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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刷单、等级分化,互联网会伤害“公益”吗?

近日,“分贝筹”的公益筹款项目“同一天出生的你”引发争议,无论是作为筹款平台,或是筹款工具,“分贝筹”都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也还有诸多质疑需要向公众解释清楚。

今年更早的时候,腾讯推出第三届“99公益日”,公众三天捐款8.30亿元。尽管已经是第三年,但活动期间依然暴露出了或大或小的争议。如今,互联网和公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捐款者,或是公益行业从业者,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未来?

3天,8.30亿元,这是腾讯“99公益日”今年的公众捐款额,是去年的2.7倍。如果加上腾讯和其他企业的配捐,捐款总额超过13亿,公众捐款与配捐的占比为174%,“公众捐款首次大幅度超配捐”。

在10月底的“99公益回归日”上,腾讯公益副秘书长孙懿披露了更多数据——1.8亿人次的爱心互动、3500多个公益组织的6466个项目参与、覆盖300余座地级市。

从设立之初,“99公益日”就希望沟通公益组织和公众,通过自身的配捐金额“撬动”公益组织的积极性和公众捐款。到今年,孙懿觉得“99公益日”的影响力已经拓展出去了,“有一个同事说,过去他的亲戚都不搭理他的朋友圈信息,但是那些天在他‘99公益日’的信息下,他二叔回复,说也参加了。”

在撬动各方资源投入公益的同时,“99公益日”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为了获得更多的配捐金额,部分公益组织违规套捐、使用机器刷单;有人指出,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多小型机构被甩在后面,公益领域也产生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还有人认为活动规则过于复杂。

▌套捐、机器刷单已经涉嫌违规违法

早在2015年的第一届“99公益日”,就有关于“公益机构挪用机构资金,拆单后再捐回机构,从而套取配捐资金”的报道。这类“套捐”行为一定涉及机构财务的违规操作,且需要在事后再次通过违规操作以实现“平账”(设立不存在的名目,将违规取出并捐回的资金“消耗”掉)。

《公益时报》的采访中,孙懿说:“公益机构擅自挪用善款套捐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且已触碰了道德底线,对于此类行为,腾讯将进行重点审计和排查,一旦发现,将对涉事机构及项目进行严肃处理。”

“套捐”之外,还有机器刷单。随着参与“99公益日”的机构越来越多,有限的配捐金额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被“抢”完,或许是为了获得更多配捐,部分机构的捐款记录涉嫌“机器刷单”。本应是倡导公众参与公益的活动,掺入了不公平的违规竞争。

腾讯在10月10日发布的《腾讯公益平台关于“99公益日”期间捐赠合规性核查结果的说明》中指出,发现存在异常捐赠账号2.5万个,捐赠金额超700万,获配捐资金超370万,并将异常捐赠行为定义为“同一个账户每分钟捐赠次数超过5次”。

孙懿说,“目前只能认定这些账户存在异常捐赠行为,但异常捐赠行为并不等同于机器刷单,对于是否确实存在机器刷单的情况,还需要后期组织技术团队进一步审核,目前无法确定。此前所公布的相关数据就是客观呈现事实,如果确实发现存在机器刷单的情况,腾讯是‘零容忍’的态度。”

▌公益领域并非“净土”,需要自律和他律

“如果存在机器刷单,目前也没有办法杜绝此类问题,这方面不仅仅是腾讯,行业内目前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只能通过规则的制定以及公益机构相互间的自律,避免此类情况。”孙懿表示,目前没有办法通过技术来限制机器刷单行为,但需要有相关的规定和机制加以规避。

同样呼吁行业自律与他律的,还有公域合力管理咨询的执行董事冯利。她指出,同一用户短时间内捐款频次高(即异常捐赠行为)、公益项目获捐金额平均值高,这二者已经成为公益界今年诟病“99公益日”的地方。“未来,如果公众清楚这‘两高’意味着什么,那么这就不再是业内的丑闻了,肯定是公益机构无言面对社会。”

冯利认为,声誉是公益组织最重要的价值,是机构执行者、理事会,乃至整个社会共同维护的结果,“不能忽视‘两高’问题”。“这样的道德风险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但由于自律往往不具有强制性,所以需要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行业规则,比如把核实后的存在异常捐赠行为的个体、机构纳入黑名单,“请他出局,这是强制性的他律”。

▌“强者越强”,公益领域也分等级?

10月30日,在“中国互联网募捐”沙龙上,腾讯公益项目经理吴婷在介绍“99公益日”成果时表示,今年有很多地级市以下的公益组织参与进来了,一些县级的公益组织通过“99公益日”实现了第一次互联网筹款。孙懿更早时也说,无论参与数量还是筹款金额,县级公益组织、公益项目的增长都非常快。

但同时,业内也有一些机构认为,虽然看起来捐款和配捐的总额在增加,但大多集中到了几家“实力强大”的基金会,比如仅9月9日一天,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三家就分别筹得了4456、3059、1692余万元。

“公益资本论”创办人黎宇琳长期关注中国公益领域,他认为“99公益日”集聚社会各界资源,在短短数日里输出,形成了一种“运动式”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公益组织的两极分化。一些公益组织难以在这场运动中筹款,例如价值倡导类的公益项目。相比大病救助、扶贫等项目,公益倡导项目的效率较难被评估,也难于被公众所了解、接受,所以较难得到资金支持。而公益资源在一定的时空内是有限的,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有价值、原本也可以得到资源的公益项目遭遇尴尬的局面。

▲ 2017年12月2日,湖南邵阳的“河流守望者”巡护当地的水源地,发现矿厂直排的废水。类似于环保这种监督、倡导类的项目,较难获得公众的共情和支持。 © 河流守望者

在今年“99公益日”各类项目的网友捐赠占比中,疾病类的捐赠为27.42%,仅次于教育助学类的31.9%。也有一种说法称,“‘抢钱’最厉害的是大病救助类的项目”。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大病救助类的公益项目实际上在填补这一空缺。如果以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好了,在公益资源的占有比例上,可能这方面的社会需求会降低。

▌各自为营还是分工合作?

虽然同属于公益领域,但公益组织也有分类,比如居于资金等资源上游的基金会,身处一线做调研、服务、执行的机构,还有很多第三方的如提供财务、筹款、传播等支持的机构。

《慈善法》第26条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虽然《慈善法》施行之后,已经放开了公募资格的主体范围,但目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还主要是基金会。因此,很多公益组织必须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才能公开募捐。

金锦萍强调,在联合劝募中,一定要区分好责任主体。在“99公益日”的筹款活动中,腾讯是网络募捐平台(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各公募机构是善款接收方,因此也是募得款物的管理方,虽然看似是大量的草根组织在募款,但实际对外募捐的行为主体是公募机构。如果追责,首先被调查并承担法律责任的也是公募机构,若合作机构涉嫌违法,公募机构再去找合作机构追偿。因此公募机构要尽到注意义务,选好合作伙伴,在整个项目执行的过程中还要尽到监督义务。“如果出了事了,板子肯定先打到公募机构身上。”

对于合作过程中基金会是否向合作组织收取管理费、收取多少,金锦萍认为,管理费的重点在于“凭什么收”“用在了何处”。“如果基金会为合作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资金管理、项目支持)服务,包括赋能赋权,这种情况下的管理费用是理所当然。但不能只因为提供了一个公募资资就收取管理费用,这叫过路费,而不是管理费用。”“不收管理费的,也应该向公众明确,(项目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不产生管理费用,而是因为另行募集了管理费用。否则可能会误导公众,使其误以为‘零管理费用’的公益组织效率更高。

黎宇琳认为,现在公益组织的分工在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精细,他观察到,有的机构在缩小自己的职能,去专业的位置上做专业的事情。现在不是某一家包打天下,而是各自发挥自己的特点。比如腾讯在技术、流量上有优势,各地的慈善组织则有非常强的本地动员的能力。

▲ “中国好公益平台”整合不同领域的优势资源,以期将公益项目“产品化”“规模化”。 © haogongyi.org.cn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指出,“99公益日”构建起了新的公益生态,大小公益组织形成了结构化的联合,大组织帮助小组织登记注册、规范化、建立公信力、提升服务能力……“在这个生态里面,公募机构受益,小的公益组织受益,公众也受益”。

▌“99公益日”的规则应该由谁制定?

“和政府做事不一样,腾讯是在社会上做事情,它订立的规则只要符合法律和公正性就行,未必能让所有公益组织受益。”陶传进说。但同时,他认为“99公益日”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单个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领域,因此腾讯有责任构建起新的规则维持体系、矛盾和问题的化解体系、自身专业性的构建体系。“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做好事的机构,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机构。它可以让政府放心回到它的底线监管地带,不让政府承担过多压力。”

为了“99公益日”,很多公益机构提前近半年时间准备,并不断研究最新规则。针对“99公益日”的规则,金锦萍反对规则的复杂、多变。她认为应该尽量防止在活动即将开始的时候变更规则,否则会浪费之前在各种准备工作中积累的社会成本。

金锦萍还提出,“99公益日”已经具有极大的公共性,调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因此活动的参与者,如公益组织、捐款人,也有规则的建议权,而且这种建议权应该体现出来。她还建议成立一个由各个利益方参与的“规则制定委员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99公益日”的规则制定。“当形成一定垄断的时候,更要意识到公共责任的存在”。

*本文基于10月26日“腾讯99公益日”闭门讨论、27日“99公益日回归日”、30日“中国互联网募捐”沙龙的讨论、分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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