没有注册,(成员)是兼职状态。当谈公益行业发展的时候,增量在这些地方。

“如果没有好的策略和方法支持这些团队成长,何谈公益生态系统下的2800个区县以及行政单位。每个县有一个救灾的组织,有一个服务儿童的组织吗?都没有,所以这个量的需求非常大。

在“好公益”,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枢纽合作基地”,负责对接优质的公益项目和本地的执行机构。

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来自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符俊杰指出,因为2008年汶川地震,大量的公益资源进入四川,当地的公益环境越来越好。他认为,从公益生态的结构和功能来看,政策、制度的支持和地方官员的意识非常重要。“这几年,政府部门、群团部门一直在推动在地公益部门的发展。我们到基层去调研,发现雅安、广元、泸州,这些经济稍微发展好一点的地区,(地方官员对于公益的)意识更高,其他市州也在慢慢转变。”此外,还需要营造本地的公益创业环境。

同为“枢纽”,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更关注“从制度或政策的层面上落到县城,找到体制内跟我们形成价值共识和行动方向的合作者”。其执行理事张健发现,和政府、在地社会组织合作的时候,对方更期待能迅速看到短期成果,“就像市场一样,客户或者消费者对成果的预期不会太长,如果周期太长,对方可能就不会使用你的产品”。

张健还提出,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合作方会遇到很多特别琐碎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给他信心,一些人走半步就退,(这时候要去想,)怎么帮助他再走半步。并且很多地方的伙伴在执行‘好公益’产品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小野心,我们还要陪伴他们做新产品的研发等等。这(枢纽合作基地)是一个角色模糊的第三方智库,它能起到凝聚、链接和黏合的作用,可能也是地方公益生态发展重要的元素。”

▲ 从发现需求到解决问题,“好公益平台”的服务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的公益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指出,“这意味着执政者对人民主体地位及其参与者权利的突出强调,意味着对社会转型进步的新调整。”

“目前有很多矛盾,都是因为人民心理层次上需求的上升,所以先在有一个政府管理战略调整的问题。改进社会管理,不如改进社会服务;改进社会服务,不如改进社会参与。

马庆钰认为,社会参与就是一个新阶段的来临,在社会转型中,必须要重视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要完善多元治理、补齐结构短板;支持社会力量在供给侧发力;根据社会需求发展民主与自治。……相对于过去的单打独斗,执政者需要各个方面联合起来,参与一系列的建设和关联事务,我们要从集中走向分散,从垄断走向参与,从一元走向多元。

“共享即共同享受治理成果。要守住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底线,这是脱贫攻坚的问题,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个都不能少;要保障人民的人生权、财产权、人格权;还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开放改革一系列的成果,大家都能享受到。”

在社会消费需求层面,马庆钰认为社会力量非常重要,但是社会公益服务存在“信息不对称”“项目落地能力”“扩散和复制”等短板,所以有些问题必须要规模化地解决。“规模化是指各类社会组织、社会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组织规模不做相应扩大的前提下,能够成倍增长”。在这一流程中,首先要遴选认证,把好苗子选出来,然后通过路演展示推广,寻找对接资源和伙伴,以实现加速复制。

这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反思,马庆钰提出,首先,一定要考虑公益服务和商业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考虑公益服务到底应该如何嵌入商业运作之中。其次,要关注“真问题”,关注真的社会问题、社会需求、社会痛点,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掺杂“花拳绣腿”。第三,公益服务要主动对接官方的民生社保等主题,关注整体的规划和战略设计。最后,公益服务规模化应该有关于效率的评估与测度,需要有成体系的指标来测量“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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